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天津開展法律教育的學校

1.北洋大學

近代天津最早開設法律教育的學校是1895年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即后來的北洋大學。1892年，盛宣懷任津海關道時就與當時在天津自辦中西書院的美國教育家丁家立研討辦學之事，并著手籌辦一所新式學堂。1895年，盛宣懷響應光緒帝“自強”、“求治”之詔，將《擬設天津中西學堂章程稟》于9月19日上報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王文韶。王文韶于1895年9月30日將《擬設天津中西學堂章程稟》擇要改擬為《津海關道盛宣懷創辦西學學堂稟明立案由》奏請光緒皇帝。1895年10月2日，光緒皇帝御批照準，天津中西學堂正式成立。盛宣懷擔任校長，丁家立擔任學堂總教習。天津中西學堂分設頭等、二等學堂各一所，其中頭等學堂分設專門學五門，即工程學、電學、礦物學、機器學和律例學。創建之初，律例學門在課程設置上突破了“萬國公法”的范圍，仿照西方大學進行課程設置，將科目擴大到大清律例、法律通論、羅馬律例、英國合同法、英國犯罪律、商務律例等，這是中國開設最早的法學高等教育課程。

1903年天津中西學堂改名為北洋大學堂。更名后的北洋大學改制為法科正科四年，預備班三年。根據1907年北洋大學堂教科表，法律科設置的課程主要有:大清律例要義、憲法史、刑法、交涉法、羅馬法、商法、憲法、法律總義、法律原理學、羅馬法律史、合同律例、損害賠償法、田產法、船法、訴訟法則等幾十科目［1］397。1913年，依據《大學規程》，學校對各學門的課程進行了調整、充實，課程設置逐步完善。法律學門不僅設有必修課程，而且還有選修課程。北洋大學法科自設置起至此已經基本具有現代大學法學專業的課程體系。1917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建議調整北大與北洋兩校的科系:北京大學逐漸取消工科，以后主要辦文、理、法三科;北洋大學停辦法科，畢業的法科預科生可升入北京大學法科本科繼續學習。于是，1918年北洋大學法律科停辦。自此以后，北洋大學未再設辦法律學科。

2.北洋巡警學堂

警察教育是近代天津法律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為了建立警察部軍的需要，袁世凱于1902年5月在保定創辦了警務局和警務學堂。同年年底堂又在天津開辦警務學堂。1903年保定警務學堂并入天津警務學堂，改名為“北洋巡警學堂”。北洋巡警學堂由日本警官三浦喜傳任總教習，并聘請日本、英國、德國警官擔任教習。北洋巡警學堂設立的必修科目主要包括憲法、行政法、裁判所構成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監獄法、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國際法、國際警察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外交史、條約和操法［1］145－146。北洋巡警學堂的警察教育具有鮮明的辦學特色:一是借鑒外國的經驗，把警察工作當作一門專門學問，建立警察教育，以提高警察的工作效率;二是吸收外國教育理論，聘請外國警務教員，以提高中國警員的素質;三是通過分班培訓，系統地對全體警員進行警務知識的灌輸，使每個警員都能夠達到崗位的工作要求。北洋巡警學堂對清末警察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1908年，清朝民政部在《奏擬各省巡警學堂章程折》中肯定了天津巡警教育在全國的首設地位，對各省的警察教育影響深遠。

3.北洋法政學堂

隨著清末變法修律工程的進行，學部大臣孫家鼐向朝廷提出建立專門的法律學堂的建議，以培養專門的法律人才。經過籌備后，1906年京師法律學堂成立。之后各地紛紛效仿，在全國掀起了學習法律的高潮。各地先后舉辦了大批的法政學堂，法學教育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天津的北洋法政學堂創建于1906年，是直隸總督袁世凱在任內興辦的最后一所學校。學堂分本科和簡易兩科，其中本科分預科和正科，正科又分政治和法律兩個學門。政治科自第二學年開始，再分為政治和經濟兩個專業;法律科自第三學年開始，略分國際法與本國法兩個專業。預科學生畢業后，可直接升入本科146－147。北洋法政學堂是我國創辦最早的法政專門學校，以培養完全政法通才為宗旨，在當時被指定為全國各省同類學校的表率和樣板。

清政府為了推廣北洋法政學堂的辦學經驗，于1906年7月頒布由學部奏定的《北洋法政學堂章程》，通令各省照辦。北洋法政學堂在民國初年依然沿用老校名，后來保定法政專門學校、高等商業專門學校并入北洋法政學堂，學校才更名為“直隸法政專門學校”。1928年直隸省改為河北省，直隸法政專門學校進行改組，改組后的校名為“河北省立法政專門學校”。1929年，國民政府試行大學區制，學校改隸北平大學區，3月，學校改稱“河北省立法商學院”。后學校升為大學，北洋法政學堂完成了由學堂到大學的轉變。1937年2月，河北省立法商學院被強行武裝解散，直到抗戰結束后才得以復校。1949年，學院被撤銷，法學系并入北京政法學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國政法大學。

二、近代天津法律教育的特點

1.天津法律教育具有濃厚的模仿色彩

近代天津的法律教育大多聘用外籍教師，在教材的選用上也多以外國的教材為主。然而，國外的法學著作是以本國的法律和社會現實為研究對象的，自然和中國的現實情況不完全相符。近代天津的法律教育不以中國的法律和社會為研究對象，決定了法學教育具有濃厚的模仿色彩，法學教育質量不高。以北洋大學法科為例，其辦學模式大多仿照美國著名的大學。學校在學科設置、辦學方向、學制、教學計劃、功課安排、授課進度、講授內容與方法、教科書、教員配備等方面，皆以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為藍本。在教師的任用上以外國人為尊，歷任法科教員共16名，其中7名為美國人，1名為奧地利人。美國化的教學模式對學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美國教員在課堂上講授的都是美國的案例，他們的講課內容和中國的司法實踐不相符，造成了教學與實踐的脫節，對學生的教育質量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2.天津法律教育的辦學形式基本上是官辦

近代中國法律教育是伴隨著西方強烈的沖擊而展開的。在中西法律文化沖突的過程中，傳統的法律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逐漸吸收和融合西方法律教育文化的某些因素，使近代中國的法律教育人才培養模式走上了艱難的轉型之路。近代法律教育的辦學形式主要有官辦、私立、教會學校三種。近代以行政立法的形式確立了官辦法律教育的地位，并在學校和學生數量上有了突破性的增長，官辦法律教育的成長直接為近代的法制變革儲備了人才。近代天津法律教育辦學形式基本上沒能脫離官辦范圍，三所法律院校北洋大學、北洋巡警學堂和北洋法政學堂都是如此。但是，其它一些地區如北京、上海等地除了官辦學校之外，私立法律教育也逐漸興起，并形成一定的辦學規模，在當時比較著名的有蘇州的東吳大學和北京的朝陽大學。但天津私立法律教育一直沒能像其他省份一樣興辦起來。南開大學曾經在20世紀20年代在政治學專業中開設了國際公法和法理學兩門法學課程，后來也曾有一些著名的法律專家如徐漠、肖公權等來校任教，并承擔了法律課程的教學，但是當時南開大學沒有設立專門的法學專業。

3.天津法律教育具有強烈的功利性

法律教育的目標有兩個:一是為法律行業培育新人，另一個是為更廣泛的社會成員提供法律知識與意識上的訓練。由于國情的不同，西方國家法律教育的目標亦有所差別。比如，英美法系的國家便偏重前者，而大陸法系的國家則偏重后者。但就清末民初天津的法律教育而言，其教育的目標卻游離于兩者之外，帶有強烈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色彩，從中央到地方，無不如此。中央籌辦法政學堂單純為政治目的，地方督撫大力支持法政學堂也多為政績所需，正是因為不純真的辦學目的而導致了所培養的學生的動機不純。正如時人所評，“法政學校是官僚養成所，法政學生是未來的臭官僚、臭政客”。以北洋法政學堂為例，袁世凱為了儲備法律人才而創辦了法政學堂。學堂創辦伊始設有簡易科，分紳班、職班兩科，招收的學員大多是一些在職人員和地方士紳，以滿足當時政法人才的需要。

4.天津法律教育模式經歷了由英美法向大陸法的轉變。伴隨著中國社會的近代化，中國法律也經歷了重大的變革，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制度是仿照西方的教育模式建立起來的。北洋大學法科在開辦之初就以英美法為教學基礎，學校在學科設置、學制、教學計劃、功課安排、授課進度、講授內容與方法、教科書等等，皆以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為藍本。聘請美國人丁家立為總教習，教師中美籍人士也占絕大多數，授課過程基本上采用外語教學。在美國化的教學模式下，采用外語教學使學生的外語水平普遍較高。另外，有很多優秀的畢業生由美國老師介紹到美國留學，北洋大學法科因而成了哈佛、耶魯法學院的預科，如北洋大學法科學生王寵惠、王正廷等都曾留美深造。與北洋大學法科的美式風格不同的是，北洋法政學堂從成立之日起就效仿大陸法系的教學模式。北洋法政學堂是仿照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法律學校的規制建立起來的，學堂經常派教員前往日本考察學習，教員中多數都畢業于日本法政學校。同時，學校還選派學生赴日本留學。留學日本不僅提高了學生的自身能力，也為學生提供了增長見識的好機會。由于大規模地派遣留學生，以至于在民國時期逐漸形成留學日本的高潮，同時也使天津法學教育中的大陸法系的程度日漸加深。

三、近代天津法律教育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

近代天津的法律教育，培養了大量的法律專業人才，傳播了民主、法治的觀念，為我國近代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施行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1.近代天津法律教育促進了近代新型法律教育人才觀的變革

鴉片戰爭以后，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把目光投向國外，開始接受西方法文化的影響。在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經歷了一個由傳統法觀念向現代法觀念轉變的過程，產生了新型的法律教育人才觀。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后，西方列強改變武力征服中國的方式，開始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方面對清政府施加影響和控制。在這種狀況下，各國的駐華使節及傳教士紛紛加緊對清王朝進行文化擴張。在此過程中，西方法律文化以國際法為先導輸入中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翻譯《萬國公法》，并把這部著作介紹給清政府，引起清政府對國際法的興趣，并嘗試把它引入近代中國新式教育中。1867年，同文館聘請丁韙良開設國際法方面的課程，以培養了解國際法律的人才。同文館的法律教育只是作為其所培養的翻譯人才知識結構的補充，是近代中國法律教育的胚胎。甲午戰爭失敗后，中國人對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態度才發生根本變化，近代法律教育人才觀變革才由自發狀態轉入自覺的探索。為了滿足新型法政人才的需求，清廷在1895年開辦了中國第一所近代性質的大學———天津中西學堂。

該學堂自開辦之日起，即在學堂章程中列有律例學門，并開設有大清律例、各國通商條約、萬國公法等科目。此處的律例學門就是后來法律系的雛形，與同文館中僅僅設立“萬國公法”一門課程有了本質的區別。到1906年北洋法政學堂創辦時，設立了明確的法律學門，并且開設的課程數量也逐漸增多，主要有民法、大清律例、國際公法、比較憲法、刑法總論、法理學、大清會典、經濟學原理、政治學、商法、比較行政法、刑事訴訟等幾十個科目。同文館的公法教育是一種自發的行動，而北洋大學法科和北洋法政學堂的法律教育已轉入自覺的探索。近代中國法律教育人才觀在從感性到理性的不斷選擇中，實現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近代中國法律人才的萌生過程不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渲染，而且也受到西方法文化的影響，是中西思想文化交流、滲透和融合的結晶。因此，近代中國新型法律教育人才觀的變革從一開始就呈現出復雜性和階段性，經歷了一個認識與選擇不斷重復的探索過程。

2.近代天津法律教育促進了中國法律教育的現代化

中國法律教育現代化的具體表現首先是法律學科的獨立地位得到了人們的認可。在清朝初期，法律教育主要采取的是學徒式和自學式兩種方式，傳統的儒教思想一直認為只要道德修養高就能夠處理日常生活中的糾紛。因此，法律知識的研習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而是作為一種潛移默化的知識而存在。清末的天津法律教育改革使法律學科獲得了獨立的學科地位，并在法律學科內部分離出諸多小的學科，這種學科劃分被后世的法律教育承續下來。以法律學科為主的學堂教育也大量出現，接受法學教育的學生人數也大大增多，這就為后來中國近代法制和法律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鋪墊。另外，近代天津法律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中國近代法律職業教育的發展。近代實行法政學堂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對在職文官進行補課式的法律培訓。這種培訓除了加強官員的人文素養之外，還特別強調加強他們的法律職業技能，并需要他們通過相應的考試。近代天津的法律教育通過這種模式培養出中國最早的一批法律專家，如任海牙國際法庭正法官的王寵惠、法官徐謨，還有名法學家趙天麟、馮熙運等。自此，中國出現了專門的從事法律職業的人才。

3.近代天津法律教育促進了近代中西法律的交流與融合

近代天津法律教育拓寬了民眾的視野，使民眾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外國先進的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從而極大地豐富了法律教育的內容。近代天津法律教育強化法科學生對外語的學習，如北洋大學要求本科學生掌握英語及第二外國語，教科書除國語外全部采用英語版本，中外教師都用英語講課，學生都用英語考試和答題，所以北洋大學學生的外語水平較高。北洋巡警學堂和北洋法政學堂開設的課程中也都有外國語課程。近代天津的法律教育非常重視外語教學，法律教育中外語教學的開展，為中西法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平臺。清末法律教育中外語教學的引入，一方面有助于先進的中國人直接了解西方的法文化，認識到中西法文化之間的差距;另一方面，也為教育界帶來了新鮮的、開放的思想和教育觀，從而推動了中西法律的交流與融合。

在近代天津法律教育中普遍采用外語教學，使學生的外語水平較高，而扎實的外語基礎是他們能夠留學的重要條件。在民國以前，法政科的學生留學始終以日本為主流，留日學生大都畢業于私立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日本大學法政科、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等。近代法律教育開辦之后，除了去日本留學外，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各種途徑先后赴歐美各國留學，并在這些國家的大學中接受了現代的法律專業訓練。例如王寵惠，先在北洋大學學習法科，后赴日本學習，又轉入美國耶魯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還有王正廷，先在北洋大學法科學習，后赴美國密西根大學、耶魯大學學習法律。這些留學生學成回國后，均被委派于當時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崗位，從而推動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作者：賈鴿 單位：天津城市建設學院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