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漢時期農業教育的主要內容

1．1重農思想教育重農思想的教育主要是關于農業地位和作用的教育，即教育人們要認識到農業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認識到農業是國家的本業，因而必須重視和發展農業。由秦至漢，歷代統治者都很重視發展農業，注重調動農民的生產勞動積極性。秦始皇繼承商鞅的“耕戰”思想，十分重視農業。瑯琊刻石云:“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碣石刻辭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這都是鼓勵勸導農民努力發展生產。他還改變授田、賜田制，“使黔首自實田”，來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通過“舍地而稅人”的政策，使游食之民及從事其他職業的人都負擔人口稅，驅使脫離農業生產的人回歸農業，用以減輕農民的租稅負擔，讓農民安心從事農業生產。漢代繼承秦代的“重本抑末”思想，將重農貴粟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為了恢復秦末戰亂破壞的經濟和鞏固新生政權，漢高祖全面推行重農政策，與民休養生息，下詔軍隊復員歸農，“以有功勞行田宅”;招撫流亡，“復故爵田宅”;放免奴婢;減輕農民負擔，減輕田租，逐漸恢復生產。文帝也三番五次下重農之詔以勸農。《漢書•食貨志》載文景時期采取的重農措施有:“以粟為賞罰”“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田賦減半;開墾荒地;限制商人兼并農民等。漢初政權在租稅政策上也體現出了“重本抑末”的經濟意圖，在減免田租的同時，適當加重人口稅收，加倍征收商賈的人口稅，“重租稅以困辱之”“欲令務農”［2］。武帝朝，重農政策未變。帝王親耕籍田是封建統治集團勸農務本的特殊形式。《漢書•食貨志》載文帝曾種籍田，“躬耕以勸農”;《漢書•武帝紀》載武帝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即率百官遠至齊國鉅定行籍田大禮。《漢書•食貨志》載宣帝按照平糴思想實行“常平倉”制度，使重農貴粟的政策措施更加完善并形成體系。東漢的統治者們基本繼承了西漢實行的與民休息政策，注重調動人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與此相適應，秦漢政府十分重視水利建設，修建了大批新的水利設施。同時，非常重視鐵器推廣和耕牛喂養。秦律對官府鐵器的供應和使用都有具體規定，對損失鐵器的，根據情況分別處理。武帝始，為體現重農抑末意圖和加強對手工業的管理，一度對鹽、鐵實行壟斷性的官營。云夢秦簡中，秦律規定對偷盜耕牛者必須判罪，對耕牛飼養進行考課和獎懲。漢代之所以重視保護耕牛和加速耕牛繁殖，是因為“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弱也”［3］。秦漢王朝對蠶桑業也很重視，天子與各級官吏也重視勸桑。如漢元帝時，每年必由皇后春幸蠶館，勸課農桑。在政府的重視和鼓勵之下，自秦漢始，我國養蠶業的發展為全世界所矚目［4］。秦漢統治者還實行一些獎勵措施，以鼓勵人們從事農業生產。如秦代和漢初就曾運用賜爵的手段獎勵耕織，培養出了大批自耕農和地主，成為封建政權的經濟基礎。《漢書•惠帝紀》載惠帝時行“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這是為了勸課農桑，“薄其租稅，寵其強力”，即“優寵力田之人”，鼓勵大家努力從事農業生產。《漢書•武帝紀》中多次記載武帝下詔嘉獎力田。秦漢時期的農學名著中也對農業的地位和作用有專門論述。《呂氏春秋•上農》是專題論述重農思想的篇章，“上農”就是“尚農”“重農”的意思。認為將務農放在首要地位，主要是為了使農民“貴其志”，即教化農民的心志。《氾勝之書•雜項》也論及“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實天下之命”。《氾勝之書》也認為農業是經濟生活和社會安全的基礎，是國家的命脈。

1．2農業科技教育農業科技教育是中國古代農業教育最主要的內容。秦漢時期，在歷代統治者的重農政策措施之下，農業生產技術取得了長足發展，農業科技教育也比較發達。當時的農業科技教育主要涉及農業氣象和占候教育，農田土壤耕作、水利和灌溉知識、農作物栽培、蠶桑養殖、農具制作和使用、園藝知識、畜牧獸醫教育及環境生態教育等。農業氣象和占候教育是農業科技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農業生產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和季節性，并且要直接利用自然資源，使得農業生產的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主要取決于土壤、水分以及對所處環境氣候的適應性。《呂氏春秋•審時》篇指出，“凡農之道，候之為寶”，把春夏秋冬分為孟、仲、季十二紀，在每個紀都有與之相應的物候與農事，教育人們要把篤守物候看作農業生產的重要原則。《四民月令》按一年十二個月，每個月按照上中下旬，把應該進行的農業生產、手工業、商業經營等事項作了詳細合理的安排，詳細指導人們依照時令、氣候安排耕種，收獲糧食、油料、蔬菜，養蠶、繅絲等。精耕細作和增加產量方面的技術是當時農業教育和推廣的重點，也是中國古代農業教育的一大特色。中國古代農業生產主要是一家一戶式的分散經營，生產多少與自己的利益直接相關，因此，農民都想盡辦法在小塊土地上精耕細作，增加生產，提高產量。這方面教育內容涉及“深耕熟耰”技術、作物輪栽和復種、代田法、區田法以及保墑、施肥和改良土壤技術等。如武帝時，趙過在總結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區農民生產經驗的基礎上，發明了代田法，即在播種之前先開溝起壟，種子播在溝底，待幼苗長起后，分多次用壟上的土培壅苗根，這樣，能使根系扎深，減少葉面水分蒸發，抗旱保墑，又能防止作物倒伏，增產效果十分明顯，代田法也迅速在關中、山西、甘肅等地推廣。《氾勝之書》對區田法、溲種法、選種留種施肥、作物栽培、田間管理等分別作了詳細描述。《管子》一書中對水利和灌溉知識、土壤區劃知識進行了詳細闡述。犁耕技術上，趙過創新和推廣了“三犁共一牛”法、“耦耕”法，西漢末年，很多地區又出現了一牛一人犁耕法，牛耕技術得到不斷改進和推廣。趙過還發明推廣了耬車、人工挽犁等農具和耕作技術。農業教育途徑把以上農業科技轉化為廣大農民的知識和技能，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古代農業的不斷發展。

2秦漢時期農業教育的主要方式方法

2．1年長者對年輕一代的示范和口授秦漢時期，社會的經濟和教育發展水平還較低，農業生產技術的傳播基本都是在生產勞動過程中進行和完成。年長者把繼承和在長期生產實踐中總結的技術和知識在生產勞動過程中傳授給年輕人。在政局穩定的前提下，年長者的經驗，加上年輕人的力氣，就可以保證勤勞的人過上溫飽的生活。這種傳授方式促成了中國古代尊老敬老社會風尚的形成，甚至有學者稱“孝道是農業經濟的產物”［5］。農民是最講求實際的，“眼見為實”是農民自古不變的信條，因此，通過示范和講解、口授，讓農民親眼看到實在的東西帶來的好處，從而認可和愿意接受，示范的方法也直觀易學。另外，農民之間相互請教、農民向農業科學家發問和學習，也是農業教育的重要方式。

2．2官吏的推廣與教導秦漢時期，從中央的大司農(秦時稱治粟內史)到基層的三老、里典(正)、力田，這些官吏都肩負勸民耕織的職責，在教民耕作、推廣生產技術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漢書•食貨志》載，武帝任命趙過為搜粟都尉，使其推廣“代田法”。趙過還傳授了“以人挽犁”和“教民相與庸拘犁”等增產措施。建武年間，任延在任九真郡太守，教民牛耕，使得開墾的田畝年年增加。《后漢書•王景傳》載王景作廬江太守，教民犁耕，提高了耕作效率，因而“墾辟倍多，境內豐給”。《漢書•召信臣傳》載召信臣任南陽太守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余”。為了合理地調配用水，他制定了“均水約束”，使南陽地區面貌有了較大的改觀，“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后漢書•杜詩傳》載，杜詩任南陽太守時，“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他發明的“水排”，是當時水力利用的重大成就，召信臣、杜詩二人因此受到老百姓擁戴，被百姓稱為“召父”“杜母”。秦漢時期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與這些官吏的推廣和教導是分不開的。

2．3編印和傳播農學著作秦漢時期，記載各種農業耕作經驗技術的農學著作較多，這些著作對人民群眾學習和掌握農業生產技術很有幫助。《呂氏春秋》中有很多專門記載農業耕作技術的篇章，闡述改良土壤、適時種植、抗旱保墑、除草防蟲等方面的經驗知識。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代農家有9家114卷之多，其中《管子》《汜勝之書》《四民月令》等最為著名。這些農書，有的是朝廷組織頒發的，有的是官府組織編寫的，有的是個人根據實踐經驗編寫的。這些農書使得農業教育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在農業知識的傳播和古代農業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

2．4歌謠、農諺的流傳歷代農民喜將生產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些耕作經驗用精煉生動的簡短語言編成好學、易記、朗朗上口的歌謠和農諺，其內容反映著很多耕作技術原理和原則，交口相傳，世代沿襲，傳授農業生產技術和經驗，進行農業教育。如《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記載漢初流傳的《耕田歌》這樣唱道:“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這些歌謠、農諺在民間的廣為流傳，豐富和增長了群眾的農業生產技術知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農業教育的作用。

3結語

綜觀秦漢時期農業教育的概況，雖然這一時期的農業生產勞動教育尚處于初級的社會教育階段，但是可以看到這一時期農業教育具有以下鮮明特點:①農業教育在所有教育形式中處于核心地位，是維持人類存在和發展的生存教育，終秦漢兩世，其歷代統治者重視農業教育的方針政策是一以貫之的;②秦漢時期農業教育的對象包括各級官吏和廣大農民，教育對象具有絕對眾多性;③農業教育的內容涉及氣候、植物、動物、生態、技術、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教育內容十分豐富;④農業教育的方式方法也靈活多樣，不拘一格，行之有效。秦漢時期，尚無專門的農業學校，因此，當時的農業教育屬于純粹的社會主教育范疇。這一時期的農業教育很注重技術性教育和經驗性教育，農業科學技術來源于生產實踐，又直接應用于生產實踐，農業生產者、農業教育者、農業科技研究者往往是三位一體的，實現了最初意義上的“產學研”結合［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