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代文明新形態的生態文明，力求確立一種有別于西方啟蒙精神所倡導的新倫理觀念即生態倫理觀，從而使人——社會——自然三者面對當今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能夠保持和諧、可持續的發展，而以何種理論為建構的邏輯基點，是這一倫理觀緣何能夠得以確證的關鍵之一。其中強調摒棄以人為惟一價值主體的傳統倫理觀念，視一切自然存在為道德關懷對象的生態倫理學整體主義，特別是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恰恰能為此提供理論基石。其原因就在于，生態倫理觀的確證開啟了人類倫理觀念的新維度，其本質是對傳統的本體視閾的一次嘗試性拓展。對于生態倫理學而言，“本體”的樣態不再僅限于以往自然式的、思辨式的以及社會式的，而是一種以生態學為依托的生態化的本體。本文將從大地倫理學的生態學范式和生態共同體理論入手，力圖達到對生態倫理觀的解讀。

一、大地倫理學的生態學范式：生態倫理觀之根

如何從規范的角度對當今生態危機作出解答，并確立恰當的生態倫理觀念是生態倫理學不可規避的問題之一。為此，生態倫理學整體主義的倡導者——利奧波德借助生態學作理論范式，通過拓展人類倫理關懷對象的閾值，也就是從具有理性主體地位的人延伸到整個生態系統，進而為倫理觀念的生態化提供理論前提和倫理預設。那么，作為一門具體科學的生態學何以能夠有助于生態倫理學實現如此的規范性拓展呢？這就在于生態學內隱的有別于其它具體實證科學的強烈的形而上的整體意蘊。生態科學就是以其自身的理論特質，一方面為生態倫理學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世界觀圖式，也就是復雜的、生態的整體性世界觀；另一方面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態的行為模式。而這兩方面協同作用的結果，就使生態倫理觀的建構獲得了恰當的邏輯基礎。因為任何一門科學不僅是我們認知世界的工具，而且也為我們提供如何進行實踐的基本知識。

就生態學自身的理論特點而言，它通過研究生物與周圍環境的相互關系，強調以整體的觀念看待自然,并逐漸形成了循環觀念、多樣性觀念和平衡觀念。當代生態學使我們確立了這樣一個基本理念，人類只是自然的普通一員，是生活于自然世界之中，而不是凌駕于自然之上。比如，新生態學的奠基人埃爾頓把群落模型理解為一個能量模型，并用隱喻性的生物共同體描述出一個由食物鏈和食物網構成的一個能量循環的金字塔。這一思想對利奧波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使他的思想從早期的保護主義走向生態主義。在大地倫理學中，利奧波德把大地金字塔結構（生物區域金字塔）視為一個由土壤、植物、各級動物構成的能量群落模型。在這一模型中，“土地不僅僅是土壤，它是能量流過一個由土壤、植物、以及動物所組成的環路的源泉。食物鏈是一個使能量向上層運動的活的通道”。[1]（P205）本質上，就是通過描述生物區域內的各級食物鏈、食物網絡以及其中能量流動，使我們得以從生態的、整體的視角理解整個生態系統的所有物種之間和它們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并進一步認識到自然的動態性和過程性的實體意義，從而為自然的道德身份提供了基礎性原則。大自然的動態過程性表征著其自身內在的一種生存狀態，它讓我們在體驗自然的動態進化過程中感悟到生命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價值，這種價值不是以人為判據，而是源于自然創造生命的過程，由此獲得對生命的敬畏之情，這種情感就是一種對自然的倫理關懷。這樣使我們賦予非人的其它自然物以道德關懷的地位就變得可以理解。

所以說，對于道德身份拓展問題的解答，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是基于生態學提供的相關知識，采用生態學范式確立生態共同體概念，并以此為基點進一步完成了對生態倫理觀的構建。

二、大地倫理學的生態共同體：生態倫理觀之本

共同體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在那一時期共同體范疇的內涵是很寬泛的，例如，家庭就是一個給人提供日常生活需要的共同體。亞里士多德指出共同體具有多樣性，城邦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礎上的共同體，并且作為整體的城邦在本性上是先在于個人和家庭的。但自基督教文化產生以后，共同體范疇的內涵逐漸變得狹隘，只有具有主體性的人才能在共同體中占有一定位置。至此，共同體范疇變成了一種理性的共同體，人類之外的其它自然存在物被排斥在這一范疇之外。但伴隨著生態科學的成長，對共同體的理解和描述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生態學知識為共同體概念提供了真正的科學描述，使人們擺脫了自然的主人和征服者的角色，逐漸明白自然界是一個復雜的共同體，人類是依賴于這個共同體而存在的，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員。對此，納什指出：“通過創造一種具有生物共同體意蘊的新概念，生態科學也為道德共同體提供了一個新的基礎”。[2（]P8）

而共同體生態化及其本身能否具有道德意義既是生態倫理學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生態倫理觀確立的關鍵之一。因為首先它直接關涉到生態倫理學對道德關懷對象范圍的拓展問題；其次它涉及到人、社會以及自然如何協調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觀問題。為此，利奧波德借助于生態學的范式作用，強調從生態性的整體層面來理解這一范疇。因為在前生態學時期，共同體觀念是與古代神秘主義以及神學中的有機體主義內在關聯，這使其缺少了科學基礎。而自生態學產生以后，它就為共同體觀念提供了一個新的生物學基礎，使人們能夠從科學的角度尋求其存在的基礎。生態學“為擴展道德共同體的范圍、使之包括大自然提供了許多實踐性的理由，還為其它物種、甚至作為整體的環境的內在權利提供了一個論據”。[2]（P20）要確立生態共同體的道德價值，關鍵是如何解決生態系統——生態共同體——道德共同體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而單從生態學含義上講，完全可以把生態系統直接等同于生態共同體。

關于生態系統能否是道德共同體的問題，生態倫理學主要是依托生態學范式，并著眼于系統整體的利益或價值來強調生態共同體是道德意義上的共同體。在大地倫理學中，利奧波德對生態共同體概念的界定有如此表述：“土地是一個共同體的觀念，是生態學的基本概念；但是，土地應該被熱愛和被尊敬，則是倫理學觀念的延伸”。[1（]P6）環境倫理學家羅爾斯頓在其自然價值論倫理學中繼承和發揚了利奧波德的生態共同體是道德共同體的思想，并提出要使生態共同體成為一個具有道德意義的共同體，需要證明這一共同體本身就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這就要求我們借助生態學的范式作用，采用多層次的、系統性的整體視角詮釋生態共同體。從方法論的角度，單一的個體視角并不能為生態共同體（生態系統）成為道德共同體提供充分的理論判據。盡管生態系統中有機個體內部以及有機體之間的生存與斗爭是維持生態系統的和諧穩定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是這“不是按照大自然自身所是來判斷大自然”，是一種范疇的誤置。這就要求我們在論證生態系統的道德性時，立足其自身固有的特質，轉換視角確立一種生態——整體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