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有關“文學史”的研究，從晚清的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等算起，已有幾代學人投身其中。作為二十世紀八?年代崛起的學人中的一員，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陳平原教授，自1985年與錢理群、黃子平一起主持“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而聞名學界迄今，已然是該領域成就斐然的學者。如果說，在早期的“三人談”中，陳平原通過對“現代文學”、“新文學”等概念的質疑，只是嘗試從觀念上突破以往主流意識形態施加給“文學史”書寫的束縛，那么，從1995年的《“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和1996年《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等專文開始，陳氏則真正從理論探討與研究實踐兩方面展開對“文學史”的專門論述。今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北京大學出版社分別推出的《假如沒有“文學史”……》、《作為學科的文學史》這兩部新著，收錄了包括以上兩篇專文在內近七十萬的文字，可以說是陳平原教授最近十多年來有關“文學史”的理論思考與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現。

一新中國建立以后，由于主流意識形態的介入，有關“文學史”的書寫及研究，一度集中于對符合當時政治標準的作家、作品及相關思潮、流派的介紹與評價。如此單一的標準，難免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也由此導致了二十世紀八?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的出現和“重寫文學史”大潮的興起。基于此前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文學”、“新文學”等概念的探討，陳平原教授隨后出版的幾部文學史著作①，雖然內容上與以往的“文學史”著述有所交集，但在學術視野和研究思路上卻是迥然有別。這種差別，與陳氏在“三人談”后對“文學史”的形成、建構等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密切相關。

與同時代“重寫文學史”大潮中高舉“文學性”、“民間立場”等大纛的學者稍有不同，陳平原在自覺避開意識形態籠罩的同時，深入反思“文學史”在整個人文學科中的“合法性”地位。早在《探究文學史的形成》②一文中，陳氏就提出，“應該追問作為研究對象、知識體系和著述體例三位一體的‘文學史’，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功能以及發展前景。”而在稍后《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小引》中，陳氏更指出，反省學科的根基而不是具體結論，必然涉及一系列重大問題，除了共通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更與西方教育制度的引進、‘文學革命’的提倡與追憶、國家權力對學術研究的制約與利用，以及中國學術傳統與西方文學理論的互動等密切相關。”③有鑒于此，陳氏極力倡導一種跨越原有學科邊界的研究，而他更是身體力行，自二十世紀九?年代中期開始，十多年來著力在教育史、學術史等不同學科的視野中展開對“文學史”的理論探討與實際研究。而《假如沒有“文學史”……》和《作為學科的文學史》這兩部新著，正是陳平原教授這一期間的階段性成果。

《假如沒有“文學史”……》是一部學術隨筆集。除《小引》外，包含了“何謂‘文學史’”、“新舊文學史著作”、“文學史會議及文集”、“另一種‘小說史’”、“文學史研究新視野”等五輯。這五輯的內容，除了曾在報刊雜志上發表的諸多“文學史”散論外，還收錄了大量相關著作的序跋、小引、后記以及學術會議的發言稿等。雖然都只是學術隨筆，從整體上看，這些文字的主旨，大都與陳氏對“文學史”的理論探討和研究思路有關，其中有些篇章，更可作為其相關著作的內容綱要或有力補充。因而，透過這些“逸筆草草，也自有其特殊魅力”的文字，讀者仍能一窺陳平原教授最近十多年來在“文學史”研究方面的理論主張與學術思路。

在該書《小引》中，作者指出，對于什么是“文學”，如何進行“文學教育”，怎么看待文學史課程及著述，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思想史、學術史立場之外，必須兼及教育史的視野。如此思考，除了作為“文學史”研究者的學術判斷外，還有其從事教學實踐的切身體會。這是因為在中國，“文學史”的存在，首先與學科設置有關，是近代新式教育的產物。

因而，在該書的第一輯“何謂‘文學史’”中，陳氏就有多篇文章涉及“文學教育”的相關討論。比如，《假如沒有“文學史”……》一文中，作者看到了“文學史”巨大的現實功能，認為“‘文學史’的寫作，蘊含著文學觀念的變革;‘文學史’的教學，更是普及新的文學觀念的最佳途徑。”但現實是，“中國的‘文學教育’，主要問題出在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體系(背后確有配合國家意識形態及思想道德教育的意味，此處不贅)，窒息了學生的閱讀快感、審美趣味與思維能力。”因而，對于二者之間的乖離，在《“文學”如何“教育”》一文中，作者指出了問題所在:一方面，“文學教育的主要目的，到底是積累相關知識，還是提高欣賞品位，學界并無共識”;另一方面，在當前的教育體制下，作為大學課程設置中的一個學科，“文學史”學科邊界的界定，“更受到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意識形態的需求、教育體制的變更、校園政治的沖突等因素的影響。”或許因為洞察了“文學史”學科不無尷尬的現實處境，在同一輯《學術史上的“現代文學”》一文中，陳氏主張在學術研究中，應當將學科建制的需要與學者的個人著述區別開來:“舉例說，在國家教委正式下達命令之前，大學教師無權自行取消‘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但撰寫研究著作，卻不必介意是否符合‘教學大綱’。”而事實上，也唯有保持這種明確的區分意識，在“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中，才不至于出現在第四輯《寶玉的意淫與柳生的俠義》一文中作者的慨嘆:許多長期任教大學的教授如吳組緗先生，對完整的“文學史”(小說史)敘述過于迷戀，乃至將其定為晚年學術沖刺的目標，實非最佳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