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討美國的生態及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的形式及其在當代美國小說研究中的應用。美國的環境危機感，較之其它任何因素，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語系一系列題為“自然的文學”、“人與自然的世界”及“自然的書寫”等新課程的開設提供了機會，這些課程的規劃思路與20世紀五十年代興起的新美國研究可謂是如出一轍。在這樣的背景下，亨利•戴維•梭羅（HenryDavidThoreau）的《瓦爾登湖》（Walden）于1966年再版，此次還加入了他的論文《對市民政府的抵抗》。在該書出版之際，對環境的關注以及對政治激進主義的需求被糅合在了一起，盡管政治與文化關懷與文學研究之間的相關性已經有了明確的表述。非虛構的自然書寫與政論完美結合的這一經典之作于1992年再版，新版的編輯威廉•羅西（WilliamRossi）聲稱：“這些作品在20世紀九十年代可謂更及時了……他們指向當前的環境……帶著對世界各地相互依賴以及由于個體行為的好壞導致全球性影響的日常意識。”（vii）

教師們把自然書寫定義為一種關注“自然史與自然界體驗”的非虛構類散文（Lyonxv）。教師們既著意于向學生介紹一種文學表現形式，也注重向日益城市化的學生群體傳遞關于自然和野生世界的信息。盡管教授和批評家在講授這些新課程方面獲得了成功，但他們卻發現自己無法把文本的選擇限于“非虛構”以及直接“經驗”的描述。

以自然史的書寫為基礎，自然書寫取得了進展，但其關注點卻不一樣。它把重點從歷史和地質學徑直轉向了自然對人類個體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反過來，還有后者對自然的影響。自然書寫往往關注單個個體的冒險與觀察，19世紀上半葉的梭羅和19世紀末的約翰•穆爾（JohnMuir）和約翰•伯勒斯（JohnBurroughs）或許為之提供了最好的詮釋。順著這些書寫，我們還可以看到虛構的自然文學的興起，它們在題材、敘述、意象以及主題方面與其它美國小說和詩歌截然不同。許多諸如此類的著作把非虛構和虛構、精確的觀察與夸大的故事和夸張的事件混合在一起。麥爾維爾（Melville）的《莫比•迪克》（Moby-Dick）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盡管從根本上說是一部虛構作品，《莫比•迪克》卻含有大量關于鯨魚以及捕鯨業的真實信息。瑪麗•奧斯丁（MaryAustin）寫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關于美國西北部沙漠的故事與麥爾維爾的小說有諸多相似之處。美國最早的小說家之一顯然是一位自然作家，那就是詹姆斯•費尼莫爾•庫柏（JamesFenimoreCooper）———《獵鹿者》（TheDeerslayer）以及其它許多以陸地和公海為背景的小說的作者。

“環境文學”，較之于“自然文學”，意味著關于生態關系和環境危機的高度的自覺意識。環境文學的例子隨時可見，只要作家對其文化或民族對自然世界帶來的負面影響予以關注，它更多的是一種當代現象而非自然文學，因為人們已普遍意識到了全球的環境危機。看一看當代美國文學，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不僅有大量的自然書寫、還有大量的環境文學得以出版。與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作品不同，這類文學中的大多數出自女性作家之手，既有女性主義，也有非女性主義的視角。

一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的女性主義至少可以追溯到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Adams）警告她的丈夫———美國第二任總統———不要在新的共和國里忽視女性。但女性主義更多的是和1848年的塞尼卡•福爾斯會議（SenecaFallsConven-tion）以及婦女運動與廢奴運動的最終聯盟聯系在一起。在19世紀早期形形色色的美國女性作家中，有些參加了婦女權利及廢奴運動，有的注意到了自然世界，其注意力不亞于男性作家，盡管她們的關注點大不相同。舉個例子來說，蘇珊•費尼莫爾•庫柏（SusanFenimoreCooper）的《鄉村時光》（RuralHours）就是一部暢銷全國的作品。

整個19世紀，還有其他許多女作家寫到了自然和荒野，包括海倫•亨特•杰克遜（HelenHuntJackson）、麗貝卡•哈丁•戴維斯（RebeccaHardingDavis）、瑪麗•哈洛克•富特（MaryHallockFoote）以及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PerkinsGilman）。可19世紀婦女們要體驗荒野中的自然，其能力還是極其有限的，這與家庭式或種植類的自然顯然是有區別的。隨著20世紀初婦女選舉權運動的興起，人們把注意力從人類周邊的自然轉向了人類的自然屬性。性別定勢以及關于人性的所謂的描述被用于以下嘗試，試圖證明把選舉權限于男性之合理性。

在美國，女權運動的第三波浪潮伴隨著民權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戰運動而出現，同時也是該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發展先于環境主義運動，大體上也獨立于該運動。至于女權運動的第二波浪潮，一個經常爭論的話題關乎人性，特別是婦女的本性。反女權運動的男性時常會對婦女的概念作如下的強調：更近于本性，更情緒化、更富直覺，而非邏輯和理性的，因其生育能力而成為更自然的養育者而非戰士。女權運動的一支完全拒絕自己稱之為“生物決定論”的任何主張。

其他婦女也開始分析所謂的本性與女性之間的關聯，并看到了贊同這種關聯的價值。這一群體往往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各種以婦女為基礎的靈性運動有關。女權運動一直都是一項高度差異化的運動，人們的理念互相對立，但出于終結婦女壓迫的目標而團結在了一起。過去三十年間逐漸發生的這項運動日趨認同下述觀點：對婦女的壓迫及其天生所受的剝削是聯系在一起的，這源自各種類型的男權中心和男權支配的意識和社會。

但此處我們需要做些區分。盡管女權運動大體關注的是批評并致力于改變當下，緩解世界各地婦女們所經受的各種形式的壓迫，生態女性主義運動更多地把關注點放到了未來。與自由女權主義者不同，生態女性主義者不希望婦女享有均等的毀滅物種、污染大氣、導致全球變暖的機會。相反，他們相信減輕婦女的壓迫是改變人類與自然關系這一大型工程的組成部分。反抗本身不是目標，而是徹底改變人類環境———從人際到政治關系，從經濟結構到人類精神的構造，使得支配人類社會的世界擺脫人類—非人類關系的現狀———這一過程的一個部分。許多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正如男女之間的差異形成了一種對話的、相互支持的、相互依賴的關系，而非需要辯證解決的矛盾，人與自然的關系從根本上也是一種對話的、相互支持的，而且是良性的、相互依賴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