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漢儒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國際貨幣體系造成世界經濟失衡的邏輯研究

由于國際貨幣體系的內涵十分豐富，學術界對其定義莫衷一是。目前，陳彪如、Eichengreen和Mundell的三種定義基本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同。陳彪如認為，國際貨幣體系是支配各國貨幣關系的規則和機構，以及國際間進行各種交易支付所依據的一套安排與慣例。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目標是:(1)調節各國的國際收支，維持收支平衡與實現外部經濟均衡;(2)協調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實現共同穩定增長。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內容則包括:(1)匯率關系的規定和變動準則;(2)世界貨幣或儲備資產的確定與供應［20］。Eichengreen認為，國際貨幣體系是將各國經濟結合在一起的“粘合劑”，其主要作用是為了維持外匯市場的有序與穩定、解決國際收支問題，并為遭遇破壞性沖擊的國家提供獲得國際信用［21］。Mundell的定義重點對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貨幣制度的范疇進行了辨析:國際貨幣制度相對僵化，而國際貨幣體系相對靈活［22］。鑒于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與世界經濟失衡的邏輯關系，而非外匯市場穩定性或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實行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故采取陳彪如的觀點來界定國際貨幣體系的含義。

(一)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生性缺陷

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又被稱作“牙買加體系”或“布雷頓森林體系II”。其區別于國際貨幣史上其他時期國際貨幣體系，如金本位制、英鎊本位制等的核心特征是以美元為中心，提供國際價值尺度職能(即為國際交易提供計價單位)、國際流通與支付職能(即提供國際清償力)和國際儲備職能(即為各國央行提供外匯儲備)，因此美元成為了事實上的世界貨幣。盡管由于1973年石油危機之后美元與黃金脫鉤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卻因牙買加體系對其繼續履行世界貨幣三大職能的確認而得以延續。然而，這一制度與其他所有制度一樣，自誕生日起便不可避免地罹患了內生性缺陷。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已為學術界廣泛討論的“特里芬兩難”，即國際清償力與信心兩難，不過是國際貨幣體系制度缺陷這枚硬幣的一面，而另一面卻鮮為人知，即“謹慎動機與信心悖論”(簡稱“謹慎動機悖論”)。這一悖論的邏輯是:開放條件下，各國央行出于本幣匯率穩定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謹慎動機而積累一定數量的美元，并且隨著國際貿易量的增加而不斷擴大外匯儲備存量，引起對美元需求的增加，故美國應擴張其貨幣供給;而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只能通過其國際收支的逆差，特別是經常賬戶逆差來提供國際清償力和國際儲備，但鑒于國際收支赤字擴大將引起美元匯率貶值的預期，故美國為維持其國際貨幣信心則必須緊縮其貨幣供給。這就出現了與“特里芬兩難”對應的悖論———“謹慎動機悖論”。乍看，該悖論似乎只是特里芬兩難的另一種描述，但究其邏輯基礎、傳導機制和政策結果卻大相徑庭。首先，比較兩個悖論的邏輯基礎。特里芬兩難是從國際經濟不斷發展的需要角度出發，認為將引起美元擴張;而謹慎動機悖論則強調國家層面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需求導致了對美元需求的增長，是有組織的行為，而非特里芬兩難下市場經濟調節的自發行為。其目的在于解決開放條件下市場經濟外部性問題———一國對外部門的產出與就業波動。因此，基于該悖論的政策模擬將更符合實際，特別是當考察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國家，如，日本、韓國和中國等EMEs(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長史時尤為明顯。同時，在謹慎動機悖論的另一個邏輯基礎中，從世界貨幣供給國的國家層面來看，美元的國際鑄幣稅特權，也在客觀上推動了美元的超發，加劇了世界經濟失衡程度和再平衡的難度。其次，從世界貨幣職能與貨幣需求理論的角度來看，特氏悖論描述的是世界貨幣的流通與支付職能，而謹慎動機悖論刻畫的則是世界貨幣的儲備職能。最后，從傳導機制的角度來看，特里芬兩難并未明確指出經濟發展是如何引起對美元需求增長的，既缺乏傳導機制研究，也沒有說明這種需求增長將帶來什么后果;而謹慎動機悖論不僅提出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兩種傳導機制，更證明了世界經濟失衡是當期國際貨幣體系制度設計的邏輯必然，即內生性缺陷。這一點將在下文著重分析。

(二)國際貨幣體系導致世界經濟失衡的兩種傳導機制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是通過經常賬戶傳導機制和資本賬戶傳導機制引起世界經濟失衡的。前者的邏輯基礎是:各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出于謹慎動機積累美元，而美元以經常賬戶赤字對外圍國家進行輸出的方式又導致了以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為主的外圍國家紛紛走上了進口替代或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的道路。因此，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具有增強外圍國家出口刺激的內在激勵機制的特征。后者的邏輯基礎是:中心國家憑借國內發達的金融市場和本幣的世界貨幣地位，進行全球風險—收益匹配，即通過壓低利率發行各類金融工具，以較低的資金成本融資，并以FDI的形式將資本源源不斷地注入到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分享其經濟增長的高收益。投資過程中的巨大利差又為中心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動力。這就導致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具有增強中心國擴張貨幣供給的內在沖動的特征。

1.經常賬戶傳導機制其傳導機制如下:戰后，外圍國家出于平滑國內經濟周期的需要紛紛發展對外部門，參與國際分工，并由此產生了國內經濟危機的國際傳導可能性。為規避國際經濟風險，特別是外匯收支風險，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制未崩潰時，外圍國家便產生了增加外匯儲備對沖央行外匯頭寸的強烈需求。因而在世界貨幣美元，可以以經常賬戶逆差的形式對外輸送的制度約束下，以日本和韓國為代表的一大批國家走上了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道路。這樣一方面可以解決本國就業問題，另一方面又可增加外匯儲備維持經濟穩定。政府的經濟政策，如幼稚產業保護政策和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等為外圍國家對外部門的發展提供了制度優勢，使原有的貿易平衡被打破。中心國經常賬戶順差不斷減少，并于1971年出現了戰后第一次逆差。隨后，經常賬戶逆差持續擴大。在此基礎上，伴隨20世紀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FDI為載體的國際產業轉移進程大大加快，從而導致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貿易品部門的幾乎全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和部分具有較高勞動—資本替代彈性的資本密集型行業更是從中心國家轉移到了外圍國家，中心國則呈現出產業結構高度化和空心化并存的局面。這不僅進一步強化了外圍國家原有的比較優勢，更使部分外圍國具備了原本沒有的比較優勢，即產生了比較優勢動態化效應。該效應又被隨之而來的外圍國家產業聚集效應、規模效應等因素不斷放大，從而形成了由國際分工直接導致的以“中心國經常賬戶赤字與外圍國經常賬戶順差并存”為特征的世界經濟失衡局面。該傳導機制如圖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