作者：丁志國 徐德財 趙晶 單位：吉林大學數量經濟研究中心 東北師范大學商學院

一、引言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并于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隨著我國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顯現，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使經濟增長奇跡背后的和諧與公平開始受到拷問，并可能最終影響我國未來構建和諧社會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近年來，各級政府都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工作的首要任務，陸續出臺了一系列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但整體看效果并不理想。近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大多聚焦“三農”問題，并且將農村金融體系建設擺在極其重要的位置。尤其是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農村金融是現代農村經濟的核心”。顯然，我國正處于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金融體系建設的關鍵時期，因此需要正確理解農村金融在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清醒地認識存在的問題，有的放矢地建設農村金融體系，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順利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構建和諧可持續發展的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按照傳統經濟學邏輯，金融內生于經濟發展戰略，農村金融是為了有效地動員農業、農民和農村的經濟資源和經濟剩余(林毅夫等，1994)。因此，過去農村金融為了服從于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成為向工業和城市輸送農村經濟資源與剩余的管道(溫濤等，2005)。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國的農村金融并非內生于農村經濟，其發展也不可能沿著自身內在的邏輯展開和擴展，而是由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過程。顯然，這種由政府主導的農村金融體系不僅不能促進農村經濟的增長，反而極有可能會抑制農村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困境就在于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關系的失調(冉光和，2008)。因此，在新形勢下的首要任務就是必須重新理順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構建新型農村金融體系，促使和保證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丁志國等，2011)。

關于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中，King和Levine(1993)指出發展我國家政府提供的低效率農業信貸投入對農業增長產生了制約效應，這一經驗證據表明政府參與的農村金融活動實際上具有明顯的負外部性。傳統經濟理論指出由于政府干預的存在市場很難達到有效，這對于農村金融市場同樣成立。正如Burgess和Pande(2002)基于印度1961—2001年銀行業政策調整階段數據所得出的結論:印度農村銀行業改變了農村的生產活動和雇傭行為，進而使貧困減少和產出增加。由此，撇開外部政策干預，農村金融機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支援農村發展，然而這仍然依賴于農村金融市場整體的活躍程度。針對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現狀，何廣文(2001)認為我國農村金融供給不能適應農村金融需求，當前農村金融體制明顯阻礙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張兵等(2002)和安翔(2005)分別對我國農村金融深化的績效和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但由于他們的研究都是在沒有對數據平穩性進行檢驗的情況下直接進行的回歸分析，因此所得出結論的可靠性值得推敲。朱喜和李子奈(2006)、楊棟和郭玉清(2007)分別實證研究了農村信貸效率和農業信貸效率，但研究的視角主要是基于傳統農業內部，不涉及農村經濟的其他方面。謝瓊等(2009)研究了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作用，結論認為農村金融制度在結構和功能上與農村經濟發展目標存在偏差。我國西部農村地區1978—2008年的數據表明農村金融發展規模、結構以及投資水平有助于農戶收入的增加，而農村金融效率對農民收入增長具有抑制作用(賈立和王紅明，2010)。事實上，之所以出現西部地區農村金融效率顯著負向影響農民收入增加源于該區域農村金融整體效率偏低。黎翠梅和曹建珍(2012)的研究就直接指出我國農村金融效率區域差異明顯，東部地區的農村金融效率總體高于中西部地區。溫濤等(2005)、余新平等(2010)實證研究了我國金融整體發展、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

張敬石和郭沛(2011)進一步基于VAR模型考察了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關系，結果表明農村金融規模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縮小，而農村金融效率則有助于緩解農村收入不平等的局面。總體而言，關于我國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發展影響的現有文獻為這一問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尚缺少一致性結論，尤其缺少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影響路徑和影響效果的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經典理論模型，選取1978—2010年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相關數據，基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采用協整檢驗、Grange因果關系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等計量方法，實證研究我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進而科學甄別現行農村金融體系的效率，回答農村金融是否真的有效促進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問題，為保證有的放矢地發揮農村金融在現代農村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政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和數據支持。

二、我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影響關系的基本判別

為了有效刻畫和判別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基本現狀，分析農村金融發展與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而驗證農村金融是否真正有效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本文選取了農村實際人均增加值、農村投資比率、農村金融相關率、農村存款比率和農村存貸比指標進行統計分析和計量回歸，指標說明及其處理見表1。有效識別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路徑，并剖析兩者發展態勢的背后動因是分析相互影響機理的基礎，因此本文首先對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相關指標進行了對比描述和統計分析。圖1描繪了我國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與金融信貸的基本狀況。從圖中可以看出，1978—2010年我國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與農村金融資產總量基本保持趨同的增長趨勢，說明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確實隨著農村產出的增長呈現同步提高，農村金融市場與農村經濟發展保持雙向協同。然而對比農村存款和貸款的變動趨勢來看，雖然兩者同樣保持了較明顯的增長態勢，但農村存款和貸款之間的差額卻逐步放大，表明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信貸供求不協調的基本現狀，同時也暗示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信貸結構為了進一步分析農村金融體系調整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本文在圖2中給出了農村金融市場信貸和投資狀況與人均實際增加值變動的趨勢分析。由表1可知，農村金融相關率(fir)、農村存款比率(ck)、農村存貸比(cd)和農村投資比率(tz)都不同程度地剔除了農村產出增長所引起的結構變化，因此圖2中對比給出的農村人均增加值與農村信貸投資結構變動趨勢能夠更準確地反映我國農村經濟增長與農村發展的基本關系。從圖2中可以看出，相比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的穩步增長趨勢，存款比率雖然較平緩，但仍表現出較明顯的協同增長趨勢，說明我國農村儲蓄率處于較平穩的增長態勢。投資比率所表現出的平行趨勢表明我國投資產出效率在考察期間并未出現顯著的調整，其推動農村經濟增長的功效有限。圖2結果進一步顯示，金融相關率和存貸比具有明顯的波動特征，且兩者呈現此消彼增的特征。相對而言，金融相關率反映了我國農村整體金融市場規模，而存貸比則一方面反映了投資轉化比率，另一方面反映了農村金融市場的信貸結構。不難發現，金融相關率雖波動較劇烈，但基本趨勢隨著人均實際產出而增長，說明農村經濟增長與農村金融市場規模基本保持平行發展。而存貸比的變動趨勢表明我國農村儲蓄投資轉化率具有明顯的時變特征，可能與政策調整和政府扶持力度相關。另外，1990—2010年存貸比處于增長趨勢，說明我國農村信貸結構正朝著不協調方向轉化，這可能影響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發展支撐功能的實現。總體來看，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相關指標雖并未完全一致地與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變動趨同，但是總的趨勢可以表明，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村金融發展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