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調查性報道是一種較為系統、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機構以及社會中存在的其他問題，并尋求解決方法為主旨的新聞報道形式。由于它的話語權力因此受到外部權力威懾與管制、金錢資本、對法律侵權訴訟的恐懼等風險，本文以《南方周末》記者傅劍鋒的調查性報道為文本來解讀調查性報道的風險規避。
關鍵詞：調查性報道 話語權力 外部權力 法律侵權
    一、調查性報道的生態環境
    （一）調查性報道典型訴訟個案——仇子明被通緝事件
    2010年7月27日，一則有關“經濟觀察報記者因報道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內幕遭全國通緝”的微博消息引爆網絡。
    消息得到《經濟觀察報》一高層人士證實，這名被通緝的記者叫仇子明，此前在經濟觀察報、網上發表過數篇有關凱恩集團的負面報道，因此，凱恩集團所在地的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公安局認定仇子明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并于2010年7月23日以“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對仇子明作出刑事拘留的決定，列入全國網上通緝名單，檔案狀態為“刑拘在逃”。罪名是涉嫌“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罪”，凱恩股份董秘田智強堅持對仇子明惡意誹謗、誣陷的違法犯罪行為的控告，仇子明本人坦言自己處境危險，正在“潛伏”。
    2010年7月29日上午，浙江省麗水市公安局責令遂昌縣公安局依法撤銷2010年7月23日對《經濟觀察報》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決定；7月30日下午，遂昌縣委宣傳部及縣公安局負責人已前往北京，向《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及報社當面賠禮道歉。
    最后的結果雖然是以浙江遂昌公安局撤銷刑拘決定而告終，然而沒有公眾的輿論支持以及上層領導部門的重視，事件是不可能那么快就平息并得以公正解決的。近年來，調查性報道記者被訴訟、毆打、通緝等案件頻繁發生，調查性報道要保證新聞真實性、客觀性，也要體現新聞競爭力和生命力，當下新聞從業者要有規避政治風險、法律風險的意識和方法。真正的新聞專業主義首先產生于憲政和法制的基礎之上，是新聞從業者應該遵循的職業理念和職業規范的方式，同時又具有現實的實用價值。記者做報道時，不光會面臨民事訴訟的風險，甚至會面臨刑事訴訟的風險。讓新聞事實能抵御各種責難和懷疑，以不可置疑的真實性傳播給受眾，行之有效的規避法律風險。
    （二）調查性報道記者——刀鋒上的舞者
    調查記者所做的東西不是瑣碎的，是整體性的，是進行深層次觀察某一個事件以及事件背后。追求的不僅僅是事件表層，而是事件的核心和原因的核心。當然，一個調查記者可以贏得的榮譽和職業成就感，一般遠遠高于其它類別的記者。
    調查記者從業環境，一方面到處布滿著利益的陷阱、暴力的威脅和政治的暗礁，一個調查記者稍有不慎就可能會踏入利益或政治的雷線。另一方面，由于還沒有出臺一部規范和保護傳媒業的新聞法，在缺少對媒體話語暴力的應有防治的同時，更缺乏對記者權利受損時的司法救濟。這使得國內一些頂尖的調查記者常常卷入到各種訴訟漩渦并遭災各種不應有的打擊，使得后果慘淡。
    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王克勤，這個被業界稱之為“中國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國著名揭黑記者）、“中國揭黑記者第一人”的出色的調查記者因為幾年前調查蘭州證券黑市而遭受黑社會威脅與追殺，黑社會組織曾揚言要出價五百萬元買他的人頭，因此他被傳媒界譽為當代中國“身價”最高的記者。警方曾派4名刑警荷槍實彈進駐他家保衛他的安全。在他連續8個月沒有拿到一分工資收入、冒死為民請命的同時，他卻于幾年前被原所在單位無辜開除公職。
    （三）引起訴訟緣由——話語即權力
    調查性報道是一種較為系統、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機構以及社會中存在的其他問題，并尋求解決方法為主旨的新聞報道形式。它利用長時間內積累起來的足夠的消息來源和文件，向公眾提供對某一事件，尤其是關系到影響公共利益的不正當行徑的強有力的解釋。[1]
    調查性報道的特點在于，媒體在報道中并不滿足于簡單地刊登政府部門、執法機構和社會組織等常規新聞來源提供的信息——盡管這些信息常常是調查性報道的主要新聞來源，但是它們僅僅是調查報道的起點而非終點。[2]
    一般報道只報道個別的、孤立的、公開的突發事件的結果，而調查性報道更為注重挖掘業已發生的新聞事件內在的隱蔽的聯系，并向公眾解釋這些內在的重大意義。調查性報道有著這樣一些基本特征：第一、調查性報道的核心是暴露和揭丑；第二、調查性報道的主題是牽涉重大公共利益、公眾極為關心而又有一些人或組織企圖極力掩蓋的事實；第三、調查性報道的采訪應是媒體獨立、原創性的工作，它一般會受到阻撓、鎮壓而比較費時、費力、有危險；第四、調查性報道的結果往往是震撼性的，它甚至可以直接導致某些權勢或利益集團的迅速垮臺。調查性報道常常被稱為新聞官司的“雷區”，也正因為調查性報道的上述特征，在實際操作中它也就不免遇到一些法律風險，像被控“失實”甚至“侵權”，是從事調查性報道的記者經常面臨的問題。調查性報道以其強烈的獨立性、公共性和專業訴求，為現代國家的公眾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與政府相處的關系，使人民積極參與到公眾事務決策中去。由此，政府決策也逐漸走向公正、公平透明的科學運作，促進政府內部運作的良性循環。調查性報道對政府的運作，對社會的肌體健康，無論哪方面都是必須、必要的。
    1970年，被譽為法國現代尼采的米歇爾•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就職講演上首次提出“話語即權力”的名言：“話語乍看上去好像空無一物——話語與禁令交鋒的地方恰恰說明了它與欲望和權力的聯系，這很好理解，正如心理分析所告訴我們的：話語無非就是表白(或者遮掩)欲望。話語同時也是爭奪的對象，歷史不厭其煩地教誨我們：話語并不是轉化成語言的斗爭或統治系統，它就是人們斗爭的手段和目的。話語是權力，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