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門從西方引入的現代學科，“文學史”進入中國只有百年左右的時間。學科舶來品的定位使不少人認為，擁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本土似乎沒有自己的文學史書寫。其實不然。伴隨中國文學的萌生和發展，古人先賢敏感而又深切地感悟著文學發展歷程的每一步，并用文字將之記錄下來，形成了關于文學史的著述形態。這些著述雖然形態各異，也有異于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文學史體系，但所涉及的諸多方面已然表現出古人對文學發展歷史的思考，保留于各種文獻、資料中的文字也已構成現代意義的文學史研究與構建不可或缺的基礎。而且，作為一種傳統的學術形式，它們所展示的相對獨立的學術范疇雛形，也足以證明中國具有悠久的“文學史”傳統、以及大量豐富并有待發掘的學術資源。南北朝時期尤其可視作這一資源的一個范本。

從史學的角度而言，斷限問題是史書內部結構確立的重要一環。史書的斷限，指史書所記史事的起訖年代。司馬遷在《史記》篇末交待: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班固《漢書》的敘述起訖年代則為: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說明中國傳統史家斷限的原則，一般從政權的“正統”觀念出發。文學史作為文學的歷史記載，在撰述過程中也勢必涉及到時間問題，而與史書不同的是，文學史更加重視“分期”而非“起訖”。“我們在編纂或寫作《中國文學史》的時候，首先要接觸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1］(P68)中國文學史“宏觀研究的重點課題之一，是根據文學本身的特征，確定中國文學發展的分期。做好了這一點，我們就大致可以看出中國文學的進程”［2］，“分期正是人們用以建構歷史的重要手段”［3］(P278)。分期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南朝史家檀道鸞、沈約、蕭子顯、姚察和北朝史家魏收、以及南朝文學家鐘嶸等人的代表性文學史作品為例，析其理念，探其方法，試尋繹我國傳統“文學史”思維的特質，以期于今有所借鑒啟迪。

一檀道鸞，生卒年不詳，概為劉宋時人。所作《續晉陽秋》一書記述東晉一代史事，雖已亡佚，但從《世說新語•文學篇》輯佚的這段文字來看，卻是具有明確的時間分期意識的一段文學史書寫佳作。檀道鸞認為，《詩》、《騷》是我國詩歌發展的兩大源頭，并以此為基點和原則，對兩漢迄于東晉六百余年的文學發展情況分階段進行了梳理回顧。這對后世實具發聵之功。

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

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并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4］(P262)

對有漢一朝，檀道鸞以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三位文人為代表，贊其體從詩騷傳統，至建安時期，達到文質并重的“詩章大盛”的局面。而西晉潘岳、陸機等人雖時有質文，但已缺少深刻的社會意義和積極的人生理想，較為單純地追求華彩和綺麗，同漢以來的詩統已有明顯差別。尤其正始年間之后，玄言注入詩歌并漸趨統治詩壇。玄言風氣始于魏正始之王弼、何晏，他們崇尚“莊、老玄勝之談”，引發世人對玄學的追慕，到東晉偏安江左之時，更是風靡一時，在檀道鸞眼中，尤以李充為最。在五言詩方面，郭璞將“道家之言”引入玄言詩的創作，以《游仙詩》橫亙詩壇;而許詢和孫綽作為東晉玄學的中堅人物和玄言詩代表作家，又吸收佛家妙義入詩，由曹魏西晉時期的莊、老、易“三玄”，演變為佛道融通的四玄之學。這就徹底拋棄了兩漢以來的詩騷傳統，導致“《詩》、《騷》之體盡矣”。直到東晉義熙年間，以謝混為代表的山水詩的興起，才一轉百余年的詩壇玄言之風。

整體而言，檀道鸞沒有照搬朝代更迭、或年號變換的歷史分期方法，而是從詩騷兩大文學傳統出發來考察詩體的發展演變，體現了他獨特的文學史分期意識。當然，作者依然需要借用朝代和年號作為時間單位———西朝、江左兩個朝代和建安、正始、義熙三個年號，以起到對文學發展作出具有歷史意義的斷限作用。而這一方法，在其他文學史家的分期實踐中，也有所借鑒。

和檀道鸞一樣，在文學史書寫中以詩騷傳統為基準的是南朝齊梁人鐘嶸。鐘嶸的《詩品》堪稱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詳盡探討文學源流的著述，在總論部分，他對五言詩的發展分階段作出了全面系統的總結。與檀道鸞所作《續晉陽秋》實為史書不同，《詩品》的立足點則在于對“詩體”尤其是五言詩的考察，因而鐘嶸的論述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更加顯示了關注和探索文學的本體特質。這對后世的文學史書寫也就更具啟發意義。

昔《南風》之詞……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爾后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

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以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杰，公?幀⒅儺???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5］(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