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陳堅 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政治社會學理論引介

政治社會學正式成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源于二戰之后，其研究方式是在“社會的”大背景下來研究“政治的”現象，特別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權力的存在和運作方式。政治社會學又分為經典政治社會學和新政治社會學，經典政治社會學傾向于在“民族與國家”的層次上來把握政治權力和社會的關系，特別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著重研究國家權力運作的階級基礎問題。新政治社會學受后結構主義特別是受福柯對權力分析的影響，尤為關注充斥于整個社會中的權力現象，在高于及低于“民族與國家”的更大領域來考慮權力問題。新政治社會學認為，經典政治社會學的理論前提正在消失，隨著工業化及全球化的影響，民族和國家的權力逐漸削弱，階級結構不斷瓦解，價值觀念發生深刻變化，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一些非階級身份的認同也具有了政治性，進入“政治的”范疇，需要重新思考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理論范式。新政治社會學的倡導者為納什認為，如果以福柯的權力概念審視目前所處的社會，就會發現，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在這一新的觀念里被置于邊緣地位，“新政治社會學的焦點不應當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作為文化轉向的結果，所有社會生活都必須被看作具有潛在的政治性，在那里，政治學就是權力關系的爭辯。”［２］事實上，經典政治社會學與新政治社會學雖然各具特色，側重點不同，但卻不完全是理論范式轉型，而是成為了一個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的統一體。這是因為，經典政治社會學的理論在現代社會特別是我國社會中仍具有重要的價值，而新政治社會學則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種認識更為復雜生動權力運作關系的視角，是一種有效的補充和完善。將這兩種理論范式結合起來，并用于解釋農村教育，會有一個更為廣泛的潛在發現。

經典政治社會學范式下的農村教育分析

經典政治社會學關注的是國家權力與社會的關系，用此理論范式分析農村教育，則應關注國家政治權力與農村教育之間的關系，著重于分析國家政治權力如何制約農村教育的發展。在奴隸社會及封建社會，教育是統治階級維護本階級統治的工具，統治階級高度重視貴族子弟的教育，而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教育卻不重視。作為培養貴族子弟的官學在歷朝歷代都得到極大發展，并在入學條件和等級方面有著嚴格的界限。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的鄉村教育發展嚴重滯后。據史料記載，中國鄉村教育最早起源于元朝，元代大臣張文謙建議把全國各地農民普遍組織起來，建立村舍，忽必烈于１２８６年開始批準實行，這是最早鄉村學校的雛形。中國的鄉村辦學開始于明代，朱元璋采用宋儒的教化政治策略，使教育機構與縣以下行政機構的初設同步，提倡在鄉村開辦“社學”，企圖把庶民改造成為有教養的民眾，但僅設在今鄉鎮一級，沒有擴張到村落一級，并且“社學并不具有傳播一般技術性和客觀性知識的功能，它是為地方‘無過犯子弟’設立的傳播政治—倫理經典和‘教勸農桑’的場所，其目的在于通過‘導民善俗’來配合朝廷重建中華帝國的政治—倫理秩序”。中國的鄉村辦學真正實現于清朝末期，“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字下鄉’始于清末新學的創設”，“通過改良私塾、利用廟產等創辦新學的形式，新式學堂開始涌向中國農村”［３］１１４－１１５。由此可見，起源于原始社會的教育，直到元代才開始了鄉村學校的雛形，明朝雖有所發展，但學校之設不達縣級，真正實現鄉村辦學始于清朝末期。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我國私塾傳統源遠流長，但卻不能等同于鄉村學校，這是因為私塾往往具有較強的私人性而沒有公共性。總之，由于國家權力的實施，農民或者底層子弟一直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絕大多數農民子弟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即便是鄉村教育出現后，也被極少數的農村鄉紳貴族所壟斷。

在現代農村教育中，國家政治權力與農村教育仍是一個形態可辨、相對獨立完整的分析單位，農村教育仍深受國家政治權力的制約。在教育制度方面，新中國成立后，為有效解決農村“盲流”對城市形成的沖擊，切實保護城市的利益，黨中央、國務院于１９５８年１月９日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對農民進城作出了非常嚴格的限制。到６０年代初，嚴格的城市戶口管理和糧食供應相結合，使城市一步步走向封閉，城鄉之間出現了一條界限分明、無法跨越的邊界，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就正式形成了，由此也相應形成了教育的城鄉二元結構。特別是１９８５年５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了中小學教育是地方事業，實行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原則。在１９８６年９月由國家教委頒布的《關于實施〈義務教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則明確指出，“農村中小學校舍建設投資，以鄉、村自籌為主。地方政府對經濟有困難的地方，酌情予以補助。”雖然實施“分級辦學”是為了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和人民群眾辦學和振興教育的積極性，但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已經形成的條件下，“分級辦學”實際上是義務教育階段城鄉進一步分割的標志，它使落后、不發達的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質量得不到有效的教育資源保障，導致城鄉教育資源不均衡。

９０年代實行的教育產業化改革又直接釀成了“上學難、上學貴”等各種各樣的問題，高額的大學收費間接影響了農民對教育投入的熱情。進入新世紀以來，黨和政府日益高度重視農村教育的發展，國務院于２００１年６月公布了《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了縣級政府對本地農村義務教育負有主要責任。中央又于２００２年４月強調，農村義務教育實行“以縣為主”管理體制，進一步強化了各級政府特別是縣級政府的責任，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促進了農村教育的進一步發展。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國務院發出《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拉開了免費義務教育改革的序幕，確定了建立以中央財政投入為主、省級政府統籌教育經費的財政體制。２００６年國家又頒布實施了新《義務教育法》，進一步明確了我國義務教育的公益性、統一性和義務性，并對義務教育的經費保障機制、管理機制、均衡發展、素質教育、教師地位和待遇、上學難上學貴等問題作了專門的規定。２０１０年７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促進教育公平，把促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權利，重點是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扶持困難群眾，著力促進公共教育資源配置公平，加快縮小城鄉、區域教育發展差距，積極推動建設覆蓋城鄉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等等。同時正式公布了《教育規劃綱要》，提出到２０１２年實現教育財政性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４％的目標，表明了黨和政府推動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堅定決心。總之，建國以來農村教育發展的歷程表明，無論是２１世紀之前的曲折經歷，還是２１世紀之后的快速發展，國家政治權力都發揮著重要的制約作用，甚至是主導作用，是農村教育能否得到發展的基礎保障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