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大學論文范文特赦制度價值與功能

　　摘要：特赦制度有其自身悠久的歷史，并在我國法治發展進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本文對特赦制度的發展、運行規律進行闡述，從法理角度對特赦制度存在的價值與功能進行分析。

　　關鍵詞：特赦制度價值規律

　　特赦制度古已有之，作為君主的一項特權發揮著重要作用。當今各國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憲法、刑法中對特赦制度做出規定、甚至專門頒布了赦免法。特赦制度在我國亦歷史悠遠，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也曾發揮過積極的作用。然而，從1975年至今的30多年來，特赦制度在我國卻再未施行過，理論界似乎也早已將其遺忘。但不可否認的是特赦制度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從特赦制度的發展、運行規律出發，對特赦制度的價值和功能進行論述。

　　一、特赦制度運行規律淺探

　　關于特赦制度，各國規定不一，但大致可歸納出以下運行規律：

　　(一)特赦權的行使主體

　　由于各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不同，特赦的權力歸屬存在較大差異。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君主立憲制模式、共和制模式以及其他模式。一般而言，在君主立憲制國家，特赦權歸屬于內閣，而國家元首僅享有禮儀性的權力，如日本、英國等;在共和制國家，特赦權則通常由總統行使，如俄羅斯、法國、韓國等;而在一些聯邦制國家中，不僅總統享有特赦權，各州的州長或者總理也享有該權力，如美國、德國等。

　　(二)特赦的程序

　　1.特赦的啟動。研究中外相關立法可以看見，特赦的啟動存在申請與提請兩種方式：前者主體范圍存在不同規定，有的國家僅限于犯罪人本人，如法國、德國，而有的國家則規定犯罪人及其親屬均可成為申請人;提請主體一般是有關司法機關，如俄羅斯為改造機關與社會團體等，日本則包括監管機構負責人以及案件相關檢察員。無論何種方式，都呈現出一種自下而上的特點。我國臺灣地區實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并行的模式，可以由總統命令行政院轉令主管部進行特赦審議，也可以由主管部呈請總統頒布特赦。

　　2.特赦的審查。特赦請求的審查，通常由專門的赦免機構負責，如美國的法務部赦免局、俄羅斯的特赦局、日本的中央更生保護審查會等等。審查機關在具體審查時，通常都會綜合考慮諸多因素，遵循一定的考量標準：(1)犯罪人自身情況。如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悔罪程度、改造表現等。(2)犯罪人的社會評價。如有無社會責任感、家庭責任感，有無立功表現等。(3)相關司法人員的意見。(4)被害人及其家屬、社會大眾的看法。做出判斷后，審查機構向赦免權人提交具體報告書和建議書。

　　3.特赦的決定。特赦權人在接受審查機構所提交的報告書和建議書后，應做出是否特赦的決定。

　　4.特赦的執行。特赦權人做出特赦決定后，應命令有關部門制作赦免狀，通過赦免機構向申請人交付赦免狀。如果特赦是由有關機關依職權提請的，則赦免狀應交付提請人，其后轉交給當事人。有關司法機關應即刻按照赦免狀的要求執行。

　　(三)特赦制度的監督

　　為避免特赦權被恣意濫用，各國對特赦均設定了一定的程序限制，并建立了相應的監督機制。具體來說，大多數國家對于赦免主體實施赦免行為賦予了一定的政治責任，但是各國的責任承擔方式不同，如日本規定內閣的赦免行為需向國會負責，而德國則要求由實際負責執行赦免的部長對國會負責。與此同時，許多國家還對國家元首赦免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總之，無論采取何種措施，特赦權的行使均應遵循一定的程序規則，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以實現正義之訴求。

　　二、特赦制度發展規律淺探

　　通過對古今中外特赦制度實踐的考察，我們發現，特赦制度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政治情勢下所適用的條件和程序不盡相同。

　　首先，從特赦的行使主體來看，古代的特赦權由君主行使，是君主的特權，這是在特定的封建歷史文化背景下的必然結果。在當今法治社會，特赦權的行使主體由君主的特權過渡到一項民主權力。在一些國家，特赦權的行使由專門的特設機構行使，或者由國家元首行使，但此時的國家元首特赦權與古代帝王特赦權的性質不同，此時的特赦權是一種民主化的權力;

　　其次，從特赦的實施效果來看，傳統意義上特赦制度的效力僅在于全部或者部分免除刑罰的執行，這也是特赦最根本的特征。但隨著相關立法的發展，特赦制度的效力也出現變異，產生了罪刑皆免的特赦制度。

　　再次，從特赦的價值功能來看，古代的特赦多是為了政治方面的需要，當一個新的政權取代舊的政權的時候，特赦是為了政權的平穩過渡和社會的穩定。在現代國家，特赦權的功能主要是為了矯正個案的不公正，當然，也不排除在特定時期為了政治方面的因素而實施特赦。總體上來說，古代特赦制度是服務于君主統治的，相比較而言，現代的特赦制度雖然仍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但其更注重人權保障和公正的價值訴求。

　　三、特赦的價值與功能

　　在民主法制國家，赦免的地位問題受到懷疑。盡管如此，特赦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和必要的功能：

　　(一)緩和法律規定之苛嚴

　　盡管刑法一直在朝著輕緩化的方向前進，但作為國家對犯罪人的最強硬手段，仍然無法改變其嚴苛本質。特別是在全世界普遍廢除死刑的潮流下，由于國家具體情況的需要，我國與某些國家、地區還不具備完全廢除死刑的條件，仍有賴于死刑發揮其威懾作用，由此遭到諸多國家、人權組織、學者的口誅筆伐。特赦制度便為我們找到了出口，通過對特定犯罪人實行特赦，可以沖破法律所設的死板僵硬的"閥門"，從而緩和刑罰的嚴厲性。同時，對特定人實施赦免，還可以解決法律適用在個案中過度嚴厲的問題，以彌補法律之不足，實現法律的本質訴求。

　　(二)補救立法或司法之缺陷

　　由于立法技術和水平的限制，立法者不可能完美地劃定罪與非罪的界限，因此刑法無法將所有應受懲罰行為納入其中，也無法保證刑法所規定的罪行都具有可譴責性。與此同時，刑法作為一種規范，具有較強的穩定性，這種特性使其能夠持續的發揮作用，具有長久的生命力。但是，隨著社會實際情況的不斷變化，這種穩定性也導致了刑法在某種程度上無法與時俱進，因而具有滯后性。所以，嚴明的刑法規范容易個案的顯失公正，背離刑法的實質正義。同時，受認識水平、語言技術缺陷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刑法條文語句必然存在抽象與歧義之處，因而在司法實踐中需要解釋，然而解釋者往往出于各種原因而背離立法者的立法原意進行解釋，導致刑法規范的內在價值訴求被扭曲。特赦制度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解決因為刑法的局限性而產生的后果，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具有彌補法律之不足的功效。

　　(三)修正錯誤之判決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司法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徇私枉法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假案、錯案。這些冤假錯案無疑會給當事人造成巨大的傷害，同時也極大地損害了司法的權威性，特別是錯誤的死刑判決更是會造成不可逆轉的災害。有鑒于此，適當的實施特赦制度，可以在權力制約的框架內實現個案的正義，有效地彌補法律不足，救濟司法誤判、錯判。

　　(四)弱化"標簽理論"的弊端

　　美國在1960年代初期，盛行以社會批判為主要內涵的標簽理論，在當時對犯罪學理論與犯罪對策論產生了諸多影響。標簽理論試圖改變"犯罪者=惡，非犯罪者=善"的觀感，以及將犯罪學的關心焦點轉移至刑事司法體系，有其功不可沒之處。標簽理論認為犯罪并非如實證犯罪學派所言，是受到"體質"及"環境"的影響，而是建筑在互動理論之上，認為犯罪是社會互動的產物。當個人因第一次偏差行為被有意義的他人貼上標簽，就產生"犯罪者"的烙印，如同一種"身份貶低儀式"。標簽會對個人日后社會生活產生負面的影響，當外在的標簽力量逐漸強化時，他就會重新評估衡量自我的身份，逐漸接受此烙印而修正自我形象，而使自己毫無保留的再次參與犯罪活動。對特定犯罪人實行特赦，使其感受到國家對其自身改造的肯定，有助于其正確定位自己，從而更好地重新回歸主流社會。

　　四、結語

　　雖然赦免制度自誕生之日起就飽受爭議，但是在民主與法治得到很大程度發展的今天，它非但未隨君權制度消滅或削弱，反而亦受重視。特赦制度具有緩和法律嚴苛、實現個案正義的功能，發揮著調節社會關系、緩和社會矛盾的功效。事實上，現代特赦制度已經成為國家用以施恩關懷人民、實踐以德治國理念的工具，顯現出獨特而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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