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政治學家奧羅姆曾說過,“任何社會為了生存下去,都必須成功地向社會成員灌輸適合于維持其制度的思想。”[1]這一將特定社會的政治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傳播至社會成員的過程就是政治社會化。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思想政治教育與公民教育是中西方兩種政治社會化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階級、政黨、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社會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的影響的社會實踐活動[2];而公民教育是社會通過培養使公民成為依法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權責主體,成為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中的有效成員的過程。兩者與公民的政治生活相勾連,傳遞著社會成員必須遵從的價值觀念,充當了政治社會化的重要途徑。

在我國社會迅速發展,公民社會逐步發育的背景下,伴隨著人們對國內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關注以及西方公民教育理論的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與公民教育之間的關系近年來被提上討論日程。理論界存在一種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的呼聲。

有人認為,在現代社會中,社會成員的身份“從‘革命者’到‘公民’的目標轉換,意味著傳統的政治教育必將被現代化公民教育所融合”,“作為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政治社會化’途徑———傳統的政治教育的當發表展就必然要向著‘公民教育’轉化。”[3]“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應當為公民教育服務,要實現向公民教育的延伸和轉軌,這是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一個主要趨向”[4]公民教育應當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定位,”[5]是“新時期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視角”[6],是“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目標轉向”[7]、“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取向”[8]。

這些論點立足于社會發展和時代變化,瞄準當下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種種弊端,主張用公民教育的相關理論和具體做法來修正思想政治教育,進而認為公民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未來形態,應當用公民教育理論來替代國內的思想政治教育。

(筆者稱此類觀點為公民教育替代論,下文簡稱“替代論”)國內持此類看法的人不在少數,既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也有研究公民教育的學者。“替代論”的論證思路大抵如下: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在現代社會中面臨的缺陷,尤其是即將來臨的公民社會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種種挑戰,指出國外公民教育在政治社會化方面的優越性,得出以公民教育之利診治思想政治教育之弊進而將其取代的結論。應當說,“替代論”將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變遷結合起來,直面思想政治教育當前存在的現實問題,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提升尋因求策,體現出強烈現實關切。

然而,如將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最終歸宿定論為公民教育,主張采用西方的公民教育來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則需要理性地加以審視。“替代論”之所以需要引起重視,一是它關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未來走向。面對急劇的社會變化,尤其是即將發育成熟的公民社會,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正在經歷著一場包含思維、主題、目標、內容、載體和方法等在內的整體形態的現代轉型[9]。但這種轉型的最終結果是不是公民教育是一個需要加以思考的問題。二是它關涉思想政治教育的獨立性問題。按照“替代論”的看法,公民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在內容上與功能上存在相同之處,況且,公民教育的方式優于思想政治教育,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無疑既起到現實作用,又能保證實際效果。然而,如果“替代論”成立,公民教育能夠在往后的社會發展中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的話,那無異于取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獨立性。這對國內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戰,無疑置思想政治教育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事實上,思想政治教育與公民教育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交互性的問題,它不僅涉及我們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認識和評價,也涉及我們如何認清西方的公民教育。無論“替代論”是否成立,它都是一個亟須厘清的緊迫課題,值得我們思索。

二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既是一門學科,又是一種研究方法。作為學科的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旨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而作為研究方法的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是通過運用社會學的原理和方法來解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在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看來,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的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也是如此)都是一定社會中的存在,與社會是緊密相關的。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具體內容、方式、發展都是由社會所規約的,社會的發展引發它們的變化。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通過對社會成員進行思想意識的塑造培養合格的成員,進而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作用。公民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一樣,并非是孤立的、抽離的,而是一定社會的產物,它們根植于一定的社會基礎,依托一定的社會結構,社會決定著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脫離了社會(社會結構、社會需求、社會發展),抽象地談論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對于“替代論”合理與否的辨別,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無疑是一個合理、可行的視角。

西方的公民教育經歷了古希臘羅馬時期、中世紀以及現代社會三個階段,但真正地開展公民教育的階段只存在于古希臘羅馬時期以及現代社會。在神學一統天下的中世紀里,無論是政治學說還是政治實踐都處于低迷甚至消失的狀態,人們對于政治生活表現出疏遠和冷漠,塵世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與上帝取得一致。而在另外兩個時期,公民教育都得到了有效的開展。古希臘開展的是一種注重實踐和個人自由的公民教育,而古羅馬采用的是一種培養社會成員務實的共和精神、權利義務觀念以及堅韌質樸品德的公民教育。現代公民教育是現代社會產生之后的產物,是資產階級革命不斷完成之后形成的,它的產生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并與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發展同步。

西方的公民教育之所以出現在這兩個時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分不開的。公民教育是對公民開展的教育,其前提是公民的存在。而公民的形成需要公共的社會空間。公民研究的相關理論幾乎達成共識,公民資格或條件與公共的社會領域是相伴的,只有進入公共生活,參與公共社會活動的成員才有可能稱得上是公民。公民教育也就是要培養社會成員獲得參與社會公共領域所必須具備的權利義務觀念、公共精神、志愿精神、道德品質等等。古希臘羅馬時期又稱城邦時代,它特殊的社會政治結構為創造發達的公共生活提供了社會條件。宗教性公共空間(如神廟、圣殿、公共墓地),市政性公共空間(如市政廣場、議事大廳、公民大會會場、法庭),文化性公共空間(如露天劇場、體育館、運動場、摔跤場),在培養公民意識、造就公民資格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近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的發育以及現代公民的出現都為公民教育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從社會背景看,現代公民教育與現代社會結構的轉型是分不開的。傳統同質化、整體性社會結構日益走向碎裂化、異質化,獨立于國家的公共社會領域被分化了出來。公民教育的宗旨就是培養社會成員參與社會公共生活所必須具備的品質。而正是在這樣的公共領域里,現代公民教育才獲得了萌生的可能性,公民教育必須依憑社會的公共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