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課，還需要廢話？純屬廢話。我相信，不少人在看到我這個論斷時，會產生如上的想法。不急，且聽我慢慢道來。“據說，一位西方的漢學家，在看過許多當代中國長篇小說后感慨，中國的小說都是些故事提綱。

這話讓人驚醒。故事提綱云云，不過是說中國的小說寫得太粗、不豐腴。原因或許還有別的，‘沒有廢話’肯定是其中之一，說不定還是最主要的。

道理很簡單。正經話，誰說都是一樣的，只有在那些廢話里，才能顯出各自性情的不同，才情的迥異。語言的藝術，就是如何把看似無用的廢話，說得有滋有味，委婉動聽。”

這是韓石山先生在《他是怎樣寫作的》一文中，評價章克標先生的!"萬字自傳性質的巨著《世紀揮手》時，寫下的一段話。

其實，講課本來就是一種語言藝術的展現。所以，講課也是需要講廢話的。

還記得，聽過一些朋友的課，內容很嚴謹，嚴謹得都扎不進一根細小的針。確實，我很佩服朋友縝密的思維和邏輯。可是，我卻發現學生們大都在神游八荒。

課后，我問學生原因。有學生坦白，沒意思。

后來，我就想，如果文學只剩下了嚴謹，大概是沒有什么興味了。看來，語文課是需要廢話的。

話又說回來，并不是所有的廢話都適用于所有的課。這，應該算是一個廢話藝術的問題了吧。

首先，講廢話需要適時。這個適時，應該是在學生精神疲憊的時候。心理學理論告訴我們，一個人大腦長時間處于高度集中、緊張狀態，勢必會造成身心的疲憊。這種疲憊，能影響他們接受知識的心理水平，造成麻木。此時的廢話，既可以不影響他們學習的正常進度，使其大腦得到暫時的休息；又可以使學生長久的有意注意，變成無意注意。他們的身心，便得到了有效的調節。這個適時很重要。

記得，上大學時，我的一位老師，第一節課就帶去了很多藥，并排放在了講桌上。我們很好奇，以為中文專業改成了藥理學研究。接著，他就開始了廢話。他說，他有許多病，能堅持上課，已實屬不易，云云。是讓我們學習他的這種以學生為重的精神嗎？課后，我們議論紛紛。盡管，我們同情他的病痛。

我想，如果老師在另外的、適當的時候講這些，效果大概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到現代文學大家魯迅。魯迅有一個多愁多病之身———當然是為了祖國、人民的命運、前途愁的。可就是這樣，他還打趣：雪后，吐過半口血，有兩個學生攙扶著，去賞臘梅。然后，就可以說到自己，把早已準備好的藥，放在桌上一字排開，說自己也如魯迅，有多病之身。不過，倒是這兩年為養家糊口做學問、累的。我估計，如果這樣，那么學生以后對你可能多了一些體貼、少了一些厭煩。

其實，很多老師畫虎不成反類貓的舉動，學生是很厭煩的。所以，老師的廢話應該在恰當的時候，應該在學生需要聽廢話的時候。

其次，講廢話還要適地。特別是語文老師的廢話，應該注意講在適當的地方。講課的時候，什么地方講廢話，應該由教師隨機決定。這個應該決定于自己平時的知識和素養積累。比如，你側重的是對文章語言藝術的感悟。那么，賞析到文章的語言時，不妨多說些多余的話。如果你側重的是文章思想意義的挖掘。那么，你應該在分析思想時多說些康德、黑格爾、斯賓諾沙、尼采之類。于是，學生也更領悟了你的風采。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你與學生才會有靈魂對話的產生。這是多好的主體間性的教學闡釋啊！還記得，張愛玲是不喜歡講廢話的。友人描寫過她在美國晚年的生活，應該叫“晝伏夜出”。原因就是她不想跟別人多費口舌。和無聊的人說些無聊的事，實在是無聊的舉動。所以，張愛玲干脆晝伏夜出。看來，講廢話還得在適當的地方。

我想，這個地方應該是最能展現自己個性的地方。如韓石山先生說，在廢話里能見自己的與眾不同。有些語文教師，講課有個性、有風格，大概說的就是這些吧！最后，講廢話還要針對適當的人，即適人。毛澤東曾經從另外一個角度說“對牛彈琴”。他說，這種狀況的出現，也應該把錯誤放在彈琴者身上的。因為，他們只顧彈琴，忘記了聽琴的對象。學生有年齡的差異，也有個性的差異。教師的廢話，應該是在研究好你的聽話對象的基礎之上的。

比如，對待大學生，你可以講些蔡元培辦北大怎樣兼容并包；劉伯明辦東南大學如何鼓勵學術自由。

所以，北大有新派的胡適、陳獨秀，也有守舊的辜鴻銘。東南大學則養育了一心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學的《學衡》諸君，如吳宓、梅光迪、胡先肅等學問大師。但是，對待小學生，你最多講些高斯、愛迪生、愛因斯坦小時侯的故事，或者講講牛頓怎么思考蘋果從樹上落下的問題等，就行了。

人的一生，如果以年計算，大約有*天。

真正重要的、非說不可的話能有多少呢？人們一生中說過的話，大約有*的廢話吧！怎么把廢話說得藝術、好聽，從小處說是使生活的氣氛更和諧、融洽，從大處說是在延長人類的壽命。看來，語文教師的廢話，還應該繼續講下去，并且還有越來越藝術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