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政務微博為“微時代”的社會管理提供新契機

（一）推進政務公開，打造“陽光政府”

美國著名公關學者斯各特•卡特里普（ＳｃｏｔｔＭ．Ｃｕｔｌｉｐ）提出“開放系統論”，主張組織應該成為開放性組織，主動監測環境變化，積極調整自身以適應這種環境變化，實現整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目前，微博作為新興的網絡媒體迅速進入公眾視野，并日益成為政治舞臺的新寵，政務微博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微博所具有的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大、互動性和社會動員能力強等特點，使政務微博成為推進政務公開、提高工作透明度、打造陽光政府的新載體。例如，２０１０年６月“＠成都發布”正式開通，２０１１年４月“＠南京發布”緊隨其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上海發布”、“北京微博發布廳”相繼開通等等，這些政務微博在政務公開與信息發布方面都各具特色，不但簡化了信息公開的層層審批程序，及時有效地滿足民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而且對清除由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信任危機、避免信息真空帶來的謠言滋生等都大有裨益。

（二）暢通民眾訴求表達，規范網絡政治參與

訴求表達是社會管理理論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Ａｌｍｏｎｄ和Ｇ．ＢｉｎｇｈａｍＰｏｗｅｌｌ提出，他們認為，“當某個集團或個人提出一項政治要求時，政治過程就開始了”，這種提出政治要求的過程稱為訴求表達。中國人民大學喻國明教授指出，“微博為民眾的政治參與引入了一種新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補正了過去對于來自社會、草根等多元話語平臺的意見進行屏蔽的狀態，能夠有更多的人從更多的角度來參與公共問題解決的互動”。政務微博的開通使民眾與政府及官員進行平等對話成為現實，拓寬了人民訴求表達的渠道，逐漸成為公民有序網絡政治參與的新平臺。近幾年“兩會”期間代表委員的微博問政成為中國政治生活的一道獨特風景線。據統計，２０１０年共有２０位全國人大代表、２７位全國政協委員開通新浪微博；２０１１年則有１４０位人大代表、１８８位政協委員開通新浪微博。２０１２年“兩會”期間，在全民微博時代背景下，更多的代表委員借助微博廣接“地氣”，提出了眾多內容豐富、視角多元、表達民生民意的優秀提案與議案，并運用微博直播“兩會”進程，與網友積極互動。

（三）監測網絡輿情，增強化解輿情危機的能力

網絡輿情是現實輿情的映射，但是并不等于現實輿情，它是網民對于公共事務和現實生活的態度、情緒和意見在網絡中傳播并相互交錯的總和。政務微博不僅能借助廣泛關注、回應評論內容、關注其他微博的動態信息等途徑獲取和監測網絡輿情，而且能有效傳達政府的聲音，對網絡輿情進行有效疏導，將社會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以提高政府威信，增強群眾信心，維護公共安全和秩序，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尤其是在遇到突發公共事件時，其在遏制網絡謠言傳播、掌握輿論主導權和化解輿情危機上具有傳統媒體無可比擬的優勢。例如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９時４０分，甘肅省慶陽市正寧縣發生幼兒園校車事故，造成１９人死亡，其中幼兒１７人，另有１３名幼兒重傷、３２名輕傷。事發后，相關的文字、圖片、視頻等信息在網絡上蔓延，網友們對稚嫩生命的隕落表示痛心，在譴責事故司機及幼兒園的同時更是將矛頭指向政府，至１１月１７日１７時，新浪微博有關此次事故的討論微博已超過１５６萬條，“校車安全”成為輿論熱點，而當地政府部門和官員對政務微博的合理運用，成為該案輿情應對的亮點。事發當天１６時１３分，甘肅省衛生廳就發布了關于事故的第一條微博，之后兩天又發表了５１條微博，同時，甘肅省政府新聞辦、慶陽市衛生局也通過政務微博陸續發布事故的最新進展，確保信息渠道的暢通，及時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事發第二天，正寧縣政府分管領導和縣教育局、交警支隊主要領導就被停職，接受調查。對于公眾質疑的當地教育經費短缺、學前教育資源缺乏的情況，甘肅省衛生廳廳長劉維忠的微博稱：“慶陽市委、市政府決定停止２０１２年公車更新計劃，將預算資金全部用于購置標準化校車”。此番表態對平復民怨、緩和輿情更是起到了關鍵作用。

（四）改善政府服務方式，建設“服務型”政府

當前，中國政府正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由單一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治理型轉變。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其核心要體現以人為本，把社會管理寓于社會服務之中。政務微博對于改進政府服務方式，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從政務微博的運營現狀來看，大多能結合各自的工作職責提供許多與群眾密切相關的服務信息，為群眾了解辦事程序提供便捷。此外，政府部門和官員借助微博平臺認真傾聽民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并將這些問題及現實行政中的不足及時有效地記錄下來并批轉至線下對應的職能部門進行查辦和解決，推動“問政”向“行政”、“施政”深入轉化，最終實現政務微博服務社會和民生。以“＠上海發布”為例，它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開通的政務微博，雖然定位于權威的上海政務信息發布平臺，但其發布內容從市民的“菜籃子”到住房，從天氣預報到文化資訊，從交通訊息到地鐵客流，無不關注民生，與粉絲的互動中，也側重于解決實際問題，真正體現了“發布、服務、凝聚、帶動”的功能。

二、當前我國政務微博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部分地方政府和領導認識不足、能力欠缺

如今互聯網已日益成為民眾訴求表達的主要渠道，這就要求各級政府和領導干部主動通過網絡問政了解社情民意，由被動應對向主動溝通轉變。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和領導干部長期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尚未樹立起主動公開政務信息的意識，以人為本、為民服務的意識也相對淡薄，加之網絡媒介知識和能力的欠缺，使他們不能適應“微時代”對政府進行社會管理創新提出的新要求。他們有的對互聯網傳播規律認識不足，不知道該如何操作和使用微博；有的仍然持有“家丑不可外揚”的思維定勢，視微博為洪水猛獸，擔心開通政務微博會帶來爆料、投訴等負面效應，影響政府形象和領導個人的仕途升遷，畏難情緒較重；有的對政務微博的內涵意義認識不清，認為與網民打交道是宣傳部門的事，與政府中心工作沒多大關聯；有的即使開通了政務微博，也僅是為了應付和趕時髦，政務微博流于形式，內容陳舊、更新滯后，甚至呈現“僵尸微博”狀態，或對群眾的建議和意見“裝聾作啞”、視若無睹，或對網民訴求敷衍，對于負面言論采取封堵、拉黑乃至威脅恐嚇，更有甚者干脆直接關閉評論和私信功能，成為“空客微博”。

（二）命名、認證和功能定位模糊不清

首先是命名隨意。各地政務微博名稱較為混亂，缺乏規范性，有的以機構全稱命名，或以機構簡稱命名（如“泉州公安”），或以地方名稱加特點命名（如“仙境煙臺”，即山東省煙臺市旅游局），而有的則與機構名稱毫無關聯（如“天清地寧”，即江蘇省常州市公安局天寧分局）。官員微博命名隨意性更大，有的為了彰顯個性、吸引網民眼球，陷入盲目標新立異的怪圈。政務微博命名之亂象非但不利于用戶識別、查詢和傳播，更不利于其推廣和宣傳。其次，認證機制不健全。政務微博尚存在程序不規范、規劃不統一、標識模糊以及認證錯誤等諸多問題。再次是功能定位不清晰。政務微博中有的患上了“癡呆癥”，既“盲”又“聾”，只強調“權威發布”而自言自語、自說自話，對民意不聞不問、不理不睬，并由此滋生出“微博官僚作風”；有的在促進官民溝通方面，沒有充分利用微博的各種交互工具，互動性明顯不足；有的往往“問”重于“行”，僅停留在“問政”階段，沒能建立起線上線下協調機制。

（三）缺乏規范的運營管理機制

首先，內容發布和管理缺乏統一規范。有的政務微博官腔套話、雷語悍語，有的口角謾罵、油腔滑調，語言文風不當；有的因沒找準定位或缺少專人維護，致使微博開通后信息更新停滯不前，成為“僵尸微博”；有的公務人員未經組織批準或凌駕于組織卻又代表組織發表與機構形象及公職身份不符的言論。例如，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２日“＠廈門海警”在線以娛樂心態發微博“教你對付指紋考勤機”后，立刻遭到網友的質疑。“作為認證的人民衛士，在微博上教人偽造指紋，合適嗎”？細看該條微博配圖，從講解制作假指紋所需要的物品清單到８個細分步驟的圖例演示，圖文解說非常專業系統，但是公安機關發出這樣的微博內容，顯然與其職能發生了嚴重沖突。有的在回應網友訴求時缺乏耐心，敷衍了事，或是對于暫時無法立即給予明確答復的具體情況不加以說明以求得民眾的諒解；還有的在私信溝通處理外部公眾的異議、訴怨事件時，對他人意見的評論缺少審慎而客觀的態度，言語不當或引發不必要的輿情危機事件。其次，政務微博運營管理組織保障和績效考核等機制缺失。現在，政務微博管理運行總體上看仍處于自發狀態，信息的發布時間和數量以及對用戶意見的回復、處理和反饋等并沒有統一的規定；微博管理法規滯后，因部門利益沖突而互相推諉扯皮，部門聯動機制不順暢；投入不足、人才匱乏，沒有組建專業的管理團隊，職責分工不明，缺乏有效的績效考核機制，等等。再次，政務微博缺乏營銷推廣策略。營銷推廣策略的缺乏導致有的微博粉絲數和關注對象不足，發帖數量少，內容更新不及時，這不僅會造成已有粉絲的自然流失，而且也難以吸引新的粉絲關注和加入，從而影響微博的受眾面，尤其是當某些公共危機事件突發時，難免對政府爭取信息發布的主動權、防止網絡謠言擴散帶來不利影響。

三、探索政務微博良性發展路徑，提高“微時代”社會管理水平

（一）樹立服務于民的理念，提升領導干部“微素養”推動政務微博良性發展，首先要充分認清發展政務微博的根本目的和落腳點是服務人民群眾，各級政府、領導及公務人員要牢固樹立執政為民的理念，聽民聲、察民意、解民困，這與黨的群眾路線相吻合，可以理解為微博語境下踐行“群眾路線”的重要舉措。其次，要大力提升領導干部的“微素養”和“微能力”，這不僅是新形勢下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應有之義，更是踐行密切聯系群眾、推動社會管理創新、提高服務群眾水平和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微素養”和“微能力”作為信息素養、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微博知識、意識、能力和道德等方面。正確認識、關注、學習、使用和管理微博，具備一定的微博素養和能力已成為各級領導干部的必修課，一些地方已經率先開設了領導干部微博課程。據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新華時政》報道，浙江省委黨校已經將“微博與領導工作”列入領導干部脫產學習班的必修課。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的課程上，也有“提高網絡領導力”等課程。

（二）規范命名、認證，明晰功能定位

首先，規范政務微博命名。政務微博的命名不僅從某種意義上體現并傳遞著政府與公共服務機構的執政服務理念，而且會給網民留下深刻印象，拉近與網民的距離，有助于塑造黨政部門及領導干部的親民形象。政務微博的命名應當遵循簡捷易識記、準確易識別、直觀易傳播的原則，或是以主管微博的黨政部門的名稱直接命名，或是以能夠概括機構職能的口號、標語、愿景來命名，如公安系統“平安”系列微博。另外，在政務微博簡介欄里一定要加上本單位的簡介、主要業務范圍、聯系電話、Ｅ－ｍａｉｌ地址，同時加上本單位標志性建筑的照片作為形象標志，以增加可信度。其次，強化認證機制，確保政府微博安全可靠。政府可以與新浪、搜狐、騰訊等微博運營企業密切合作，建立完善嚴格的政務微博申請流程及認證標準，并且可以考慮參照黨政機關網站設置專有標志的做法，統一政務微博認證標識，便于廣大網民識別。最后，明晰功能定位。一般來說，政務微博應兼具三大基本功能：一是權威發布；二是輿情監測；三是互動服務。政務微博對綜合民意進行傾聽、溝通和反饋，建立健全線上線下協調機制，最終實現服務社會和民生的效能提升。當前，政務微博呈現出集群化發展趨勢，通過搭建微博發布廳、微博議政廳等平臺，有效整合政府官方微博，構筑政務微博群，從“單兵作戰”向“聯動服務”模式轉型，讓網絡協同辦公，共同為民服務，提高“微時代”政府執政能力和社會管理服務水平。

（三）建立健全科學的運營管理機制

一是完善嚴謹規范的政務微博內容管理機制。政務微博的內容發布，應當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規定的信息公開范圍來界定；規定和量化微博內容更新的數量和頻率，如可考慮規定工作日期間平均每天維持１０～２０條信息更新為宜，如遇開展“微博直播”、“微訪談”等活動另當別論，周末也需安排專人值班維持一定的內容更新；合理配置發文類型，突出原創微博所占比例，政務公開、便民服務、突發事件處置、網民評論回復等各類信息所占比例根據不同政務微博的職能定位進行配比調整；定期考核發文質量，可綜合考慮每條微博信息被轉發或評論的次數、網民的反饋內容、其他媒體的引用報道和評論等，將其作為考核評價的參照系；政務微博的語言文風應當體現“人性化”風格，酌情、恰當使用當下流行的“淘寶體”、“咆哮體”、“凡客體”、“閱兵體”、“元芳體”等網絡文體，綜合運用文字、圖片、音頻視頻資料等形式，以打造更加親民、務實、靈活多樣的政務微博話語體系。

二是健全科學合理的政務微博組織管理及績效評估考核機制。首先，政務微博的組織管理工作應該遵循統一規劃、分級管理、資源共享、分工協作的原則，組建專業的管理團隊，主管領導要高度重視并親自推動微博開通及運營；分管領導要熟悉微博功能及業務，積極組織管理人員參加培訓交流，以提高團隊業務能力和水平；具體負責運營管理的人員要專人專崗，細化職能分工，精通微博操作，掌握使用技巧，完善信息的收集、審核和發布，做好網友留言的甄別、分類、回復、交辦、督辦以及輿情監測與危機應對等工作，學會利用微博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真正發揮政務微博服務于民的功能。其次，要建立科學的績效評估考核機制，制定具體的政務微博績效評估考核實施辦法，定期對其在信息公開、政策宣傳、服務提供、社會監督、輿情監測引導與危機處置等方面的社會效果進行評估，并將評估結果反饋至管理部門，及時糾正存在的問題。尤其是對政務微博互動性進行考量時，建議包括以下指標：一是網民評論回復量，原則上遵守“條條都回復”的工作理念；二是網民評論回復效率，簡單的提問若在微博管理員權限內，應盡量做到當天回復，對網民反映的現實困難、線下問題，應線上先回復，線下迅速轉達至相關部門落實并督促其在限定時間內處置好，事后及時進行跟蹤回復。組織每周、每月記錄考核網民反饋問題的辦理情況，建議政務微博與微博運營商聯合設立一個滿意度回饋表，對回復的效率和質量進行調查統計，并定期對回復率和滿意率進行公開和排名，以此來強化政務微博的責任和績效意識，同時也可將其作為上級主管部門績效考核評價的依據。例如，成都官方微博制定了《微博“成都發布”建設工作方案及考核辦法（試行）》，其中設定了每月信息發布量、轉發評論量、創新性策劃等１１項量化指標進行考核，組建了專業化工作團隊，運營逐步制度化、規范化和專業化。

三是采取靈活多樣的政務微博營銷推廣策略。政務微博要提高知名度和影響力，更好地匯聚民意、集中民智、解決民生問題，需要建立專職營銷工作的團隊，適時精心宣傳和策劃推廣活動。首先是上線初期宣傳推廣。可借助地方重大活動、重要節慶和紀念日等時機，采取適當方式推動政務微博上線，做好宣傳和互動，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１日，中國青島國際海洋節開幕在即，青島市政府抓住這個有利契機，開通政務微博，借宣傳國際海洋節這一“盛事”，迅速吸引“粉絲”關注，“粉絲”數量短短數天后就破萬，并且因其及時、凝練、互動性良好以及文字、圖片和音頻視頻并茂等優點而受到社會廣泛好評。其次是在線運營擴大影響。一方面，可以組織發起線上創意活動或熱點話題，如“＠２０１２鐵路春運”在微博平臺上舉辦“鐵路鄉音大拜年”活動，２００多萬鐵路職工在微博上給網民拜年，美好的祝愿、親切的鄉音、濃濃的文化風情，為春運增加了幾分溫暖和祝福，拓展了鐵路系統微博的輻射人群，收到良好的推廣效果。另一方面，策劃線下活動推廣，實現線上線下聯動，拓展政務微博線下影響力。在２０１１年９月，“＠平安北京”就曾聯合新浪微博策劃發起“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演練新浪微博‘粉絲’觀戰團”活動，并用微博對活動進行實況直播，受到網民的一致好評。第三是突出集群協作，提升綜合影響力和服務能力。政務微博要真正發揮管理功能服務社會，不僅需要建立線上線下聯動、機構與官員微博聯動，更需要建立多方協同聯動機制，實現縱向、橫向的整合，由“單一帳號”向組建政務微博群趨勢發展，并加強與政府網站的對接和互補，不斷提高政府在“微”時代的社會管理水平。

作者：李丹 單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

第二篇

一、發展社區社會企業對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意義

發展社區社會企業是加快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路徑。社區社會企業作為一種新興的社區社會組織，可以為社區居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供高效的社會服務、塑造新型的社區文化、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突出，社會問題大量出現，在社區中已經出現規模龐大的弱勢群體。如何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提高社會組織的創新性和組織性，已經成為政府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社會企業家及社會企業以創新的思維方式和方法幫助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社會進步，國際經驗表明，社區社會企業在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發展社區社會企業可以成為寧波打造全國社會管理創新樣板城市的重要工作內容。與國外的研究和實踐相比，社會企業的理念是最近六、七年才進入中國的，雖然在國內迅速引起了關注，但仍處于起步階段，政策當局、學術界、主流媒體及相關人群對社區社會企業的認識尚顯不足，特別是對其公益性也存在疑慮。我國目前尚未出臺相關的政策法規，地方政府盡管在很多場合表達了對社區社會企業的積極倡導和支持，但仍處于觀望階段，系統的政策法規還沒有形成；理論界也多屬于探索性研究，有關深層次的研究如社區社會企業的發展戰略、政策體系和制度建設方面尚未展開。因此，寧波打造全國社會管理創新樣板城市，可以在如何培育和發展社區社會企業方面尋求突破，成為全國發展社區社會企業的示范區。

二、寧波市社區社會企業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由于“社會企業”在我國還是一個新興事物，目前也沒有明確的概念界定，所以，雖然理論界對“社會企業”的討論日趨熱烈，但通過調研我們還是發現，在寧波，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企業為數不多，社區社會企業的實踐相對落后，更多是以“準社會企業”的形式存在，其中以社會福利企業、民辦非企業單位和社區服務中心最為典型。雖然這些組織還沒有完全具備社會企業的資質和條件，但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社會使命，提供了社會服務，對改善政府公共服務，健全社會管理體制起到了積極作用。

1.社區社會企業實踐相對落后。在寧波存在著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企業，也有了初步發展，如本課題中的某家庭科技服務企業就是為了滿足社會對家政服務的需求而創建的，在運營過程中吸納了大量外來勞動力，通過職業技能培訓提高了他們的生存能力，對緩解社會就業壓力、促進社會和諧發揮了重大作用。特別是該企業首推全員職工制，為服務人員制定相關保險，明確雇主、工人和企業之間的責任，這種嘗試為社會企業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但從整體上看，寧波市的社區社會企業實踐還是相對落后，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資金不足，運行經費沒有保障，限制了企業的發展。經營收入是社區社會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但由于它是公益性的，面向的又主要是社區居民，因而即使是使用經濟手段獲得收益，其收益也非常小。因此，這些企業就無法在基礎設施、社會宣傳方面投入更多的財力，直接影響了更好更廣泛地拓展業務。外部發展環境不夠成熟。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支持系統，是社區社會企業發展的有力保障，而當前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缺乏或不健全，政府不能提供相應的扶持，這些都制約了社區社會企業的發展。理念上對社區社會企業認知不夠。中國社會普遍缺乏西方社會那樣的公民意識、法制觀念、志愿精神，雖然最近幾年寧波的社區公益事業、社區志愿者隊伍發展很快，但就全社會而言，公益組織做經營活動還需要一個被慢慢接受的過程。缺乏同時具備商業技能、非營利組織運營以及社區建設三方面知識和技能的人才。由于社會企業在中國還是新事物，人們的認識不足，所以很難吸引到合適的人才來參與企業的管理與運作，特別是同時具備商業技能、非營利組織運營以及社區建設三方面知識和技能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這難免會造成企業在管理上的混亂，各種資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工作效率低下，進而阻礙企業的健康發展。所以說，中國還缺少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企業家。

2.民辦非企業單位構成了社區社會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企業”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從概念上看，一個是“企業”，一個是“非企業”，是原本相反的兩類事物，但從構成及運作方式上來看，二者是極其相似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是一種實體型組織，主要分布在我國教育、文化、衛生等領域，它們雖然被稱為民辦非企業單位，但卻具有經營的性質，即向服務對象收取費用，同時它們利用這些在市場資源中獲得的盈利為社會提供服務，以滿足那些國家和市場無法滿足的社會需要，實現社會效益。因此，民辦非企業單位既具有公益性又具有經營性，這與社會企業的構成和運作是一樣的，所以，可以把民辦非企業單位認定為是“準社會企業”，那些立足于社區的民辦非企業單位即屬于社區社會企業的范疇。正是由于具有緊貼市場、機制靈活等特點，民辦非企業單位才可以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來提高公共服務的整體水平，但長期以來國家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發展缺乏資金和政策支持，相關法律不健全，同時部分民辦非企業單位自身建設不完善，這就阻礙了這類準社會企業的發展。

3.福利企業是社區社會企業的一種表現形式。福利企業是指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注冊，集中安置殘疾人職工達到規定比例和數量，并享受相應的稅收優惠和政策扶持的特殊企業。從本研究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福利企業建立的宗旨和目標就是要吸納殘疾人就業，以經濟運行的方式來達成解決殘疾人就業這樣一個社會目標，這與社會企業的公益性和經營性的特征是相符合的，由此，我們可以界定立足于社區的福利企業也是寧波社區社會企業的一種表現形式。但在訪談中，我們發現福利企業在幾十年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變化：一方面，在數量上呈不斷減少的趨勢，據統計，2005年寧波市福利企業有521家，到2011年下降為450家；另一方面，福利企業正在逐漸遠離最初的宗旨，不再是過去那種由生產合作社發展而來主動吸納殘疾人的組織，而變成了享受國家免稅政策而被動地吸納一定比例殘疾人的企業。也就是說，它正在由一個具有明確社會目標的社會企業逐漸轉向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其社會目標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正被忽視或忽略。所以只能說當前的很多福利企業只具有社會企業的形，卻不具有其內在的質了。

4.社區服務中心以準社會企業的形式普遍存在于寧波社區中。社區服務中心是協助他人克服個人和社會問題，促進人際關系，從而改善生活環境，解決生活矛盾的機構。作為一種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社區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主要由居民選舉產生，他們中的大部分不屬于事業編制，但由政府發放生活補貼；社區服務中心根據居民的需要提供各種服務，為了保證社區服務中心的有效運行，個別服務也會收取一定的成本費用。這些項目主要依托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以開展福利服務、便民利民服務為主，對完善社會化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這類準社會企業普遍存在于寧波社區中。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資金缺乏，總體服務水平不高，設施數量不足，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等問題。綜上所述，寧波市的社區社會企業主要以四種形式表現：一是標準意義上的社區社會企業；二是立足于社區的福利企業；三是立足于社區的民辦非企業單位；四是社區服務中心。在這其中，人們對標準意義上的社區社會企業還處于一種探索認識狀態，特別是要使得企業成為一個社會企業，還需要社會企業家的培育與努力；而作為社會企業較早表現形式的福利企業在實際的運作中開始逐步弱化其社會功能而強調其經濟功能；一些民辦非企業單位實質上是具有政府背景的類行政組織，并沒有提高經營效率和服務水平的行為。所以，為了促使社區社會企業在中國的實踐，努力推動社會管理的前進和進一步改革，在推進制度創新、加強自身建設、促進跨部門協作等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三、促進社區社會企業發展的思考

1.促進社區社會企業發展必須加快制度創新。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我國政府應重視社區社會企業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為社區社會企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首先，應該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社區社會企業的性質和地位，使其有一個明確的身份；其次，應該建立扶持機制，為社區社會企業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再次，應該給予社區社會企業平等發展的機會，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2.促進社區社會企業發展必須完善企業自身建設。首先，是社區企業自身對“社會企業”這個概念的認識和認同。由于我國社區社會企業發展起步晚，也沒有很多可以借鑒的成功案例，因此如何將更多的企業家的經營目的從以謀求經濟利益為主轉向以謀求社會利益為主，是促進社區社會企業發展的一個難點。其次，是社區社會企業要合理地建立起發展的長效機制，如各項規章制度、工作流程等。社區社會企業普遍規模較小，企業運作靈活自由，但也會出現經營不規范的現象，影響企業長期的發展。因此，社區社會企業要取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贏，必須規范自身運作，建立一套完善的規章制度體系。

3.促進社區社會企業發展必須加強跨部門協作。社區社會企業的發展除了國家重視、自身完善以外，還需要社會的支持。一方面，應積極建立起社會監督體系，包括社區社會企業內部評估與第三方評估相結合的評估機制、社會公眾的監督機制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以降低企業為實現社會效益而付出的成本，如通過對志愿者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來更有效地推動社區社會企業的發展。

作者：鄭欽 單位：寧波大紅鷹學院

第三篇

一、社會組織協同社會管理的現實困境

（一）雙重管理體制下的尷尬

首先，對社會組織的準入要求過高，導致其不能獲得有效的合法地位。社會組織的申請資格通過業務主管單位的各項嚴格的登記制度和管理制度人為抬高了社會組織的審核門檻，導致一大批的社會組織處于一種無法律制度保障的狀態之下，只能在暗地里開展各種活動，從而脫離法律和相關制度的管理和束縛，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很多不穩定的因素；其次，法律制度不夠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缺失。現行的很多法律規范和社會保障制度缺乏一定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很難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更別說適應現實中的社會組織的管理了。換種說法，我國的法律法規沒有給社會組織預留一定的空間和法律地位，從而嚴重阻礙了社會組織獲取法律保障的權利。上述的審核和保障機制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社會組織的發展以及社會結構的優化，從而導致了很多社會組織一直處于一種非法運營的狀態。其生命力軟弱，很難抵御外來力量的侵襲，同時這種情況也不利于國家機關和政府部門更好地了解社會需求和發展，無法制定有效的約束機制。

（二）社會資源供給不足

協同社會管理的動力因素社會組織必須擁有充足的資金支持才能有效地保證機構正常的運轉，才能有效地協同社會管理。但是實際的情況卻是社會組織的資金供應很難得到保障，獲取資金的渠道成為制約社會組織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社會組織獲得資金供應的渠道和政府和企業的渠道有很大的區別，政府部門可以憑借銀行貸款、靠國家公共權力從社會籌集資金，而企業可以利用自己的信用資本從銀行獲得高額的貸款，他們都有穩定的供給方式。而社會組織的非營利目的和自我管理等特點決定了其必須依靠自身的實力和自身的特點從社會中吸收資源用于自身的發展。目前，社會組織資金來源渠道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政府幫助，對于社會組織來說，其資金的重要來源渠道之一就是政府的幫助，但是由于社會組織和政府之間缺少有效的合作機制，社會組織提供的相關服務很難與政府部門的需求相適應，從而很難實現一個穩定的供需關系。所以就導致了社會組織資金獲取渠道的單一，而政府給予社會組織的資金幫助又具有很強的偶然性。特別是現在的政府和黨政機關對社會組織存在一定的誤區，加上地方財政的資金有限，就導致了政府部門對社會組織的撥付款的頻率相當低；其次，社會捐贈，該種資金籌集方式在社會組織的所有方式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總數不是很大。這其中多數捐贈的方式是組織捐款或者個人捐款，而個人捐款在其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的比例。這是因為每一個人都處于社會環境中，出于對社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或者為了達到某種目的，都有可能會進行一定數量的捐助行為，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具有這種使命感和責任感，這種建立在各項道德品質上的責任和義務本身就不是很穩定。而且，一些個人的捐贈行為本身就帶有不良目的或者企圖，并非善心和善舉，而是想通過這種捐贈行為能夠達到某種公共效應，從而提高自己在社會中的個人影響力，達到其預先制定的目的之后，就會停止捐贈。因此，社會方面捐助間斷性決定了社會組織的資金來源很難得到有效的保證。最后，會費和服務收費來源，這種方式主要是一些社會組織和行業間的服務對象是組織的會員，為了增加服務的高效性，采取向組織會員收取一定的費用，從而達到提高工作效率和保證自己的資金來源穩定的目的。因此這種方式的資金來源就成為社會機構的主要資金來源。但是這種資金的籌集方式在社會組織中來源十分稀缺，大多數的社會組織常常會面臨資金難以籌集、自我創收效果差的困難和處境，導致了組織內部的活動很難正常的開展，有的組織因為長期募集不到資金，不得不宣布解散，所以資源的供給不足，造成了我國社會組織協同社會管理的動力困境。

二、社會組織協同社會管理的路徑選擇

（一）突破體制限制，建立樞紐型社會組織工作體系

目前，改變傳統的管理體制的有效措施是建立紐帶型的社會組織工作體系。我們將這種工作體系定義為，由負責社會組織建設的相關部門對社會組織的資格進行認定，對同種類、同性質、同領域社會組織的發展、規劃、管理，在政治上發揮紐帶作用，在業務上處于帶頭地位，在管理上承擔業務主管職能的綜合性社會組織機構。按照社會組織不同的工作領域和專業類型，建立專有的樞紐型社會組織體系，專門對該領域的社會組織進行管理和服務。該種類型的社會組織被賦予了一種新的工作職能，同時該種形式不僅可以有效地解決社會組織找不到可以依靠的管理部門的現象，而且還能夠有效地解決管理單位的重擔，降低管理不到位的現象。同時，這種方式還有利于社會組織之間的資源優化與重構，從而形成良好的資源共享系統，形成良好的互動交流模式，這種途徑的思路旨在改變治理的主體從而改變治理的方式，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方式是對傳統管理模式的一個突破。因此，在開展該種管理體系建設時一定要明確與政府部門的界限，盡管很多社會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但是該種體系的核心是社會組織而不是政府控制的組織，體系的建設過程中如果政府部門過多的干涉，很容易將其打回原形，混淆他們之間的界限關系，從而會嚴重擠占社會組織的空間和自由發展的方向，所以，社會組織在與政府合作時一定要時刻明確自身的地位和作用，千萬不能做政府的附庸，從而實現社會組織的多元化和獨立化，爭取更加獨立的權利。

（二）整合社會資源，構建協同社會管理的長效機制

社會組織能夠很好地履行協同社會管理的職能需要有充足資金的支持和幫助。因此，社會組織應該首先注重對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作為社會管理改革中的重點工作去抓，充分發揮黨政機關在輿論引導方面的優勢和地位，借助政府權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紐帶作用。同時，改革過程中以市場經濟為導向，將社會資源進行充分的整合與利用，構建起社會管理的有效機制。首先，管理權力的整合，也就是對社會組織管理中的行政權力、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進行有效的整合和改革，實現權利之間的協同合作。社會權利說的是，社會中的全體成員為了保障自身的合法權益而形成的全體意識的公共權利，政府的施政權利和行政權力起到了監督和制約作用，使這兩項權利朝著有序化和合理化方向發展。在社會管理改革中就需要不斷改變政府的職能，把政府部門很多力不從心的事情轉嫁給社會的組織機構承擔。做到這一點就需要突破傳統的制度束縛，通過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和管理制度來不斷規范國家的權利范圍、社會保護范圍，不斷整合國家權利使其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實現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優勢互補和良性循環；其次，整合管理資源，也就是要把社會中的各種有效資源和潛在資源進行充分的整合和管理，不斷優化組合各種資源，從而實現更高的資源配置，使其更加有序和系統，形成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合理化，實現整體上的最優化。因此，對于政府而言，要更加重視對社會組織的培養和支持；最后，整合管理信息機制，也就是將社會上處于離散的各種信息利用現代化通信技術進行有效的整合和管理，建立有效的整合管理機制，構建一個資源共享的綜合管理信息系統。通過這種信息系統的建設，多元化的社會主體可以有效地突破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實現資源信息的共享和有效整合，從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作者：金燁 單位：黑龍江大學

第四篇

一、做好大學生維權工作是當前社會管理的需要

1.大學生維權行為的實質

大學生已經步入成年，憲法和法律賦予了其應該享有的權利和義務，他們都具有獨立的民事行為能力，能夠為自己受侵害的權益積極爭取。維權行為是隨著我國民主政治思想出現后，公民的權利意識逐漸增強后才出現的，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理念滲透到各個領域，高等教育也發生了重大變革，尤其是招生和收費工作“并軌”的實施，高校辦學投入由國家為主轉變為國家投入和學生交納學費并行的原則，一夜之間大學生的身份從純粹由國家培養，轉變成了教育的投資和消費的角色等多重身份，學生以往的單純被管理者的身份也發生了變化，對學校的民主監督和建議的權利比重變得更多、更大，因此大學生在校期間不僅僅是被教育者的身份，而且也肩負著對學校的辦學行為進行監督和建議的權利，這也是符合我國法律法規賦予在校大學生的權利，因此大學生維權行為也體現了依法治校的思想。但是大學生維權的前提是必須在法律法規的許可下，按照一定的程序對自己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這就要求大學生在維權的過程中需要具備一定的法律知識，也需要借助相應的社會維權組織，才能夠將大學生的合法權益最大化。總之，大學生進行正當的維權行為體現了社會法制化程度的提高，是社會文明和進步的體現。

2.大學生維權行為對社會管理工作有一定影響

我國現階段社會管理工作的任務十分繁重，內容非常復雜，其中管理好社會事務，協調各方面社會利益、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的穩定是社會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學生是當代社會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無論是對問題、理解能力的還是對科學文化知識的掌握程度，都是優于社會其他群體的，而社會管理工作與大學生群體相關的問題也不少，尤其是大學生維權問題對當今社會管理工作有著一定的影響。大學生從步入校園的那天起，就開始了獨立的生活，在校大學生自身有許多問題需要自己解決，其中就包括自身合法權益的保護問題。大學生對自身合法權益提出疑問，是高校在辦學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妥善的解決和處理，久而久之就會積累成為學生、學生家長與學校之間的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形成社會問題，對良好的社會管理產生影響，也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大學生學習期間對問題的思維模式形成較快，學校解決問題的方式會慢慢在其頭腦中形成思維定式，等到他們走上工作崗位后，這些思維模式會自然而然的帶到其工作實踐中，尤其是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可能走上教師崗位，大學期間形成的對于維權問題的看法會影響到他們教書育人的過程，對青少年學生的健康發展會造成重要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正確面對大學生維權活動對社會管理工作能夠起到積極意義。

二、大學生維權活動的存在主要問題

維權行為是社會進步的一種體現，大學生維權活動是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民主和法制化程度不斷提高，高等教育實施了相應的改革后正式出現的。目前大學生的維權行為主要是圍繞著以下內容展開:渴望了解高等教育當前的動態和學校的發展前景;渴望了解所學專業的學科特點及課程設置;要求了解學校對學生管理的各方面政策及規定;要求學校配備一流的授課教師;要求學校提供更寬泛的素質教育載體;要求學校開辟更廣闊的信息渠道;要求學校實行開放、透明式的學生管理機制;要求學校創造更舒適的生活環境。但是，大學生維權過程中也存在許多問題，影響著正當維權活動的開展。

1.法律、法規不夠健全

大學生維權活動缺乏完善的制度作為依據，這就會導致大學生向學校提出維權要求的時候，往往不能對需要解決的問題找到著實的政策依據，導致問題難以解決。有的時候因為法律法規的缺失，導致學校在答復學生疑問時沒有政策和制度作為依據，經常處于被動尷尬地位。首先，法律、法規不健全體現在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上，尤其是對大學生權益方面沒有單獨的立法，僅僅依靠相關法律來覆蓋大學生群體，忽視了大學生群體的特殊性，導致許多法律法規用到大學生身上的時候顯得沒有典型性，常常出現了法制的漏洞。其次，高校的規章制度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高校的法制化建設進程較慢。雖然高校都建立起了一系列規章制度來進行相關的管理和約束，但是許多制度的制定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也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高等教育改革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學校的規章制度建設陳舊，跟不上高等教育形式的發展，并且許多學校沒有自己的章程，缺乏辦學過程中總的法規指導，導致大學生在維權過程中暴露出種種弊端。此外，高校對普法工作的重視程度不夠，這也影響了大學生維權活動的順利進行。高校學校師生員工學法、用法的力度還不夠，大家都認為學習法律知識對自身平常的生活、學習和工作意義不大，等到需要用的時候才發現法律知識的欠缺。

2.學校不能正確認識學生維權問題

我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王朝統治，傳統思想對我國的影響根深蒂固，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導致了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往往容易從主觀的臆斷出發，而沒能夠從法律的角度思考問題，對問題的分析和判斷缺乏客觀性，加上我國的法制化進程還不夠快，法律法規的健全程度還不夠，在一些問題上也很難找到確鑿的法律法規作為依據，這些都導致了在解決問題的時候依靠主觀判斷的更多，尋找科學方法進行解決的行為少。受這些思想的影響，高校的領導和教職工維權理念和意識淡薄，認為學校是管理者，學生是學習者，學生的主要職責是學習，學校辦學中即便出現了讓學生不滿意的地方學生也應該以學習為重，對生活等方面問題提多了便是不專注學業的表現，還列舉出史上艱苦求學的典故教育學生，有些認為學生提出的問題本身就不是問題，沒有太大必要去解決，還有的甚至認為學生不能隨意向學校和老師提權益的問題，更談不上維權了。總體來說，大家普遍覺得，學生在校期間的利益屬于個人小利益，應該服從學校的整體利益。

3.學生對維權的認識有偏差

改革后的高等教育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教育模式，提供的是有償式教育，從傳統的高等教育轉變到現代高等教育的過程中，許多學生和家長錯誤的將有償教育簡單地認為是一種商品的交易行為，而把自身擺在教育消費者的位置，認為自己擁有同商品消費一樣的權益，學校應該按照學生和家長的要求來提供各種相應的服務條件，如教學方式、學習和生活環境等，如果沒有按照自己的要求來辦，就是自己的合法權益沒有得到保障，就要進行維權行為。實際上這種行為并不是一種維權的表現，而是沒能夠對自身的權益有一種正確的認識，缺乏對維權價值的正確判斷。還有一些行為是大學生不愿意服從學校的管理，主觀上出現抵觸情緒，將學校的管理行為和規章制度的缺陷無端夸大，認為是學校讓自己的權益受到了損害，而出現狹隘的“維權”行為。此外，大學生維權的行為在對自身權利認識方面也存在偏差，通常容易在一些“小問題”上進行維權，體現出大學生維權行為的局限性，有調查顯示，當前大學生維權的行為通常是對于學生管理、后勤服務、收費制度等方面關注的問題較多，而真正去對高等教育教學活動的規范化管理、高校教學資源的平等享用等關系到自身學習和發展的大的問題上涉及較少，不能利用維權行為充分保護與自己一生發展關系密切的重要權益。

4.維權組織建設力度不夠大學生維權活動是近些年隨著社會法治化程度提高等社會因素的增多而頻繁出現的，從當前大學生維權活動來看，我國大學生維權組織存在著種種問題，這些問題都影響著大學生維權活動的順利進行。首先是維權組織的規范問題，高校一般都設有大學生維權組織，但是對大學生維權組織的重視程度卻不夠，沒能按照相應的規范和程序產生，許多都是借助現有的學生組織的力量成立大學生維權組織，也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指導，導致了大學生維權組織開展活動缺乏專業引導，在工作過程中往往表現出強烈的隨意性，加上許多維權組織的學生干部和成員總體素質不高，也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識和系統的培訓，許多成員在維權方面能為大家做的僅僅是對學生中提出的一般問題的解答和服務工作，而沒有能力幫助同學們去解決自身合法權益受影響等問題，這些都不利于工作的順利開展。大學生維權組織是高校內部的一個學生團體，所開展的工作一般都是在校園內，多數是為了協調學生與學校之間的關系，而真正從法律意義上來講，大學生的維權行為是可以超出校園協調界限的，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來維護大學生群體的利益，而從事實上來看，大學生維權組織的主體建設較弱，很難起到這種作用。

三、如何正確引導大學生維權活動

大學生維權是一項系統性工作，涉及到大學生維權的因素非常多，健康的維權行為需要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夠見效，但是針對當前大學生維權中的問題主要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正確引導:

1.正確認識維權問題

一是要糾正維權認識上的問題，樹立正確的維權觀念。高校在開展教學和管理的過程中，要加強對權益和義務相統一的認識，一方面學校要樹立起工作責任感，教師要樹立起良好的榜樣，要在向學生傳授知識的同時，融入正確的責權理念，引導學生在學習知識的同時，樹立起社會責任感和整體看問題的思想，消除學生對個人權利的本位主義思想，讓他們對維權行為有一個合理的判斷;另一方面學生不能夠將維權作為解決自身任何問題的方式和手段，對一些問題的出現要客觀的思考，有的問題解決需要一個過程，并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尤其是觀念和理念上的問題是需要一個逐漸成熟和完善的過程，并不像對硬件方面的投入可以立竿見影。二是要積極利用維權思想解決問題。有些大學生在遇到自身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正確運用維權手段保護自己;有的聽之任之，或只是向朋友訴說自己的不滿，將維權行為停留在口頭上;還有的只是悶在心中感覺憤憤不平，沒有任何維權的行為表現;少數學生不但不走正當渠道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甚至還通過一些違法行為進行打擊報復以泄私憤，導致自身的合法權益不僅沒有得到有效保護，還損害了他人的利益，最終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這些現象都可以表明，大學生對維權問題的認識程度要提高，對維權行為需要理性的甄別和正確的判斷。

2.完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

首先，我國的法制工作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已經在逐步的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化進程正有序推進，但是總體來說，我國的法制化進程與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來說還相對滯后，尤其是專門針對當代大學生合法權益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還是空白，而僅僅依靠籠統的法律法規來套用到大學生這個特殊而復雜的群體上，不具有解決問題的針對性。近些年高等教育改革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傳統的法律法規過于陳舊，運用起來就不能有效保護大學生的合法權益問題，大學生維權意識的提升和要求的日漸強烈，急需建立起一套能夠適應大學生自身特點的法律法規，對以往的法律法規中與當代高等教育所不相適應的地方予以修改，以更好地為大學生權益進行保護。其次，高校也要對自身的規章制度進行全面的規范和清理。高等教育主管部門制定相關的規定要能夠和當代高等教育的發展形勢，以及當前大學生的特點、國家的法律法規相適應，高校要完善章程建設，建立依法治校的總“綱領”，要本著以學生為本的原則，完善校內其他相關的規章制度，加強對學生權益的保護和完善。在大學生維權過程中，不僅要確保學生各種權益不受侵害，還要體現出對學生關心、為學生服務的思想和理念，充分體現學生在校期間的主人翁地位。

3.健全大學生維權機制的建設

一是要加強大學生維權組織的建設。建立大學生維權的自律組織能夠增強學生維權的積極性，能夠經常組織學生對學校工作進行監督，將大學生維權組織作為學生和學校之間進行溝通的橋梁，定期收集學生對學校的工作意見和看法，及時向學校反映學生權利受到侵害的事件;要逐步完善大學生維權組織的運行機制，只有建立起相對穩定的運行機制，大學生維權組織的活動才能得以順利開展，才能達到理想的工作效果，維權活動才能得到健康、持續的發展;要在原有大學生維權工作的基礎上，探討和建立適應高校自身實際的大學生維權制度，選拔優秀的學生參與到維權組織中，加強對維權組織學生干部的培養和培訓工作，為學生維權組織的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基礎。二是要建立健全校園預警機制。許多大學生維權活動并沒有顯現在表面上，有的維權活動往往是經過了一定時間的積累，當多數人都意識到這類問題的出現后，遇到適當的條件，借助合適的機會，大學生維權活動就會爆發，對這類較為激烈的維權行為學校處置就顯得較為被動。因此，要經常性掌握大學生的行為動態，對學生反映的問題不能積壓、不能積累，能夠及時解決的就盡快落實，短時間無法解決的要向學生進行說明，并積極采取措施促進問題解決，學校要針對敏感時期和關鍵節點建立處置大學生維權活動的工作預案，防止突發性維權行為引起的群體性事件發生。三是建立校務公開機制。公開是最好的監督機制，能夠讓學生了解學校的運轉和管理過程，許多維權活動都是在學生對情況不了解的時候發生的，通過校務公開可以消除學生對學校許多方面工作的不理解，減少不必要的維權行為的發生，能夠有效處理好學生和學校之間的關系，也是高校“以人為本”辦學理念的重要體現。大學生維權問題是一個龐雜的系統，可進行分析和研究的內容較多。引導大學生進行正確的維權，能夠讓學校管理者清楚的看到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促進學校提高教學及管理工作的水平，幫助高校完善辦學規章制度，加快現代化大學制度的建設進程，同時也是社會管理工作在高校的具體要求。因此，高校要正確面對大學生維權行為，認真分析存在的問題，引導好大學生維權工作的開展，為學校及社會的健康、穩定、科學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作者：劉成 單位：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第五篇

一、推動社會經濟建設，發揮商業保險穩固我國經濟社會基礎的產業功能

商業保險作為經營風險的特殊行業，其防范風險和經濟補償是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根本保障商業保險作為經營與管理風險的特殊行業，其風險防范與風險規避機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的發生頻率，以保險賠付為主要特征的經濟補償制度對化解和消除風險更具有獨特的重要作用，能有效避免社會的動蕩，保障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2012年，我國保險業原保險賠付支出為4716.32億元，同比增長20.03%，其中，財產險原保險賠付支出2816.33億元，同比增長28.78%；人身險原保險賠付支出1899.99億元，同比增長9.04%。2013年1~8月，產險業務賠款2061.61億元，同比增長21.35%；壽險業務給付1601.07億元，同比增長52.75%；健康險業務賠款和給付248.59億元，同比增長27.04%；意外險業務賠款68.5億元，同比增長12.72%。這些保險賠付為社會成員在遭受外部不利沖擊時及時提供了經濟補償，使得發生保險事故的人得到及時賠款，使患病人員及時得到救助，使傷亡人員解決了家庭生活困難，減輕了政府財政和事務負擔，有力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安定。

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發揮商業保險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的專業優勢

（一）積極參與社會保障經辦，凸顯商業保險在社會保障經辦中的比較優勢

商業保險依托城鄉服務全覆蓋的網絡優勢和規范透明、服務優質的專業優勢，成為商業保險參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重要途徑。從其直接效益而言，一是可以利用商業保險公司的網絡優勢，為政府節省費用支出。比如，中國人壽創建的江蘇宜興模式，新農保收取的管理費不到100萬，而在其他鄰近的地、市，政府要花1000萬元；二是可以增強經辦力量。以目前的狀況，政府承辦新農保，是1個人為1萬人提供服務，而保險業投入的人力，是5~6人為1萬人服務，服務質量得到保證。三是可為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提供更多附加值服務和增值服務。如，在經辦新農保時，可為農民同時提供失地保險、醫療保險等保險服務。從其間接效益而言，商業保險參與社會保障經辦，能夠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改善農村地區社會保障的相對滯后狀態，保障貧困農民的基本生活、穩定民心，弱化并消除各種社會矛盾，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截至2012年底，僅中國人壽就已在18個省級分公司開展178家政策性醫療經辦業務。其中在廣東等地新拓展城鎮職工經辦業務，實現了新農合、城鎮居民、城鄉醫療救助、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經辦全覆蓋。

（二）拓展商業保險的社會保障功能，實現社會保障體系的多層次與廣覆蓋

1.商業養老保險。解決當前社保，特別是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應引入市場因素，大力發展企業年金等商業養老保險。作為我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第二大支柱，企業年金是對我國基本養老制度的有益補充，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有助于實現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多層次與廣覆蓋。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啟動到2005年，我國的企業年金發展較慢。2006~2010年企業年金基金由910億元增至2809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32.55%，到2010年底，我國有50多家年金業務經營主體。2012年，國壽養老、平安養老、長江養老、太平養老、泰康養老等五大養老保險公司企業年金繳費達661.7億元，同比增幅高達61.2%。截至2012年末，五大養老保險公司企業年金受托管理資產規模及投資管理資產規模分別為2009.01億元和1711.16億元。但由于企業年金稅優缺失的發展瓶頸，目前企業年金參保人數不到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的10%，企業年金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

2.商業健康保險。商業健康保險是指商業保險公司對因健康原因而導致的相關損失給付保險金的保險產品，主要保險品種有疾病保險、醫療保險、失能收入損失保險和護理保險等，商業健康保險有助于創新醫療保障機制，提高我國醫療保障水平。2012年，我國健康險業務原保險保費收入為862.76億元，而2013年1~8月，我國健康險業務原保險保費收入已達742.45億元。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商業健康保險的作用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因為我國健康保險賠付占醫療總費用的比例始終在2%以下，而發達國家商業健康保險的賠付比例一般在12%以上。隨著新醫改的不斷推進，商業保險公司參與醫保經辦服務，成為國家醫改事業發展的新生事物，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對商業保險公司發展的目標、空間和路徑予以明晰，將會在很大程度上為其健康有序的發展提供有力保障。如，近年來，在新農合醫保實踐中，中國人壽探索了“宜興模式”、“新鄉模式”、“番禺模式”、“洛陽模式”和“鄭州模式”等一批具有行業影響力的典型經驗，補償范圍和補償機制不斷完善。2012年5月，項俊波主席在赴河南調研中充分肯定了中國人壽在新農合工作中走出一條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障合作共贏的道路，2012年8月，衛生部、保監會在鄭州聯合召開“商業保險機構參與新農合經辦服務現場會”，重點介紹推廣中國人壽新農合經辦的“鄭州模式”。

3.特殊群體保險。特殊群體保險是商業保險公司為專門社會特殊群體所開展的保險業務，其目的在于通過創新商業保險方式，有效保障弱勢群體以及軍人、大學生村官等特殊群體的權益，消除我國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目前的主要保險品種涵蓋殘疾人保險、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計劃生育家庭保險、軍人保險、女性安康保險、大學生村官保險等10余種。如，中國人壽與中國計劃生育協會聯合開發了計劃生育家庭意外傷害保險系列產品，惠及超過700萬計生家庭，有效提高了計生家庭尤其是困難計生家庭抵御風險的能力，促進和諧家庭建設。

4.保險公益慈善。保險行業本身就是一個扶危濟困、愛與分擔的行業。商業保險公司開展公益慈善的方式很多，除了開展單項的救災、助學、扶貧等慈善活動以外，還通過建立慈善基金會的方式開展保險慈善活動。保險企業創設的慈善基金會主要有國壽慈善基金會、人保慈善基金會、天慈基金會、平安公益基金、天使守護基金等。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保險業慈善活動出現了新的趨勢，已經開始探索公益慈善事業的長效機制，注重持續性的規模投入和專業化運作，形成了較強的企業公民意識、較成熟的公益理念和較穩定的投入方向。如，中國人壽探索建立了“中國人壽1+N社會責任實踐”模式，其中1是保險主業，N是從公司總部、中國人壽慈善基金會、中國人壽志愿者協會、分支機構、員工和營銷員個人等角度全面服務社會，將社會責任融入企業戰略、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中。

三、參與重大社會事件管控，發揮商業保險預防與應對重大風險的行業優勢

（一）參與重大自然災害的救災防損與災區重建工作，保障災區的社會穩定

在地震、泥石流、臺風等重大災害發生時，商業保險公司投入抗災救災和災后重建，是國家災害救助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08年的南方低溫雨雪冰凍、5•12汶川地震甘肅舟曲縣特大泥石流災害、隴南市“8.12”特大暴雨洪澇災害以及云南省貢山縣特大泥石流災害等重大自然災害發生后，中國人壽、中國人保等保險公司及時響應，積極參與搶險救災；同時以現場救助、捐款捐物、贈予保險、及時理賠、志愿活動等方式主動、積極、快速、高效地抗擊各種自然災害，幫助災區重建家園，恢復生產，實現社會穩定。據中國保監會統計，截至2009年5月10日，保險業合計支付保險金16.6億元人民幣，其中，已賠付保險金11.6億元，預付保險金4.97億元。

（二）為重大社會突發事件提供保險服務工作，預防和減少突發事件的不良影響

如在“7.28北京東五環重大交通事故”、“8.24伊春空難”、“4.25北京大興火災事故”、“7.23溫州高鐵追尾事故”等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后，中國人壽等保險公司迅速成立相關工作組，主動查詢遇難人員及受傷人員信息，密切關注突發事件發展情況，特別是及時有效地開展了理賠服務工作，盡可能地預防和降低了突發事件引發的人心浮動和社會動蕩，維護了社會穩定。又如在2003年抗擊非典的斗爭中，各商業保險公司不僅積極開發應對非典的相關保險產品，而且還通過客服電話、互聯網和發放宣傳資料等方式，大力宣傳非典的防治知識，減輕了人民對非典的恐懼感，提升了商業保險的品牌形象，為我國戰勝非典做出了較大貢獻。

（三）發揮數據搜集、數據分析與數據處理功能，為國家和社會提供重大風險防范的基礎數據

商業保險公司通過對較完備的數據庫內大量的損失數據的識別、分析和評估，總結出相關風險發生的誘因、概率和時空分布等規律性特征，為相關防災防損部門進行風險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據和最基本的條件，從而能夠有效地減少社會財富滅失，保障社會財富的安全。如，中國人壽在搜集整理公司2004~2008年約41萬條重疾險理賠數據的基礎上，編制完成了第一張重大疾病經驗發生率表，為我國重大疾病的防治做出了貢獻。而中國人壽廣西分公司在業務開展過程中，及時統計和分析了重大公交車事故、特大爆炸事故和特大臺風暴雨災害等相關數據，為廣西相關政府部門提供了針對性較強的風險預警方案和措施，為相關領域的風險防范做出了貢獻。

四、融入基礎性社會關系管理，拓展商業保險化解各類社會問題的行業潛能

（一）建立健全責任保險機制，有效化解基礎性社會糾紛

商業保險公司通過建立健全交強險、醫療險、校園險、旅行險、承運險等責任保險機制，參與基礎性社會關系管理，用商業手段解決責任賠償等方面的法律糾紛，利用市場機制防損減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事故善后處理由政府“一戶挑”的局面，有利于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公眾切身利益，提升社會整體安全度，同時有利于降低糾法律紛解決的訴訟成本，提高法律糾紛解決的效率。進而有助于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和健康有序的社會關系。同時也可以有效分擔部分政府責任，為我國政府的轉型創造條件。如，2008年三鹿問題奶粉事件發生后，中國人壽負責善后事宜，及時出臺理賠方案，有效開展理賠工作，大大減輕了政府的壓力。

（二）探索與創新涉農保險建設，有效化解“三農”問題

農村不僅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而且也是保險業和保險公司回報社會、履行社會責任、參與社會管理的重要領域。中國正從農業大國加速向工業化、城市化轉型，農村、農業、農民的發展是成功實現轉型的關鍵環節之一。除參與“新農保”、“新農合”等政策性健康保險以外，商業保險公司還通過創新涉農保險產品、推進“保險村”建設等積極參與農村社會管理，促進農村社會的穩定與發展。1.創新涉農保險產品。主要包括農村小額保險、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務工人員人身意外傷害綜合保險和政策性農業保險等。如根據低收入農民的風險保障需求，2008年，中國人壽成功開發了9款保費低廉、保障適度、保單通俗、核保理賠簡單等特點的小額保險產品。2012年，又新推出國壽農牧民小額團體意外傷害保險、國壽小額團體補充醫療保險、國壽小額團體特定疾病保險等產品，探索實踐新型發展模式，運用代理渠道、個險銷售和團險銷售三個渠道的資源協調發展，以旺蒼扶貧小額保險模式、資陽小額全家福模式、西藏農牧民小額保險以及服務城鎮低收入群體為重點，推進項目創新，幫助貧困群體擺脫“因病、因災致貧、返貧”的惡性循環，實現商業保險服務廣大人民群眾的普惠性目標。中國人壽的小額保險還入選美國哈佛商學院企業案例。2.推進“保險村”建設。“保險村”建設是中國人壽等商業保險公司參與和支持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舉措。通過“保險村”建設，能幫助農民提高了風險意識、增加了保險知識，促進了“三農”保險發展，健全完善農業保險體系，確保農民安心生產、舒心生活，加快致富步伐。與“保險村”建設相配套，中國人壽以縣支公司為龍頭，以農村網點建設為依托，以駐村服務員為延伸，建立廣覆蓋、高效率的“縣—鄉—村”三級服務體系，實現“鄉鎮進點，人員進村”，為周邊農村提供便利、優質的保險服務。截至2011年底，中國人壽在全國共建成一級保險村6821個，二級保險村32877個，共計39698個保險先進村。

（三）探索和創新人才引進機制，有效緩解就業壓力

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相比，商業保險運行機制的特殊性使其在創造就業機會、容納就業人員、緩解就業壓力等方面作用更加明顯。資料顯示，2011年，我國保險從業人員多達300多萬人，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社會的就業壓力。為解決目前大學生的就業難問題，商業保險公司還積極探索和創新人才引進模式。如中國人壽15家分公司積極參與了招聘“大學生村官”活動。其中天津分公司大港支公司從2007年5月起，大力招聘大學生營銷員，探索建立“大學生理財團隊”。陽關保險公司、吉祥人壽、中國人壽安徽分公司等先后與湖南保險學院等高校以訂單班的形式開展人才培養合作。這種模式既創新了大學生培養方式，又增加了大學生就業機會，為解決社會就業困難問題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作者：李長春 羅麗華 董競 單位：湖南保險學院

第六篇

當今，意識形態領域競爭的復雜格局以及強勢西方文化的高壓，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提出了嚴峻挑戰。隨著全球化的經濟、網絡化的信息等的發展，不同政治思想力量在相互較量中此消彼長。歐美發達國家通過先進的通訊技術和強勢的文化，一點點滲透發展中國家的意識形態。落后的國家如果沒有屬于自己的先進的文化思想，就沒有精神砥柱，就不能維持正確的價值觀，就很難擁有自立自強自主的地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巨變就是因為后期意識形態混亂。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符合中國的國情，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夯實了群眾對黨和政府的認同與信任。真正地實現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生活和心里的價值引導，同時引導更多的人從各種社會思潮的約束和困擾中解放出來，投入到建設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實踐中。

社會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了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監督和控制的過程。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包括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做好社會管理工作，促進社會和諧，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社會管理是人類社會必不可少的一項管理活動。中國，有著13億人口、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社會管理尤為艱巨。我們加強社會管理根本目的是維持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營造良好社會環境。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維護人們思想的穩定，既有利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還有利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整合機制，從而保證和諧社會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發展。構建和諧的社會不近要防止意識形態本身的社會機制化，還要清醒地看到社會意識形態存在的現實性及其變化意義。意識形態運作為保證價值觀的認同和溝通提供了現實可能。我們應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為主線，發揮宣傳思想文化的政治工作優勢，結合新時期的思想實際，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推進文化發展繁榮，用現金的文化、正確的輿論引導群眾，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統領多元思潮，在社會管理中更好地發揮“導航儀”的作用。

作者：歐陽航 單位：中共湖南省委黨校

第七篇

1、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使南召加強創新社會管理面臨嚴峻的挑戰

1.1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各地治安狀況逐漸趨同，跨地區流竄犯罪活動更加突出。四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虛擬社會管理壓力不斷增大，電子信息犯罪逐漸增多。尤其對于南召這個長期封閉和落后的貧困縣來說，由于缺乏對民眾的宣傳、教育和引導，民眾長期壓抑的心理得以宣泄的最佳渠道就是網絡，通過網絡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不滿和愿望。1.2隨著群眾法治意識的不斷增強，民眾的社會訴求也在不斷提升。

1.3由于南召城市發展缺少科學規劃，城市布局不合理產生的道路狹窄、環境污染、占道經營、交通堵塞等問題日益引發民眾的不滿。

1.4在發展過程中，缺少科學發展理念，資源亂采濫伐嚴重。在南召縣流行這樣一句話：要想富，開私礦，一夜一個萬元戶。由于利益的驅動加上管理方面的缺陷，南召非法采礦總是在取締——回潮——再取締——再回潮的惡性循環中往復，屢禁不止。因此，如何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實現實力、生態和幸福新南召的宏偉目標，對南召這個山區貧困縣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

2、南召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存在的難點問題分析

2.1社會管理的思想觀念落后，缺少創新和新思維新方法。當前，社會矛盾呈現多樣化，一些領導干部和基層管理人員的思想和觀念還沒有根本轉變過來，沒有樹立起先進的管理理念，沒有樹立政府權力有限的觀念，沒有樹立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公共服務的觀念，仍然習慣于用老思路老辦法去解決問題，不善于綜合運用政策手段、法律手段、民主協商手段、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和變化。2.2社會管理的主體定位局限于黨委和政府，社會組織和公民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新型社會管理是健全和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管理新格局。2.3社會管理方式落后。政府管理部門的管理方式相對比較滯后，主要表現為一些管理部門方法簡單粗暴，容易引起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有的對社會管理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研究不夠，發現問題以后，往往局限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乏標本兼治的長效管理措施。

2.4社會管理手段落后。當前，在社會管理創新中仍然以行政手段為主，沒有向綜合運用多種手段轉變，不善于運用法制杠桿、道德規范、心理疏導、輿論引導等手段管理社會事務。

2.5社會管理機制運行不暢。政府有關部門和社會組織之間缺乏溝通協作，沒有實現各部門齊抓共管，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管理效應，結果導致某一部門孤軍奮戰、管不勝管的局面。

3、加強和創新南召社會管理的對策與建議

3.1重視和加強對管理人員的理論知識培訓，逐漸轉變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不斷創新社會管理理念。首先，加強政治理論學習，提高政治理論水平，培養改革創新觀念；其次，加強“宗旨”意識、“人本”意識、法治意識的教育，增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念、以人為本的觀念和依法管理的觀念；第三，加強反腐倡廉教育，提高遵章守紀素質，增強拒腐防變觀念：一是要對管理人員進行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教育，增強遵章守紀的觀念；二是開展反腐倡廉教育，增強廣大管理人員拒腐防變的觀念。

3.2加強溝通協作，轉換角色定位，創新社會管理機制：一要強化黨委領導，充分發揮黨委在社會管理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二要強化政府管理服務職能，充分發揮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主導作用；三要強化社會各方協同，充分發揮黨委政府與社會力量互聯、互補、互動的服務管理作用；四要強化法治化、規范化建設，充分發揮法治在社會管理中的保障作用；五要充分依靠人民群眾管理國家和社會，培養公民的參與意識，規范公眾的參與行為，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社會管理機制。

3.3加強社會服務，轉變管控職能，創新社會管理模式。在社會管理方式上要推行“人性化”管理模式。既要嚴格、公正、規范管理，又要理性、平和、文明服務，進一步創新管理模式，努力實現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3.4加強基礎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方式：一是要立足實際、銳意進取、大膽創新，著力加強基層基礎建設，做好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社會矛盾排查化解、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服務管理、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等重點工作；二是全面開展城市社區建設，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健全新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把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3.5加強制度建設，完善管理規范，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不斷推進社會管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科學化。

3.6加強對網絡媒體的正確引導、監督和立法管理，用法律規范網上言行，保障互聯網文明健康地發展。

作者：張紅強 單位：河南南召縣委黨校

第八篇

一、當前我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系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社區服務供給主體單一，服務機制行政化

現階段，我國初步建立了國家、市場、社會三元合作的社區服務供給模式，但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基層政府基本上是社區公共服務和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一方面，經濟發展的考量使得基層政府依然趨于全能型管理，邊界不清、職能過多泛化，造成了政府管理壓力過大，也嚴重侵蝕了基層群眾自治的空間，居民自治組織日益行政化，難以有效地依法履行居民自治功能。而社區社會組織成立和運作門檻設置過高、發育遲緩，其組織居民開展自我服務、互助服務能力受限。以上種種制約了社區服務的多樣化供給。另一方面，在現行的社區服務供給模式下，提供者與消費者之間沒有建立起暢通的信息渠道，一些政府部門對社區服務往往搞“一刀切”的供給模式，帶有很強的行政性、主觀性，造成一些服務設施的閑置和浪費，社區服務供需結構性失衡。

（二）基層政府服務能力低下

基層政府的管理和服務能力高低與資金保障多少成正比，但是社區建設資金在政府財政預算中所占的比重較小且資金來源不穩定。2007年，民政部與國家發改委聯合制定《“十一五”社區服務體系發展規劃》和《“十一五”社區服務設施建設規劃》，計劃在“十一五”期間國家投資6億元，用于發展社區服務設施，才第一次實現了把城鄉社區服務體系建設納入了國家發展規劃和財政預算的構想。基層政府事權與財權不匹配，是進一步導致基層管理和服務能力弱化的另一原因。上級政府財政汲取力度過大，基層政府的財力薄弱，事權負擔過重，導致基層政府服務能力不足。

（三）城鄉分化及不平衡

城鄉二元的特征在社區服務中表現得特別突出。當前農村社區服務體系發展還不能適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城鄉在社區服務上的差距日益擴大，既有“質”的差別，也有“量”的不均等。當前，一個緊迫的問題是農村社區建設中最缺的是資金。國家還沒有將農村社區建設納入公共財政體系，長期投入不足，缺乏總體規劃，直到2004年以后才開始逐漸獲得公共財政的支持。在農村社區建設試點中，一般采用政府撥點兒、社會捐點兒、自己籌點兒相結合的多方籌措方式。而對于大部分村集體經濟較弱的地區來說，自籌難度相當大。來自財政部的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各級財政共投入一事一議財政獎補資金1050億元，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但是，平均到60萬個行政村，每個村不足20萬元。另一個緊迫的問題是人才的缺乏。近年來，許多地方隨著外出打工人員增多，村莊“空心化”明顯，農村社區干部后繼乏人，從現任農村社區干部構成狀況看，多是一些有權威的老人或退休老干部等，再加上缺乏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培訓，農村社區專業技術人才，尤其是農業科技方面的人才匱乏，難以有效引領農民致富。

二、健全新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系，推進基層政府社會管理創新

當前，各級政府要創新體制機制，夯實基層組織、整合基層資源，推進“重心下移”至城鄉社區，加快形成“人往下邊走、勁往下邊使、錢在下邊花、事在下邊辦”的工作格局。

（一）建立多元化的社區管理和服務體系在城鄉社區形成政府與社會力量互聯、互補的多元化的社會管理和服務網絡，把社區建設成為文明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1．改革社區管理體制，推動城鄉社區自治

要合理劃分基層政府與居民自治組織的權限，關鍵仍然是政府自我改革。現階段，我國公民社會發育相對滯后，所以應強化國家政權擴張與基層民主發展同步進行，著力培育“強政府、大社會”。一方面，要通過行政權力在政府內部分配，實行行政性分權改革。社會管理重在基層，在現有行政體制框架下，在深度整合縣/區級管理機構的同時，改革的重點是權力和事務向基層“下沉”，推進社會管理服務下移，做實街道/鄉鎮層面，適當擴大街道和鄉鎮的權限與職能，實現基層管理的扁平化，促進政府向有限政府和服務政府的轉變。另一方面，政府要進行社會性分權改革，通過行政權力在政府外部分配，授權給社區居民委員會，包括社區事務的決策權、社區財務自治權、社區工作者選聘權、日常工作管理權、攤派事項拒絕權、依法協管權以及社區監督權等。并通過“社區工作準入制度”限制區街事務下沉，采取“費隨事轉、權隨責走”，避免發生居委會承擔大量的事務和無限的責任，而沒有或只有很有限的經費和權力的現象，恢復社區自治的基本屬性。在城市社區建設中，街道、居委會的職能定位是關鍵。近年來，不少城區已悄悄地通過創新社區管理模式來化解居委會負擔過重的傾向，如“居站分設”、建立“街道級社區”等，并取得許多寶貴經驗。當然，我國各地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區域管轄范圍差異性較大，城市社區管理體制改革的模式也很難統一規范，所以，無論選擇何種模式，都要牢記“適應社區的穩定與發展需要，滿足社區居民的公共服務需求”這一社區管理體制改革的最終目的。農村社區建設中也要在界定基層政府職能和邊界，規范農村社區服務中心，有效承接政府管理和服務事項的前提下，推進農村社區自治組織歸位，發揮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職能。

2．積極培育基層社會組織，發揮其協同功能

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加快，其溢出的功能需要有活力的社會組織來承接。在社區建設中，居委會或村委會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社會分工日益細化、不同利益訴求主體越來越多元化，其對社區的期望和需求也越來越高，居委會或村委會輸出的服務在社區繁雜的需求面前越來越力不從心，在調動居民參與自治的積極性方面也存在滯后性。因此，必須創新基層管理體制，積極培育基層社會組織，促進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提供的多元化，促進社區服務的社會化，同時拓寬居民或村民維護自身權益和表達利益的渠道。所以，各地應創造寬松的成長環境，大力培育社區服務性、公益性組織，拓展各種基層社會組織的社會協同功能。

（二）轉變職能，提升基層政府社會管理和服務能力

基層政府要轉變職能，重新界定政府管理邊界，糾正政府管理職責的泛化與缺位同時并存的現象。基層政府職能轉型的核心是弱化經濟職能，強化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也就是將政府資源轉移到推進社會管理和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上來。要有效整合政府各職能部門在社區的服務職能和服務資源，推進“開放式辦公、一站式服務”，合理設置服務窗口，優化工作流程，規范服務標準。有條件的地方可嘗試建立區（縣）、街（鄉）、社區三級服務機構，搭建社區管理與服務的有效載體。要建立健全政府投入和社會投入相結合的基層經費保障機制。社區管理與服務經費首先應來源于財政收入。上級政府要切實加大專項投入，將具體事務下移給基層政府和居民自治組織同時，配套下撥辦事經費，確保具體事務和經費的雙重轉移，不斷改善基層政府管理和服務的條件。

（三）建立多樣化的社區服務運行機制

社區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應該是社區居民群眾集體選擇的結果。作為社區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基層政府要建立多渠道的居民群眾溝通協商機制，通過開展社區服務項目需求調查，居民聽證會、居民論壇、網絡征詢、信息化平臺建設等形式吸納居民意見，通過自下而上的群眾考核，以居民滿意度作為社區服務績效考核的主要標準，使居民可以表達其對公共服務的真實偏好和自主選擇，消除公共服務強制供應現象，實現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最優供給。與此同時，政府要分類指導，促進社區服務機制多樣化。對基本公共服務，可以采用行政機制，增強政府保障能力。對非基本公共服務，可以引入市場化機制，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政策傾斜等方式，鼓勵各類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實現供給主體多元化和供給方式多樣化。要創造條件，規范和提倡各類志愿服務，積極發揮志愿者在提高社區服務水平中的帶動作用。

（四）著力提高農村社區管理與服務水平

當務之急是破解農村社區建設中資金短缺、人才緊迫的難題，加大中央和省級政府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按照“財權與事權統一”原則，把人力、財力、物力更多地投到農村社區，改善農村生產、生活環境，為社區建設提供物質基礎和人力資源儲備，確保農村社區基層管理和服務有人干、有錢辦。現階段，“公共財政的陽光”尚無力“覆蓋農村大地”，村集體的配套資金以及農村“一事一議”自籌資金直接決定了社區公共服務的水平。但是，如果公共服務過多地轉移給農民集體和農民承擔，不但會在很大程度上減少農民的可支配收入，可能產生新的村級債務，更容易演變為后稅費時代農民負擔的新形式。因此，政府要引導農村社區構建以財政供給為主，村莊集體、企業和新農會、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等基層社會組織、個人多方參與的社區服務資金供給機制。建立覆蓋城鄉的基礎公共設施建設管理機制和均衡化的公共服務保障機制，是農村社區建設的另一必然要求。要積極整合農村資源，完善農村基層服務設施建設，依據不同社區居民群眾的優勢服務需要，不斷拓展社區服務的內容和領域，使農村社區獲得相對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在城郊村和已經集鎮化的村落，要進一步拓展農村社區生活服務、社區教育服務、社區保障服務、社區平安服務和社區文化服務，而在其它農村社區，群眾更多關心的是“怎么致富”、“多掙錢”，因此要優先提供農民科技信息服務、信貸服務等，實現社區服務與農民需求的有效對接。要盡快指導農村社區建立健全社區管理的基本組織形式，如社區衛生服務站、農村社會福利中心、農村社區服務中心、環境衛生監督站、文體活動聯絡站、農業科技信息服務站、民間糾紛調解站、圖書室、志愿者協會等各種類型服務組織，搭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平臺。

作者：戰曉華 單位：遼寧行政學院

第九篇

一、國外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模式

（一）美國公眾參與社會管理模式

概括起來，美國公眾參與社會管理具有以下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公眾參與具有法律支持和保障。特別是在城市規劃案例中，法律明文規定要有公眾的參與，并且公眾的意見能夠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二是公眾參與面廣，參與程度深。在美國，公眾參與表現為市民的普遍參與，他們參與政策決策和實施等各個階段的工作，并最終還對政府起著督促的作用。

（二）巴西公眾參與社會管理模式

巴西實行以推動社會發展為核心的發展模式，社會的各種政治力量和各個階層的訴求和主張都能夠通過比較廣泛的途徑自由地表達。其中，最明顯的做法有以下兩點。一是公眾參與在巴西具有憲法的保證背景。巴西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了公民參與的權利，包括全民公決、公民創制等。根據巴西憲法，地方政府主要是通過四種方式來保障公眾參與，即公眾會議、公眾咨詢、市政委員會和參與式預算。這幾種方式給予了巴西公眾在公共事務中充分的參與權，加強了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契合。二是鼓勵媒體和公民社會批評、監督政府。巴西政府致力于通過政務公開來建立起更為透明的政府，又鼓勵公民社會的力量，特別是一些致力于社會管理的公民社會組織來積極地批評政府、監督政府，保障了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對公共權力充分的知情權、批評權和監督權。總體來說，巴西能夠進行有效社會管理有賴于建立了一個公正、透明、廉潔的巴西政府，也離不開良好的社會監督機制。另外，通過發展基層自治和基層民主來提升公民的民主能力和公民意識，也是巴西實施更加有效的社會管理的重要保障。近年來，巴西政府積極創造條件鼓勵社會公眾的有序政治參與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既避免了國內矛盾的積累激化，也為巴西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

（三）北歐公眾參與社會管理模式

北歐在政治上一直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大本營，北歐國家如瑞典、挪威、芬蘭等國社會民主黨力量一直很強，長期處于執政黨地位。其對社會平等、民主和社會公正的追求以及集體主義取向的價值觀使得其公眾參與社會事務管理的模式在和美國有幾分相似的同時，又有著許多不同。北歐國家鼓勵所有的公民參與社會發展，所有的公民都有權力對政府管理發表意見，包括對各級政府提出建議和意見。北歐模式與美國模式的不同主要體現在社會服務領域。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國家卻走上了一條并不相同的改革道路。其改革的重點于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改變公共組織的工作環境，形成公眾更加能夠參與的工作機制，最終出現了最能夠體現這種價值觀的新型組織：社會企業。公民除了作為國家提供的一系列公共服務的使用者之外，同時對于這種服務的提供方式和提供結果有決定權。公民可以通過參與的形式影響自己所需要的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和提供質量。在瑞典等國家出現了員工、公眾、志愿者合作的社會企業。這種企業的基本特點是大大增強了公民的參與權，使得公民不但成為公共服務的用戶，同時也成為共同生產者。

二、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總結以上三種模式，它們雖然有許多不同之處，但卻有一些共同的經驗是值得我國加強社會管理中公眾參與工作借鑒的。

（一）堅持社會民主的前提要件

各國公眾之所以能夠順利參與到他們的社會管理中去，社會民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前提，也是最重要的條件。如果沒有一定程度上的社會民主，也就根本談不上公眾的參與。在我國，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為公眾參與社會管理提供了前提。在目前階段，我國公眾參與的基本上只是基層事務，因此發展基層民主對于公眾參與而言就顯得尤其重要。但在我國民主化進程中，基層民主建設還存在很多的問題，政府必須大力加強和完善基層民主，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的范圍。首先，要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制度建設是帶有根本性、長遠性的問題，是做好各項工作的根本保證，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體公眾的共同參與協商，不斷地探索新思路。要進一步完善選舉制度，健全議政制度，強化民主監督機制。其次，要嚴格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等規定，保證農村基層群眾和城市社區居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務，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

（二）堅持政府事務公開和透明

政府的信息公開度和透明度高，公眾能夠參與社會管理的整個流程，對政府信息享有高度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因而保障了他們的參與權。如果政府壟斷了這些本質上是“公共財產”的信息，就必然加劇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公眾失去有效參與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完全可以說，知情權是公眾參與權的前提。缺少充分透明的信息，公眾參與只能是“瞎”參與，他們所提的意見也就沒有意義。基于此，我國在推進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過程中也要確保各級政府相關信息的公開和透明，并不斷擴大和豐富信息公開的內容。首先，政府要切實樹立信息公開工作的責任意識。國家和各級政府對信息公開工作的各個環節有了比較全面細致的制度規范，必須高度負責的做好信息公開，不能發生疏漏和偏差。否則，各級政府的信息公開管理部門和受到影響的社會公眾可以依據相關法規追究信息公開工作部門及人員的責任。其次，要進一步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凡是涉及公眾切身利益的、重大公共事件等需要公眾知曉的事項，都應當以一定方式予以全面、真實、及時的向公眾公開，保障公眾的知情權，接受公眾的監督。

（三）積極發展公民社會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的存在構成了國外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本載體，它是聯結公眾和政府的橋梁和紐帶。現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社會組織取代了初級群體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群體形式，社會組織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雖然無論從西方還是我國的實際情況看，政府都承擔著社會組織發展和活動的大部分資金，掌握著社會組織合法性的“印章”，政府不是社會組織的領導者，而是其合作者，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共同治理社會過程中是一種平等合作互補的關系。當前，在我國已經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社會經濟成分、利益關系、分配形式日趨多樣化。社會組織一方面可以有組織有目的地進行社會動員，整合和影響組織成員的價值觀及利益表達方式，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實現有序的政治參與；另一方面，可以為組織成員的利益表達提供形式與渠道的多樣性，保障公民利益表達的暢通，從而達到統籌階層利益，整合社會資源，化解社會矛盾于萌芽之中，起到社會穩定“安全閥”的作用。

（四）為公眾參與社會管理提供法律保障和資金支持

一定的物質文化條件是公民參與的基礎。公眾參與是一種政治性、社會性的意識以及在這種意識驅動下的政治性、社會性行為。物質決定意識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公眾參與同樣是由一定的物質文化條件決定的。美國和北歐處于資本主義發展的較高階段，人民生活水平較高，公眾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和時間來關心社會公共事務，這是公眾參與的物質基礎。同時公眾受教育程度也普遍較高，同時封建的意識形態經過較為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被徹底摧毀，因而在美國和北歐國家，公眾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較強。這是公眾參與的文化基礎。我國在推行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過程中也要注意物質文化條件的創造。

作者：金菊 董秋菊 單位：哈爾濱商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