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視野下，在川劇引領的四川地方戲曲劇種的展演活動中，燈戲這一主要活躍于我國西南的地方小戲，從荒村僻壤走近都市大眾的視野，步入現代演藝的社會空間。2010年10月，在“中國•南充嘉陵江燈戲藝術節”舉行的燈戲專場展演活動及燈戲論壇上，拙樸風趣的燈戲表演不僅開拓了其展演的文化空間，而且引發了與會學者關于燈戲劇種特質和屬性的更多關注和討論。在多元文化力量不斷參與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中，燈戲如何保存本劇種自身的獨立品格和主體性，如何在原生態、展演態和衍生態不斷轉換的文化語境下，釋放出內在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力量。我以為，重新考量燈戲的功能定位，反思燈戲的生態構造，無疑是更具有現實針對性的。

一、燈戲的功能定位：娛樂性與實用功利性

燈戲是流行于我國川、渝、云、貴等西南多個省市的民間小戲，在過去，多與春節、燈節、慶壇等民俗、祭事活動結合在一起。川北燈戲流行于閬中、南部、儀隴、順慶等四川東北部地區，劇目題材多反映川北人民的日常生活，現有劇本200余個；唱腔來源于民間小調、神歌、佛歌、嫁歌、端公調等，分正調和花調兩類；表演以丑、?、笑為特征，融會了木偶、皮影、猴戲、民間歌舞等多種技藝，詼諧風趣，被農民稱之為“喜樂神”。川北燈戲作為民間小戲，以二三旦、丑角色的斗嘴、打趣，以載歌載舞的表演形式將飽含地域風情和民俗事相的笑謔故事連綴起來，以拙樸、輕松、歡快的氣氛供人消閑、娛樂。川北燈戲在表現重大題材和挖掘嚴肅主題上，不是它的特長，也很少涉及關于生命與人性的文化深耕。但此次觀摩的川北燈戲劇目，卻引起我不一樣的思考，如何理解燈戲的娛樂性和實用功利性,或者說，在娛樂與實用背后，燈戲還給了我們什么啟示？

此次燈戲展演聚合了川、渝、滇、黔等地的燈戲表演團隊的精彩劇目，川北燈戲的表演尤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燈戲藝術節從展演活動開幕式起就擬造了一場民間燈節的狂歡，而每場都有的“開門燈”，更以熱鬧、歡快的場景，渲染出一種喜樂的氛圍。川北燈戲《送灶神》的輕俏熱鬧、《靈牌迷》的詼諧風趣、《打判官》的荒誕怪譎，歡快的形式、娛樂的表象體現了燈戲的內在精神和特質。《靈牌迷》將饞懶成性的小倆口終日游手好閑、混吃騙喝的行徑表演得惟妙惟肖。然而此劇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卻不僅于此，為了乞討騙錢的伎倆不被揭穿，一番誰先死誰后死，在一場怎樣裝死的爭論后，小倆口設計在家中設靈牌裝死，愚弄慈善的老者。窺見真相的兩位老人將計就計，以裝殮裹尸逼小倆口“起死回生”，最終一卷白布裹住的是小倆口好逸惡勞的手腳。《送灶神》則將日子拮據的山野小夫妻祈拜灶神庇佑賜福的生活愿望表現得情真意切。看似拙樸的小媳婦卻充滿風韻，引得灶神也頻頻下凡垂顧，一場獻雞祭灶的虔誠，演變為打情罵俏、雞飛狗跳、活色生香的人神對手戲。灶神在小媳婦含情雙目、嬌嗔身姿的引逗下，不禁向人間大倒苦水：原來小灶神在天庭等而下之，自己尚且衣食不周，哪里承托得起人間百姓的仰仗。真是神仙比俗人還煩惱，寂寞天上哪比自在人間。在先出場的灶神和后出場的丈夫之間，在笑罵、調情的游戲場景與嚴肅、虔誠的祭拜儀式之間，村婦和灶王爺周旋在一個頗有意味的張力場中，且不說小媳婦為博得灶神的青睞，有意羞澀扭捏和媚眼煽情；更有意味的是丑扮的灶神爺人間天上的顛倒臆想：有漂亮小媳婦可以娛情，有美味雞筵可以享用，有受祭贏得的尊榮和敬重，有行走在地的踏實和自由，貧賤夫妻竟成了灶神羨慕的一對福人，戀戀紅塵也成了灶神眷顧的一片樂土。《打判官》借地獄為人間說法，將貪官死了以后在陰間才能講出來的故事，變成了活地獄最好的注腳。形銷骨立、瑣碎而短視的判官，風騷丑陋、悍妒而多情的夫人，碰上了生死路上要錢不要命，到了地府仍貪性不改的貪官，演繹了一段荒誕的陰陽判。人間物欲的赤裸貪婪，與地獄判官的家事風情，形成了滑稽的映照與顛倒錯置。一份生死簿的勾劃，一場活地獄的審判，繪刻了人性的陰暗、墮落造成的靈魂變態與世風扭曲。

或許有人會說，川北燈戲的表演著意的是“打”、“鬧”、“笑”、“俏”，場面雖好看，主題表達卻過于混雜；笑料雖不少但劇情構造卻全無章法。比如《嫁媽》編排的是一對母子的憨嗲，《靈牌迷》絮叨的則是一雙好吃懶做的小夫妻，《鬧隍會》炫耀的是縣老爺的竿技，《送灶神》拉扯的則是村婦和下凡的灶王爺弄風情，《包公照鏡子》演繹的是硬漢子的心里軟，但鏡子卻把故事說走了，《打判官》原本是打貪官的，卻成了酒色才氣的混搭。川北燈戲是民間小戲，毋需向大劇種的劇情統一性、結構完整性看齊，這些看上去的任意裝點、輕淺褻玩、無傷大雅的賣弄風情，使得故事情節隨意轉換，說口東拉西扯，“喜樂神”的表演風格，把一切神圣的儀、禮都做了世俗化的處理，抹去莊嚴、褻瀆權威，甚至跳脫劇情與觀眾直接對話，極盡狂歡與笑謔。在娛樂的表象下，最戲謔的質料包納了最殘酷的元素，最光亮的空間洞穿了最黑暗的一隅；玩世不恭的面具保存了小人物活著的尊嚴，調侃生死的游戲解構了天上人間的秩序。這些劇目非常突出而一致表達的是強調世俗女性在生活中的主動性，思忖自嫁的媽媽盡力想改變貧苦無依的生活，饞嘴的小媳婦用刁蠻的手段折騰懶睡的丈夫，判官夫人不但以兇悍唬倒當家的，還拿風月嬌寵自己的小丈夫，祭灶的村婦更是把天神逗弄得腳不點地、神魂顛倒。在舊時代生活氛圍中，原本處于被動和弱勢的女性，川北燈戲則以性格的絕對強勢和“亦正亦邪”的風情，不斷爭取著自己應得的生活權利和人生幸福。正是這種性別錯置產生的生存幽默感，演繹了蜀文化獨有的情韻，伸張了小民重實用的人生態度和在劣境中立命求生的意志。川北燈戲借人神共論生死、人鬼輪回轉換，傳達出顛倒世相、舉重若輕的另一種底層生活的真實，這就是笑對苦難的無畏、解構生命莊重的諧趣、游走在生死邊緣的快感混合而成的民間笑謔精神的力量。

此外，就現存川北燈戲的劇目看，有一部分是“天上三十二戲”、“地下三十二戲”①這樣一些與端公、慶壇儀式相關的故事，但這些與民間祭祀儀式相關的搬演形式在向現代社會流傳的過程中，卻因為種種原因逐漸被剔除了。從此次演出的川北燈戲形態上看，雖然不少劇目涉及了神靈的角色，但除了每場演出的“開門燈”以及跑龍套的燈官，還能讓人聯想到與端公、慶壇相關的一點遺存外，川北燈戲表演中與民間祭祀儀式相關的程式、儀式，以及附在這些程式中的祭祀活動已經看不見了，這是川北燈戲傳承與保護中令人深思的一個問題。在重視其現代語境的同時，不要忽視了它對于百姓生活和底層社會的精神撫慰功能，這種酬神、娛人的實用功利性是川北燈戲在民間社會得以生存的無法剝離的重要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