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毅武、李曉琳 單位：海南大學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所

從歷史看，商品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社會分工。在社會分工存在的條件下，各個生產者只生產一種或少數幾種產品，但他們生產與生活的需要則是多種多樣的。生產的單一性和需要的多樣性矛盾只有通過交換途徑才能解決，從而也就產生了交換的必要性。生產力越進步，社會分工越發展，需要交換的產品數量和種類也就越多。交換的必要性和交換對象的增多性表明，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存在的必要前提和一般基礎。第二，生產條件（生產資料、勞動力）屬于不同的所有者。社會分工只決定了產品交換的必要性，但不能決定相互交換的物品采取商品形式（交換的等價性）。決定物品交換采取商品形式的基本條件是，生產條件的不同所有者有著平等的獨立權利，即利益的獨立性。交換的平等原則，即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于是，商品經濟從而市場經濟得以形成和發展。社會分工和生產條件屬于不同的所有者，共同決定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存在，決定了經濟的聯系形式必然是商品經濟，亦即市場經濟。

與商品經濟如影隨形的便是市場，市場隨商品經濟的產生而產生，隨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市場的發育程度是反映商品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當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社會分工愈發精細化、專業化、集約化、社會化，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成為社會主導經濟形式，一切物質產品均納入市場之中，形成一個無處不在、無所不包并受市場機制調節的市場體系，由此便形成了市場經濟。

要說明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其次要闡釋生產力發展過程的不可逾越性。闡釋生產力發展過程的不可逾越性，其實是說明生產工具使用的客觀性與遞進性。歷史上，人們根據獲取物質資料方式的不同，將人類社會劃分不同的社會形態。獲取物質資料或者創造物質資料的方式就是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包含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統一體中，生產力是生產方式的實質內容，生產關系是生產方式的社會形式。與生產關系相比，生產力是基礎性、根本性的因素，它對生產關系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一切經濟形式和社會形態的產生與發展，其客觀根源都在于生產力發展的性質、水平、特征，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圖1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形式、社會形態之間的具體聯系及其各自的發展特征。圖1中，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視為人類歷史發展的縱坐標和橫坐標。橫坐標表示生產關系的變化情況，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計劃經濟作為坐標尺度，以經濟形式記錄生產關系進步的足跡。生產關系是人類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經濟形式是集中體現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外在形式。

縱坐標表示生產力發展水平，選擇生產工具作為坐標尺度：一是生產工具是劃分經濟時代的重要標志，如馬克思所說“：動物遺骸的結構對于認識已經絕跡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于判斷已經消亡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有同樣的意義。各個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資料進行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3](P204)二是生產工具決定生產力發展水平，并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內在地聯系起來。以石器時代為例，人類使用石塊、樹枝等作生產工具，尚不能進行進一步加工，簡單粗糙的生產工具只能形成較低的生產力；隨著青銅工具的發明和使用，人的勞動有了剩余，私有制成為可能并隨之產生；鐵器工具的出現，相對輕巧的手工工具給單家獨戶生產提供了物質基礎；蒸汽機的發明和廣泛使用是人類認識和利用自然力的一個巨大進步，為其他機器的運轉提供了動力來源，結束了人類對畜力、風力、水力千百年來的依賴，利用機器創造物質資料的效率，大大超過了以往一切社會的勞動效率，社會化大生產成為主體生產方式；電器、智器的發展和變革則決定著人類社會的未來，推動人類步入新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形式。三是生產工具是物質生產資料中最重要的構成部分。生產工具是勞動者和勞動對象的中介，是勞動者體力與腦力的延伸。生產工具的制造、使用與進步，使人類區別于動物，踏上改造自我，與自然協調、統一的征程。人類正是借助自己制造的生產工具，拓展了自己適應自然的范圍與層次，擺脫了動物完全依賴自然的被動地位。正是借助于創造和使用新的生產工具，才把自己與自然協調、統一的能力提高到新的高度。可見，生產工具的使用、發展與進步決定生產力的發展，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

人類社會的歷史一般是沿著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計劃經濟（生產關系）和群體生產、個體生產、社會生產（生產方式）兩條主線發展起來的。作為生產方式的物質內容、生產關系發展決定力量的生產力發展具有連續性，不可能一蹴而就，生產力發展的連續性決定了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形式發展的不可逾越性。馬克思說：“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全部的歷史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力量，以往的活動的產物。所以生產力是人們的實踐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了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于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于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4](P321)戰爭、革命可以消除舊的社會制度，但無法脫離原有的生產力水平，并且只能在原有生產力的基礎上承擔繼續發展經濟社會的歷史任務，社會形態的變更只是改變社會的特殊性質，而不會替代生產方式的發展，只有當舊生產關系所容納的生產力全部發揮出來，新的生產關系才會出現。

人類社會從原始、愚昧、貧窮走向先進、文明、富足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從舊石器到新石器、從青銅器到鐵器、從機器到電器、從物化工具到智能工具的社會生產力不斷繁榮的歷史，是一部生產工具不斷演進的歷史。特別是，從原始工具發展的斷面考察，支撐原始工具發展的自然基礎是火，決定生產工具變革的客觀根源是人對火的認識以及對于火的溫度掌控。人類從不知火為何物，到美國科學家在實驗室環境下創造4萬億攝氏度（℃）的高溫紀錄，人類在對溫度的不斷掌控與提高中，認識自然，把握自己，創造與改造工具，進而促進生產力的進步，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發展不斷前行。

可見，生產力發展的連續性是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不可逾越的客觀根源，生產工具進步的漸進性是生產力發展連續性的客觀根源。使用“歸位”方法回顧歷史以及通過考古成果的實證分析，人類對火的認識以及溫度掌控則是工具進步漸進性的客觀根源。人類最早制造的工具，不外是稍加敲擊的石塊、骨頭以及木棒，極為簡單粗糙，大多未經第二步加工就直接使用，即舊石器時代，工具對溫度的要求為常溫。人類學會用火后，開始掌握自然力，促進了人的體質、腦力和工具的進步，最終實現了與動物的分開。進入新石器時代，隨著人們掌控火的技術與溫度的不斷提升，陶器產生，之后青銅器出現。人類早期使用金屬生產工具的材料有青銅、自然銅、鐵等。青銅的熔點約為800℃，相比銅的熔點1083℃、鐵的熔點1537℃來說，冶煉青銅對于火或者溫度的要求較低，從而決定了青銅器時代是人類第一個金屬工具使用時代。

隨之人們自然也會發現，將自然銅放到火里煅燒，打制起來就會更加容易。如果火焰溫度足夠高，自然銅就會熔化，熔化的銅水能夠流動，凝固以后又可隨容器成形。由于紅銅的特性偏軟，人們在冶煉的過程中發現，加入一定比例的錫，可以增加銅器的硬度，于是就出現了青銅。仰韶文化前期，燒制陶器的溫度就已達到900℃~1000℃，為冶煉青銅器提供了技術基礎。青銅的硬度比紅銅高得多，可以用作工具和武器。公元前，我國各地出土的青銅器中已有大量作為工具的鋤、鏟、钁、斧、鑿、錐、刀等，也有作為武器的矛、劍等。此外，還有大量禮器如鼎、尊等。青銅鑄造術的發明，與石器時代相比，起了劃時代的作用，推動中國歷史走進夏商時期的奴隸制國家。青銅器的發展還催生了車輛制造、房屋建造技術的提高，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商朝，青銅器冶煉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工具的進步繼續推進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分工與協作。到西周時，青銅器鑄造仍然是手工業生產的主要部門，同時陶瓷器的制作有所發展，原始瓷器的燒成溫度已達1200℃。與此同時，新的火燃料的發現與更新也推動了火的溫度的提高。從原始森林里自然火的發現到鉆木取火，主要燃料是木材。煤在燃燒時所產生的溫度要比木材高得多，能達1000℃以上，從而使煉鐵成為可能。

生產鐵質工具對溫度的需求至少為1537℃（純鐵的熔點）。而我國在春秋時期就探索到在較低溫度（800℃~1000℃）下還原鐵礦石的方法，春秋時期出土文物中發現的大量鐵塊、鐵條、鐵鏟、鐵鼎、鐵帶鉤、鐵環等鐵制農具、日用生活品及武器足以證明。雖然此時的鐵器使用還處于初期階段，但鐵器作為一種新的生產力因素，堅硬、韌性高、鋒利，勝過石器和青銅器，為開發山林、擴大耕地、發展水利交通、促進社會發展創造了新的更為有利的條件。鐵制農具的大規模使用，促進了我國由奴隸制向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的封建經濟制的過渡。鐵工具的普遍使用，給封建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前提與基礎。18世紀，技術進步孕育了工業革命，在隨后不到兩百年的時間里，生產工具從手工鐵器到機器、到電器、再到智器，生產工具神跡一般的進步推動生產力爆發式的發展，人類在這兩百年里創造的生產力比人類有史以來的總和還要大！

歷史與實踐證明，人類社會的發展，歸根結底是生產方式依次更替的歷史。人類制造與使用工具的初始時期，對火的利用及其溫度控制的漸進性決定著生產工具進步的遞進性，決定著生產力發展的連續性，從而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形式變更的遞進性。工具制造與使用的遞進性，決定著經濟形式的不可逾越性。青銅器的使用，只能在石器之后；鐵器的使用，只能在青銅器之后。同樣，由此所決定，商品經濟只能在自然經濟之后，并且不可避免，不可逾越。可見，市場經濟作為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關鍵在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可逾越性，亦即工具使用與進步的客觀性與遞進性。

商品經濟作為多個社會形態共同存在過的人們互相交換活動的經濟形式，在經濟比較落后的條件下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新中國，一是不可逾越，二是不可避免，三是仍有必要。這是因為：

第一，我們是在生產力“水平低、多層次、不平衡”的國情條件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富民強國是我們的根本任務。過去的傳統計劃經濟雖然也可以是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但在一系列基本條件并不具備時，市場機制的作用仍不可替代。市場經濟通過供求關系變化和價格漲落，引導生產和消費，調節社會資源的流向，把有限的資源引導到最需要的方面和效益最好的組織，形成合理的資源分配結構，既是市場經濟的優勢所在，又是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富民強國根本任務的要求。[6]

第二，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經濟成分，各種經濟形式與方式之間的交換，必須遵循等價交換原則，否則市場利益主體因得不到應有的補償而無法進行再生產。實踐證明，靠國家的計劃定價和定期調價，很難實現適時的等價交換。因此有必要借助市場的作用，通過價格的漲落，扶優限劣，優勝劣汰，鞭策經濟，促進發展。[7]與此同時，需求的多樣性、生產的單一性與利益的獨立性在我國現實生活中依然存在，因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也就不可避免。

第三，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種需要千差萬別，瞬息萬變，把這些信息及時地、準確地收集起來，并用以指導生產和流通，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是做不到、做不好的，從而借助市場也就成為必須。

第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生產力不發達，社會產品不豐富，勞動還是個人謀生的主要手段，追求個人物質利益仍是人們從事生產和經營活動的主要動力。由此，社會對勞動者個人物質利益的分配，只能遵循等量勞動的原則而等價交換。人們的勞動是節約還是浪費，效率是高還是低，離開市場很難得到客觀的、公正的評價。同時，按勞分配原則本身也承認并通行等價交換原則。

第五，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實行對外開放，溝通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取長補短，或以己之長爭得更大范圍的更大利益，從而必須按照國際市場通用規則與國際市場接軌。只有建立完備的國內市場，對外經濟活動才能順暢和有效地展開；只有依托國際市場，國民經濟的發展才可能有廣闊的前景。

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既不同于傳統計劃經濟，也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創造。由于起步時間不長，對其認識還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深化與升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理論與實踐告訴我們，中國現代化建設任重道遠，必須加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機制建設，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特別要強調的是，已經認識清楚的問題，不能動搖，不走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