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大部分醫者認為醫學人文是一只不下蛋的雞

時下，很尷尬的是，醫學人文在掌握了醫學“硬”科技的醫者身邊“布道”時，常常會引致其充滿鄙夷不屑的目光。其實，在不少醫者的眼里，醫學人文既不能殺滅病毒細菌逆轉病情，也不能豐富醫學科技層面的知識，更不能提升醫療專業技能；相比于“硬”技術，醫學人文那玩意兒是或然的、邊緣的、輔助的、幾近無用的知識，是可有可無的職業情感訓練［１］１３。王一方先生在《醫學是科學嗎？》一書的自序中寫道：“其實大部分有醫學知識背景的人都漠視醫學人文學科，認為是一只‘不下蛋的雞’……”［２］醫學人文精神在當下的意義上幾近為一種奢侈的理想。于是，醫學科技轉身向左，人文扭身向右，兩者分道揚鑣！

２醫學人文精神被異化之關鍵詞：強勢、交易、遮蔽

先借用黑格爾在評價宗教改革時的一句話，“……他的心，他的靈魂在場”。實際上，醫者一直“靈魂在場”，其所為之“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皆為醫學之本真。人之為人，其身必為首要之根本。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第一位，精神第二位。身的物質屬性無疑使其具有對心的決定性作用，因為它是心之存在的基礎與載體。人因患病而痛苦之時，對生理痛苦能立即解除的渴望，恐怕是患者的第一反應。于是，醫學科技就需先從對患者的肉身干預入手。“科學精神本身就是一種人文精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３］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所以醫者運用醫學科技施治于被病痛折磨的患者，解除其肉體的痛苦，是醫者對患者同情、悲憫情懷的彰顯，這恰好生動地演繹了醫學之靈魂的醫學人文精神。醫學何曾與其人文分開過？由此可見，“醫學的人文是內在的，而不是外部強加給的。”［４］英國科學史專家斯蒂芬指出，醫學是人道思想最早產生的領域，最初的醫學不是謀生的手段，也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仁慈，一種人道關懷［５］。醫學科技天然地具有內在的人文性，它被包含在醫學人文之中，是醫學人文的一個硬性的價值向度。

它以科學技術為利器，解除患者病痛，維系生命健康，是醫學人文精神具體化、專業化、外在化形式，是醫學人文精神實現的手段［６］。故而，醫學科技與醫學人文自醫學誕生之日起就從未割裂過，醫學的工具理性與醫學的靈魂密不可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醫學科技的進步提高了民眾的健康水平。２００７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顯示中國人均壽命男性７１歲，女性７４歲［７］。而１９５７年我國人均壽命才５７歲［８］。生命權是人民權利的最好詮釋，是以人為本的具體體現。在此，醫學的人文精神得到了現實的詮釋。在醫學人文研究視域中，《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編輯部于２０１０年第７期開展了在醫學人文知識建構方面的關于“好的醫學”的討論。這種討論不但具有引導學界關注醫學根源性問題的作用，而且還頗具導向性地規范醫學人文研究路徑起點的意義。因為當一種學科或學科群，定位了其研究的起點，擁有了自己的知識建構和研究路徑時，其學術生命即為誕生，沿途而去，其力量則愈發彰顯。在討論中，王一方認為，從技術上看，醫學（技術）“進步”（異化）是醫學不可愛的真正根源。醫者篤信科學這個“新教”的征服思想，崇拜技術的成長與成熟，技術主義甚囂塵上，忽視對人類苦難的敏感、敬畏、同情和悲憫等職業情懷的養成。醫者自身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我治病救人賴于科技之功，與人文何干？臨床實踐中，醫者因掌握了醫學科技而具有高貴感和優越感，患者尋求幫助是醫者這個強者對弱者的恩典。醫者表現為專制主義的職業傲慢、偏見與冷漠。對于疾病的診療，醫者不愿、不會或不屑于與患者溝通專業技術方面的東西。如在醫療方案中，患者只需聽話就成，即所謂“遵醫囑”。醫者威嚴冷峻的權威態度，滿嘴的專業術語，以及醫患的交流媒介于冷冰冰的機器，更加深了與患者的鴻溝。

醫學科技的強勢，遮蔽了醫學內在固有的人文內核，溫情的醫學不見了。從利益上看，物欲喧囂下的交易格調是醫者職業風險的經濟誘因。醫者瓜葛于各種利益集團，集團的利益勝過了患者的利益。而醫者職業道德的凈化機制還未健全，道德自律蒼白，正確與正義，真理與真諦漸行漸遠，越來越疏離［９］。同時，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財力與物力，而當財政的投入不斷減少加之衛生資源配置的效率低下之時，醫者必定會把手伸向求助于他的患者。換言之，醫療衛生在當下中國極其強烈地表現為一種科技與金錢的交易模式了———你給我拿錢，我給你看病。醫學的人文精神在醫患之間程式化的交易模式中漸漸消弭了。因此，強勢的醫學科技和交易格調的醫患關系，遮蔽了醫學科技內在固有的人文精神屬性。醫學的人文精神被異化，醫學的人文關懷情愫，不見了。在民眾的眼里醫學“不可愛”了。于是，當患者肉體的病痛沒能解除、精神的痛苦在醫者的冷漠中加深以及金錢喪失等情況一并襲來之時，醫患沖突的爆發達到了臨界，剩下的就是導火索了［１０］。如此，醫者職業的風險危矣。

３哲學視角下的醫者職業風險

醫學的發展離不開哲學的影響。近代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主義孤立、靜止、片面地解釋世界。在笛卡爾、斯賓諾莎所堅持的意識離開物質而獨立存在的二元論對立視角的哲學思維模式指導下，在科學技術提供的工具和手段幫助下，身心必然分離。“在機械唯物論影響下，醫學就從交談的藝術變成了沉默的技術”［１１］。人，只剩下了肉身。１９７７年，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的恩格爾教授正式提出了超越生物醫學模式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新概念。但這種新的醫學模式在當下中國的醫療衛生界并不“髦得合時”，大行其道的是生物醫學模式。因為醫者生活在具有深厚的、無比崇尚實用主義傳統的中國。在這種理念下，醫者只需重視人的生理、病理屬性即可。在他看來，患者來醫院是因為病，要看病、治病，所以對準病才是正確的，談別的都是虛妄、都是浮云。中國醫療衛生界在實踐中的做派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患者到大醫院看病，好不容易排隊掛上號，但和醫生說不上兩句話，一大摞檢查單已到眼前。接著是穿梭于鋼筋混凝土之中，人若物品般毫無尊嚴可言地面對著不同的“質檢”儀器的查驗，然后換回報告單，再回醫生處，醫生盯著報告單，方子就開出來了。如此，哪里有什么醫學新模式的影子？“建立在機械論基礎上的醫學模式將病因從神秘的天罰中拯救出來，最終將其交給了質料；將治療從對上帝的敬畏與心靈的洗禮中解放出來，最終將其交給了物質的相互作用。”［１２］

４醫學人文精神異化的消解：醫者職業風險的解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坐而哀嘆、抱怨均于事無補，故而需剛健進取。筆者認為，要消解醫學人文精神的異化，必須建基于維護和保障好醫者和患者的利益與福祉，如此亦為化解醫者職業風險之道。從對科技本身的直接規約來看，對醫學科技的專業性幾近無法制約。因為對于知識、經驗、能力這類存在于人的頭腦里的內在東西的規約，不同于對政治公權力的制約。或者說，洛克、孟德斯鳩等的政治權力制衡理論在對科技權力的約束中容易失效。其意義在于他們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以這種視角來看，消解醫學人文精神的異化，只能從規約醫者實施醫療技術的外在行為入手，所以各種各樣的關于醫療衛生行為的制度法令出臺就是必要的了。但僅有這些律令條例還是遠遠不夠的。如《執業醫師法》只是剛性地規定了醫學倫理學這一門課程是必考課程，其它“醫學人文”類的學科不見蹤跡。在以崇尚實用主義而著稱的中國，在硬性的執業資格考試中必須再加入些醫學史、醫學哲學、醫學社會學等“醫學人文”類課程的考核。美國紐約東北部的撒拉納克湖畔，鐫刻著特魯多醫生的銘言：“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１］１８它告訴醫者，其職責不僅僅是診療和治愈，更多的是對患者的幫助和安慰。醫學科學技術對很多疾病還是無能為力的。美國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為病人開出的成千上萬種藥物中，可有可無的占３０％，基本無效的占６０％，只有１０％是確切有效的［１１］。

因此，醫者應保持一份理性的謙卑，常懷敬畏與尊崇生命之心，謹慎行醫，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醫療服務，做一個“專心的傾聽者、仔細的觀察者、敏銳的交談者和有效的臨床醫師。”［１３］亦即醫者當以此來力圖張揚被遮蔽的醫學人文精神，減少其與患者日甚一日的沖突，漸次化解自身的職業風險，構建和諧之醫患關系。從利益的角度看。社會學家倫德爾•柯林斯指出，人們總是自我利益的追求者；人們在實現自我利益的過程中所采取的行動策略與觀念依賴于他們所擁有的資源［１４］。人性是趨利的，道德的說教永遠難以抵抗現實的利益誘惑；同時，道德也并非是高在云天的東西，它總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所以，醫療衛生事業一日不能實現其公益性，醫者的創收沖動就會存在一日。醫者不去利用其專業技能的資源來掠取患者，他還能“宰”誰呢？姑且不論這種“宰”合理與否，眼前的實務是，患者不拿錢，就不能得到及時的救治，醫者沒有錢也難以活下去，醫院沒有錢也就難以生存。沒有了醫者，沒有了醫院，何以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從這個意義上講，醫者糾結于各種利益集團之中，實為一種無奈的生存之計。由此可見，對醫學人文精神異化的消解，或者說對醫者職業風險的解構，需要對過度市場化的醫療衛生體制進行顛覆性的變革。可喜的是，醫療衛生體制正朝著公益化的方向邁進。筆者認為，醫療衛生體制的變遷，必須以剛性的執行為先決約束條件。如，保障醫院公益性的財政補貼一定要及時足額到位。倘對醫者的利益維護與保障不力，醫者還必須“自勞自養”的話，那么無論社會上如何詬病醫界，醫者還必將繼續扮演“白衣屠夫”的不良社會角色［１５］。如是，醫患之和諧仍將在山的那一邊。

５結語

一個民族最可怕的不是陷于危機，而是失去反思的能力，因為沒有反思就沒有走出危機的可能。令人欣慰的是，醫學人文研究者們正熱烈地關注著醫患沖突，他們不希望醫者戴著鋼盔去上班，也不希望請警察到醫院看場子，更不希望白色的條幅橫亙在醫院的大門口，而是希望醫學的靈魂日益得到彰顯。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頭中深情地寫道：“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筆者希冀，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應該是、也必須是一個最好的、充滿著人文智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