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馬詩歌中母親的現實原型

一九四九年之后，非馬曾多年與留在大陸的母親和弟弟未通音信。直到七十年代初期，非馬的母親才千方百計地和在臺灣的父親取得聯系。一九八零年，非馬才得以回到廣東老家探望他的親人。所以，在此之前，非馬的詩歌里極少直接描寫母親的現實原型，而是多以借物寄情、從側面由對其他事物的想象抒發對母親的思念?！堕焺e三十年后與家人重聚的茶會》這首詩則記錄了非馬與久別重逢的家人團聚的感人場景，詩人難得地從正面刻畫了母親的音容笑貌：“一口飲盡將會多么難受/如果一點一滴品嘗/這杯盛了三十年的苦澀/你笑著對我說/好茶/應當啜飲/品味”詩中“苦澀”和“好茶”這兩個比照性的詞語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一口飲盡”一杯濃茶固然口舌苦澀，但是這種苦澀又怎么能比得上與家人生離數十載的苦。而一家人團圓的喜悅，又徹底沖散了壓在詩人心頭的苦。“好茶”不僅僅意味著茶葉的香醇，也暗示著非馬和母親對一家人未來美好生活的共同憧憬，而且一家團圓的甜美時光是那么短暫，是該慢慢地“啜飲”，細細地“品味”。這首短詩的語言依然簡潔、質樸，沒有華麗辭藻的修飾，但字里行間透露出的深情厚意突顯出了親人之間永不消逝的血緣羈絆，母親安靜、祥和、幸福的神態躍然紙上。

《羅湖車站———返鄉組曲之八》則以詩人在羅湖車站偶遇的老太太和老先生的形象為藍本，側面勾勒出詩人父母親的外貌及體態。“我知道/那不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她老人家在澄海城/十個鐘頭前我同她含淚道別/但這手挽包袱的老太太/像極了我的母親/我知道/那不是我的父親/我的父親/他老人家在臺北市/這兩天我要去探望他/但這拄著拐杖的老先生/像極了我的父親/他們在月臺上相遇/彼此看了一眼/果然并不相識/離別了三十多年/我的母親手挽包袱/在月臺上遇到/拄著拐杖的我的父親/彼此看了一眼/可憐竟相見不相識”。雖然詩中所寫的“老太太”和“老先生”并不是非馬的父母本人，但是詩人通過“手挽包袱”、“拄著拐杖”兩個動作精確地捕捉了人物的瞬時動態，同時又將影像巧妙地投射到了詩人父母的形象上。這種“移花接木”的獨特寫作手法使“母親”的形象瞬間豐滿起來，讀者能輕易地從這兩個簡單的動作中聯想出這樣一幅場景：他的母親也已是一位老太太，在與他“含淚道別”時一定和兒子難舍難分。雖然她已經年邁，但仍然堅持“手挽包袱”來送別。“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包袱里也許裝著為兒子一針一線縫好的衣裳，也許裝滿了家鄉的特產，也許放的是親手納好的鞋墊，詩人并沒有明確記敘媽媽挽著的包袱里裝的是什么，這刻意的留白反而給讀者提供了無限的想象空間，更能引起讀者的強烈共鳴，令人體會到無私、忘我、深沉的偉大母愛。“我的母親……我的父親/彼此看了一眼/可憐竟相見不相識”是非馬對父母親假如相見時場景的假想，三十年漫長的光陰足以讓曾經意氣風發的年輕人變成白發蒼蒼的遲暮老人，父母親的外貌變化如此之大，他們如果能夠相見，能否認得出對方？他們是否還有機會見面？對殘酷現實的拷問背后隱藏著非馬對父母的愧疚，“子欲養而親不待”，詩人不知道何時才能再與家人團聚，每一次與父母的相聚都是那么彌足珍貴。

二、非馬詩歌中母親多重的形象

以“月亮”、“祖國”為代表的詩歌意象也是非馬詩歌里的一個特色。詩人在《中秋月》中這樣寫道：“知道/所有/回不了家的/暗淡的眼睛/將徹夜不眠地凝望著她/她把自己/打扮得/又圓/又亮”在中國文化里，人們追求寧靜和諧的月亮式的文化精神，尋找母親是“月亮精神”的一個重要主題。正如古詩里所說“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中秋、滿月等在中國文化里象征著“闔家團圓，幸福美滿”的事物意象，往往最能勾動背井離鄉的游子們的思鄉情愁，念母之意。非馬在象征著“團圓，美滿”的中秋佳節與母親天各一方，沒有盡到為人子女的孝道，心中交織著想回家又回不了家的無盡苦悶，滿懷的愁苦無處宣泄，他只能用“暗淡的眼睛”“徹夜不眠地凝望著”中秋的滿月，仿佛看到了遠在家鄉的母親。詩人用“打扮得/又圓/又亮”的月亮暗喻母親，借由擬人化的中秋月意象刻畫出一個思念遠方游子而又堅忍的母親形象。雖然身邊沒有兒孫承歡膝下，但是詩歌中的母親如同年年缺而復圓的明月一樣，執著地守候著，從未放棄過與子女相聚的期盼。她的慈愛、包容、堅貞，不僅令讀者想起詩人自己的母親形象，更令人聯想起天下所有同樣偉大的母親。這首詩不僅是獻給母親個人的贊詩，也謳歌了群體意義上的母親，深情道出了所有在外漂泊的游子們的共同心聲。

盡管非馬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的根仍深扎在中國，他的詩不僅流露出對母親的一往情深的眷戀，還抒寫了對臺灣和祖國大陸統一的渴望。他在《醉漢》里這樣寫道：“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條/曲折/回蕩的/萬里愁腸/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母親啊/正努力/向您/走/來。”在各國文化中，只有中國把“country”譯為“國家”即放大了的家，也只有中國把母親與國家聯系在一起，把“motherland”譯為“祖國”。濃烈的故鄉觀念和國土觀點成為中國人深層的情感意識，無怪乎有人說中國的愛國主義是白云故鄉似的女兒思念母親的情懷。結合前文中提到的非馬的特殊人生經歷，《醉漢》這首詩里的“母親”形象被非馬賦予了雙重的文化意義，不僅是指多年來未曾謀面的母親，也是指與臺灣隔海相望的祖國大陸。

回顧歷史，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遷往臺灣后，基于錯綜復雜的政治軍事理由，臺灣與大陸兩岸斷絕了交通往來。一九八七年臺灣方面宣布解嚴后才開放臺灣人民到大陸觀光及探親。非馬飽嘗過骨肉分離、音信斷絕之苦，詩歌中“短短的直巷”和“曲折/回蕩的/萬里愁腸”形成了強烈的對照，臺灣和大陸僅隔一條窄窄的海峽，“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詩人在這條曲折的“尋母”之路上邁出的每一步都是萬分艱難，一晃就走過了三十年人生。盡管不知道何時才能圓回家的夢，盡管前路困難重重，詩人仍然執著地發出“母親啊/我正努力/向您/走/來”的吶喊，這聲吶喊蕩氣回腸，催人淚下，承載了無數海峽兩岸人民對親人們的思念和淚水，給讀者帶來強烈的心靈沖擊和震撼。

三、母愛在非馬詩歌中的延伸

非馬曾經說過：“詩的現實是詩人用敏銳的眼悲憫的心，對宇宙人生歷史社會的事事物物，經過深刻的觀照與反省，所凝聚成的令人心顫的東西。”正如他所說，非馬的詩魂激蕩著對親人、祖國、民族的深厚情感，同時以寬憫的胸懷關注著整個世界。他熱愛和平，厭惡戰爭，認為戰爭是造成世界上無數悲劇的罪惡之源。在《越戰紀念碑》中，非馬塑造了一個因為戰爭而痛失愛子的老嫗的凄慘形象：“一截大理石墻/二十六個字母/便把這么多年輕的名字/嵌入歷史/萬人冢中/一個踽踽獨行的老嫗/終于找到了/她的愛子/此刻她正緊閉雙眼/用顫悠悠的手指/沿著他冰冷的額頭/找那致命的傷口”。這首詩中的老嫗“踽踽獨行”，形單影只，暗示著她的身邊再也沒有別的親人，而她在兒子的墳前，沒有哭喊和咒罵，也許她的眼淚早已經流干，而她“緊閉雙眼”，“用顫悠悠的手指”摸索愛子的傷口，讓人能真切感受到這位母親的絕望和無助，這些無聲的細節是對殘酷戰爭最有力的控訴?！对綉鸺o念碑》中的老嫗僅僅是所有同她一樣不幸的母親的一個縮影，世界各地都有在炮火中飽受摧殘的母親和孩子們，只有人類停止無休止的紛爭和戰火，天下的母親才能笑逐顏開，安享天倫之樂。短短十二行詩，讓讀者以受害者的角度重新審視戰爭的罪惡，老嫗的悲劇發人深省。

非馬詩歌中的母親形象凝聚了詩人對世間真、善、美最真摯的情感和最執著的追求，集中展現了詩人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國際精神。他將對個體母親的“小愛”融入了他對祖國、世界的“大愛”中。母愛是永恒的，是牢不可破的，通過非馬在詩歌中對母親形象的描述，這一點體現得淋漓盡致。

本文作者：李涵 單位：百色學院外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