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術媒介對法官的三重意義

　　摘要：隨著司法信息化戰略的推進，新媒介對法官逐漸具有了三重意義。首先，新媒介是法官的傳播手段。法官負有實施和宣傳司法公開之職責，新媒介急劇提升了傳播的速度和范圍，但可能會弱化司法文化價值。其次，新媒介是法官的裁判輔助。以智能化媒介為代表的新媒介逐漸被應用于司法審判之中，提升了司法效率，但可能會改變法官認識過程，影響其個案參與程度、理性能力培育和真理判斷標準。最后，新媒介正在成為法官之替代方案。新媒介為審判過程引入了技術要素和科學權威，削弱了法官在審判過程中的主導權、話語權，最終可能會危機法官審判權力資格。這三重意義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法官應當合理、適度和理性地對待新媒介，以提升司法宣傳效果，發展審判能力并捍衛審判主導地位。

　　關鍵詞：新技術媒介;人工智能;法官審判;媒介環境學

　　推薦：《西南政法大學學報》宗旨在于及時傳播法學領域和其它社科領域的創造性研究成果，反映學術界的最新動態，為學人之間的溝通學術思想，探討實踐難題，評價改革得失構建暢通渠道。注重弘揚學術精神，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推出學術研究精品。

　　引論

　　司法傳播是司法與傳媒之交叉研究領域。將內容傳播視為傳播主要功能，是司法傳播之傳統研究路徑。既有研究在宏觀層面上，主要涉及司法與傳媒各自之本質特征①和權力屬性②、二者之關系，以及處理這種關系應當堅持的原則立場。中觀層面主要研究傳媒監督司法的規范機制以及司法對傳媒監督的保障機制等內容

　　例如早在 1999 年，顧培東較為全面地剖析了對司法的傳媒監督，分別對傳媒監督的應有前提、運作特征、效能評價、現實制約等方面作了詳細的論述。 參見顧培東《對司法的傳媒監督》，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6期，第17-30頁。

　　。微觀層面則主要包括協調司法與傳媒關系的具體規則研究，例如對傳媒監督的具體制度設計的建議，對法官對待傳媒的態度立場的規范等。上述研究中，司法與傳媒之關系主要被歸結為傳媒自由與審判獨立、傳媒推廣與司法公開等兩對基本關系。傳媒在此發揮著宣傳和監督等兩種功用，信息傳播是研究之主要關切點。

　　然而，傳播內容并非傳媒之全貌，作為其物質載體的媒介也有著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事實上，有些研究已經觸及了司法領域中的媒介問題，但是均未能揭示媒介之獨立價值。一種是著眼于不同傳播媒介之特性和聚合優勢，倡導發揮新媒介傳播優勢，提升司法傳播水平。這種研究雖然以傳播媒介為研究對象，但仍然是以信息傳播為研究導向。還有一種是聚焦于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新技術應用于司法領域所帶來的影響，認為新技術對司法過程及相應制度具有顯著改造作用。由于技術之本質是知識，媒介是技術之社會化裝置，技術必須通過媒介才能影響物質世界，所以這種研究偏重于技術特性之傳導，而忽略了技術媒介之聯結作用。

　　因此，司法傳播研究應認真對待媒介問題。二十世紀以來，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新技術被廣泛應用于傳播領域。新媒介因此逐漸取代傳統媒介成為元傳播媒介，對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傳播學領域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便以媒介自身特性為切入點對媒介問題進行了研究，并由此誕生了“媒介環境學派”

　　何道寬《異軍突起的第三學派———媒介環境學評論之一》，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第104-108頁。

　　。其主張一切技術都是媒介，種種媒介創造種種環境，每種環境又產生相應文化，“技術、媒介、環境、文化”屬于四位一體之關系

　　何道寬《媒介環境學：從邊緣到廟堂》，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年第3期，第117-125頁。

　　。媒介對人與國家、社會與文化產生了根本性影響，這種影響自然也及于司法領域。當下，新技術正廣泛應用于我國司法領域，更新了司法媒介，影響了司法者、司法過程乃至于整個司法環境。本文將以媒介環境學理論為分析框架，試論新媒介對法官之三重意義。

　　一、新媒介是法官的傳播手段

　　新媒介對法官的第一重意義存在于傳播領域。新媒介的符號體系、物質結構以及時空屬性顯著提升了法官傳播的廣度和效果，但對司法信息的呈現和司法價值的實現可能帶來不利影響。這促使司法價值和傳播屬性此消彼長，法官傳播將面臨“傳播與司法”之沖突。

　　(一)新媒介對法官傳播過程之改造

　　傳播是指社會信息的傳遞或社會信息系統的運行，是在一定社會關系和共通意義空間中進行的信息共享活動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頁。

　　。對法官之職業身份而言，其傳播行為主要有兩種。其一是作為法院職員在法院活動中宣傳法律和政策之行為，其二是作為辦案法官在審判活動中依法審理并裁判案件之行為。法官要實施這兩種傳播行為，離不開傳播媒介之使用。傳播媒介大致有兩種含義，既指信息傳遞的載體、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術手段，也指從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傳播的社會組織，即傳媒機構③115。在法官從事的傳播活動中，媒介主要是指信息的載體，如語言、文字、印刷品等。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新媒介逐漸取代傳統媒介成為主要傳播方式。傳統媒介主要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形式，新媒介則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主要是指區別于傳統媒介的數字化互動式新媒介，其“最大特征則是集中了數字化、多媒體和網絡化等最新技術”

　　鄧新民《自媒體：新媒體發展的最新階段及其特點》，載《探索》2006年第2期，第102頁。

　　。法院信息化改革順應了這一時代潮流，新媒介被廣泛應用到法院組織傳播活動之中。周強院長指出，“新技術的變革導致媒體格局發生深刻變革，新媒體格局的變革使人民法院宣傳工作面臨著前所有未的新環境。”

　　周強. 在新媒體環境下奏響公正司法的時代強音[EB/ OL]. (2013-5-29). 

　　法院不僅需要適應社會新媒體傳播環境，法院本身也被改造為新媒體。

　　在新媒介環境下，法官的傳播方式發生了顯著改變，司法傳播從線下走向線上。(1)在法律政策宣傳上，法官的傳統做法是借助“送法下鄉”“送法進社區”等現場講演的方式進行宣傳，或者通過報紙刊物登載相關文章或者編制、分發普法宣傳冊等方式為民眾普及法律知識。在新媒介環境下，法官開始發揮官方微博、微信功能，入駐今日頭條、抖音等熱門宣傳平臺，開辟線上普法專欄，并與傳統手段相結合，構成完整的普法矩陣③陳華《用好三種資源提升普法實效》，載《人民法院報》2020年2月5日。

　　。例如，佛山法院構建了多平臺普法體系，與電視臺合辦周播節目，由法官說法;與報刊合辦欄目，以案釋法;官微負責刊載新聞通稿，播報法官日常工作

　　楊帆、凌蔚《用陽光提亮司法色彩———廣東佛山中院司法宣傳工作紀實》，載《人民法院報》2013年7月3日。

　　。(2)在審理裁判過程中，法官憑借的是法庭、法袍、法槌等媒介進行庭審信息傳播活動。在新媒介環境下，各級法院不僅要敞開法庭大門，還要創造和利用好多元的司法公開載體;要公開案件審理和其他審務工作，要公開庭審過程和裁判理由;對于社會關注案件要通過庭審直播、錄像等方式讓公眾知曉案件進展情況

　　周強《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載《人民法院報》2013年7月23日。

　　。在此倡導下，中國庭審公開網已于2016年9月上線運行，目前已實現全國3492家法院全部接入，單日最高直播量超25000場，總訪問量超過198億人次范春生.中國庭審公開網庭審直播已突破500萬場[EB/OL].(2019-10-23).此種傳播格局表明，法官進行司法宣傳和司法公開時，新媒介已是重要且常態化的傳播載體。

　　(二)新媒介對信息傳播之影響

　　事實上，媒介并非純粹的、中性的傳播載體，其具有獨立的功能和價值。這種基本預設是傳播學媒介環境學派的研究起點，也是其與經驗學派、批判學派的標志性區別 傳播學可以粗略分為三大學派：(1)經驗學派，誕生于二戰期間，代表人物是威爾伯·施拉姆，其首要關懷的是宣傳、說服、輿論、民意測驗、媒介內容、受眾分析和斷其效果，以實用主義和行為主義為哲學基礎，研究對象是宣傳、廣告和媒體效果。(2)批判學派，其代表有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和法國結構主義學派。(3)媒介環境學派，其以人、技術和文化的三角關系為研究重點，以泛環境論著稱，主要旨趣在技術和媒介對人和社會心理的長效影響。

　　參見何道寬《媒介環境學：從邊緣到廟堂》，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年第3期，第117-125頁。

　　。自此以后，技術與媒介正式成為傳播學之研究對象，媒介對文化與社會之影響逐漸被揭示。其中，媒介對信息傳播的影響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作為符號形式的媒介影響了內容的組織和表達。麥克盧漢認為，“任何媒介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

　　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3頁。

　　媒介向人傳達的并不是信息(information)，而是訊息(message)，或者說是一種編碼。例如網絡媒介所傳播的是一套二進制的語言編碼系統，需要解碼為我們能理解的語言文字，語言文字本身也是一種媒介，需要將能指與所指相對應才得理解具體涵義。在這個過程中，媒介不斷地引入新的媒介尺度，最終與人的理解力相連，實現了信息的傳播。因此，媒介規定了人的編碼和解碼方式，進而影響了人的表達方式與內容結構。

　　其二，作為物質載體的媒介影響了內容的傳輸與呈現方式。媒介是信息編碼，但也是信息技術的物質載體。媒介環境學派將媒介定義為技術性存在，用來代指傳播方式，但更常用于指涉這些方式成為現實的技術形式李沁《沉浸媒介：重新定義媒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載《國際新聞界》2017年版，第8頁。

　　。技術的概念被泛化，所有人加工、創造的一切都被視為技術，媒介相應也被泛化。報紙、電視、網絡是媒介，莎草紙、石頭、泥板也是媒介。媒介的物質結構影響了編碼、傳輸、儲存、檢索、解碼和流通等物質設備的構造，進而影響了內容的呈現形式。

　　其三，媒介的符號形式和物質結構又影響了傳播的時空屬性。媒介固有的符號形式和物質結構發揮著規定性作用，塑造著什么被編碼和傳輸、如何被編碼和傳輸，又如何被解碼

　　林文剛《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何道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頁。

　　。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呈現方式，進而形成了差別化的傳播效果。有的媒介可能更適合知識在時間上的縱向傳播，有的媒介可能更適合知識在空間上的橫向傳播

　　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頁。

　　。例如，象形文字和羊皮紙等媒介笨重但耐久，其內容穩固適宜長時間留存;拼音文字與莎草紙等媒介輕便但隨意性強，更適合長距離傳播但易引起混亂。因此，要實現社會穩定和文明延續，需要在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上維持恰當的平衡，既要保持對廣袤空間的控制能力，而且要保持長久時間的控制能力③53。這一觀點由媒介環境學第一代學者伊尼斯提出，其所強調的傳播偏向實質上是媒介基于結構特性對傳播在時空上的影響。

　　(三)法官面臨“傳播與司法”沖突

　　法官在使用新媒介進行傳播的過程中，面臨著“傳播與司法”之沖突。法官傳播從屬并服務于司法公開，司法功能和價值是法官傳播的核心取向。根據最高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的意見》，司法公開旨在促進實現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全民法治意識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的意見》【法發[2018]20 號】。

　　。因此，法官之傳播并非簡單傳播和公開法律或案件信息等內容，而是意在維護社會價值、實現司法正義、培育法治精神。傳播媒介是法官傳播之渠道和載體，其應當服務于司法公開價值之實現。新媒介提升了法官傳播效果，但也可能會弱化司法文化價值：

　　其一，新媒介之符號系統便于司法信息即時性傳播，但不利于司法信息之完整鋪陳。新媒介之技術特點在于將傳播對象數字化，融合多種媒體形式，在互聯網絡中實現信息的傳播。高速度和融媒體是新媒介的傳播邏輯和符號體系，文字、圖像等一切表達方式都圍繞著媒介特性展開。“三微一端”

　　微博、微信、微視頻以及官方客戶端被合稱為“三微一端”

　　微博、微信、微視頻以及官方客戶端被合稱為“三微一端”。

　　是主要的司法傳播新媒介平臺，媒介對內容的規定性作用影響了司法信息之表達。一方面，司法信息傳播效率獲得了顯著提升。在技術媒介支持下，司法信息得以大量載入、高速傳播，還能獲得即時反饋。另一方面，新媒介碎片化、空洞化之信息表達方式與司法信息重嚴謹、強論證之內容風格不相適配。高速度、即時性使文字表達不斷精簡，突出觀點的同時難以進行詳細說明、論證，呈現出碎片化特征;影像片斷有時被用來補足文字之確存圖景，但其僅能將世界表現為某種物體以便辨認，或對是否真實予以判斷，卻難以提供抽象概念和具體觀點，傳播內容缺乏確定的表意性，趨向于空洞化。

　　其二，新媒介之物質載體可以解除司法信息傳播場域限制，但是難以提供足夠的儀式感和專注度。例如庭審直播媒介之應用使得民眾不必親至法庭，僅須通過電腦或手機終端即可獲取庭審信息。司法公開逐漸從傳統庭審旁聽的“現場正義”、報紙廣播的“轉述正義”發展為電視直播和網絡直播的“可視正義”

　　支振鋒《庭審網絡直播———司法公開的新型方式與中國范式》，載《法律適用》2016年第10期，第39-48頁。

　　。在現場正義轉向可視正義的過程中，直播媒介提升了司法信息公開程度，也遺失了某些重要的司法價值。庭審是一套精密的法律裝置，公開審判不僅意味著公開審判過程，也旨在通過庭審儀式傳達象征意義。法庭建筑的莊嚴肅穆，法庭設置的秩序明確以及法庭器具的嚴肅意蘊，會增強公民的法律情感和法律信仰

　　易軍《訴訟儀式的象征符號》，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第90-97頁。。并且，現場旁聽庭審可以置身于法律儀式、法律程序和法律氛圍之中。視域穩定的現實感能夠使人更為專注，不受直播鏡頭語言和鏡頭切換之影響。

　　其三，新媒介之時空特性有利于司法傳播實現更廣闊的地域聯結，但無助于保存理性而深邃的司法文明。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新媒介較之于傳統媒介在空間屬性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司法信息傳播不再受地域限制，可以進行即時而無差別的網絡投送。但是在時間屬性上，新媒介并不優于印刷品等傳統媒介。雖然新媒介傳播的數字化信息便于復制、備份和存儲，但是其存在嚴重依賴于能源和電子設備，在信息呈現上不具有自足性。在電子終端上讀屏獲取信息易被其他消息推送中斷，難以保持連貫的思考和持久的注意力。并且，受傳播內容碎片化、受眾行為娛樂化和運營方式市場化之影響，以網絡媒介為代表的新媒介傳播呈現出理性減退和泛娛樂化的行為樣態

　　趙天《新技術媒介對司法審判的影響和對策》，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6期，第76-88頁。。這種時間傳播上的特性不利于保存和培育理性的司法文化。

　　二、新媒介是法官的裁判輔助

　　新媒介對法官的第二重意義存在于庭審裁判環節。法官在新媒介輔助下提高了審判效率，但其感官參與程度和理性認識過程都發生了隱性改變。這意味著審判的技術性被加強，而規范性被減弱，法官因此面臨著“技術與規范”沖突。

　　(一)新媒介對法官辦案過程之輔助

　　隨著信息化戰略和智慧法院建設的推進，新媒介逐漸被應用于法官的辦案過程，發揮著重要的智能化輔助作用。所謂智慧法院，是指以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以促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為目標，使司法審判及其管理高度智能化運行的法院形態

　　湯維建《“智慧法院”讓司法更公正、更高效》，載《人民論壇》2017年第4期，第89-91頁。。審判智能化是智慧法院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技術媒介在司法公開的應用場景之外，又被賦予了輔助審判之功能。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智慧法院評估關于“審判職能輔助”的指標看，主要有以下：立案風險甄別、電子卷宗材料智能復用、文書輔助、法條及類案推送、庭審語音識別自動轉錄、刑事案件量刑規范化輔助、庭審自動巡查等七類輔助系統

　　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智慧法院建設評價體系之實證分析與完善建議》，載《中國應用法學》2018年第2期，第78-96頁。

　　。這些輔助系統是智慧法院在審判環節的標準建制，為法官處理案卷、文書、法規、案例等內容提供了優化輔助。這表明，新技術媒介對法官的輔助方式已經逐步從審判信息的收集、監管逐步發展到審判服務和審判支持方面胡昌明《中國智慧法院建設的成就與展望》，載《中國應用法學》2018年第2期，第107-118頁。。

　　在事實認定環節，上海高院主持研發了“206系統”，即刑事案件智能輔助辦案系統。該系統以專家經驗、模型算法和海量數據為基礎，從統一證據標準、制定證據規則、構建證據模型等方面入手，具備證據指標指引、單一證據校驗、逮捕條件審查、社會危險性評估、政局聯合全案證據審查判斷、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等功能

　　嚴劍漪《揭秘“206”：法院未來的人工智能圖景》，載《人民法治》2018年第2期，第40-41頁。。在法律適用環節，2016年在最高人民法院上線的“法信”平臺可以通過知識組織體系和大數據剖析，為法官提供類案剖析、同案智推和預判參考關于法信[EB/ OL]. 

　　。上述兩類智能系統已經具有了證據評價和法律適用等實質功能。當然，輔助性媒介依據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優勢提供的仍是參考性意見，最終的裁判結果仍由法官定奪。

　　(二)新媒介對主體認識之影響

　　審判智能化改造已經全面鋪開，新媒介正式介入了法官的裁判過程，法官開始通過新媒獲取個案信息并作出法律裁判。媒介環境學認為，媒介基于其技術特性之不同，對人的認識過程具有重要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極為隱蔽，正如麥克盧漢所言，“人把新技術的心理和社會影響維持在無意識的水平，就像魚對水的存在渾然不覺一樣。”埃里克·麥克盧漢，弗蘭克·秦格龍《麥克盧漢精粹》，何道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頁。人在使用新媒介的過程中逐漸取得了新的感知平衡，新媒介成為了人的背景環境。新媒介之認識論影響暗藏于媒介環境之中，使人難以覺察。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媒介影響了人的感官運用和經驗生成過程。麥克盧漢認為媒介存在冷熱之分，對人體感官具有偏向作用。例如，收音機之類的熱媒介只延伸一種感覺，并使之具有“高清晰度”，含有大量信息，要求的參與程度較低;電話之類的冷媒介僅具有“低清晰度”，能提供的信息較為匱乏，要求的參與程度較高，須自行補充理解⑥51。這種分類雖然在判斷邏輯和分類標準上存在缺陷，受到了諸多質疑;但是，其揭示了媒介對人之感官世界的調動能力及其偏向影響

　　華進、陳伊高《媒介環境視域下傳播的“媒介偏向論”探析》，載《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121-123頁。。又因為人的感覺——一切媒介均是其延伸——形成了每個人的知覺和經驗⑥50。所以，媒介之信息承載能力與人之感官參與程度呈正相關，感官又與經驗和認知的形成過程存在密切聯系。新媒介信息輸出量較大，人的感官參與被弱化，不利于個人認知之深化。

　　其二，新媒介影響了人的智力培育。波茲曼認為，如果說智力是人掌握真理的一種能力，那么一種文化所對應的智力就決定于其重要交流方式的性質。例如，在純粹口語文化中，智力常常同創造廣泛適用性的精辟俗語的能力有關;因而在沒有書面文字的情況下，人的記憶力變得尤為重要，遺忘則是愚蠢的表現。在印刷文字文化中，記憶力并不會被看做高智商的標志，文字對人的身體和大腦提出了更為苛刻的要求;人需要保持身體相對靜止，將文字形式與意義迅速聯系起來，區分表達技巧、內容觀點、文字邏輯和感情色彩;還要學會將閱讀與判斷結合起來，接納一個抽象的概念世界

　　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9頁。

　　。可見，口語媒介倚重并強化了記憶力，印刷媒介則倚重和強化了理解力。對新媒介而言，其技術特征極為明顯，與之相適應的人的某些能力會得到突出和強化，這意味著新媒介會影響人的智力培育。

　　其三，新媒介影響了人的真理標準。人在認識過程中需要對認識對象進行是否為真或是否可信的判斷，其結果即表達為真相或真理。媒介參與了人的真理認識過程，并對此產生了重要影響。波茲曼認為，在口頭媒介文化中，言語是人的天賦，能夠直接使用但轉瞬即逝，人憑借記憶的手法、公式化的表達方式和寓言等資源來發現和揭示真理;在印刷媒介文化中，文字表達更慎重可以長久存在，便于核對，人更愿意相信書面文字尤其是出版文字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埃里克·麥克盧漢，弗蘭克·秦格龍《麥克盧漢精粹》，何道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頁。

　　。這意味著，新媒介較之于舊媒介，技術含量更高，信息承載力也更強，更易被人取信;并且，媒介形態影響著人對真理的定義，例如口頭、印刷和電視媒介分別對應著親口陳述、記載為真和眼見為實等真理標準。

　　(三)法官面臨“技術與規范”沖突

　　法官在使用新媒介進行審判活動時，面臨著“技術與規范”沖突。審判活動本質上屬于法官之思維過程，而法官思維是對案件事實和法律適用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的理性思考過程董開軍《法官思維：個性與共性及其認識誤區》，載《中國法學》2010年第6期，第165頁。。其中，無論是事實認定還是法律適用，抑或是理性思考過程都應當遵循規范性指引。規范的審判過程不僅生產個案正義，還產出優秀法官。嚴謹理性的法官能夠保障司法公正、樹立司法權威，是法律精神和司法文明之重要載體。因此，當新媒介成為法官裁判輔助時，對審判過程之改變意味著對法官認識方式之改變。

　　其一，新媒介減少了法官的工作量，但是可能會弱化法官在個案上的參與程度。在傳統審判過程中，法官以傳統媒介為載體，需要充分調動感官能力和個人經驗，主動了解案情、分析證據、適用法律并作出裁判。新媒介參與審判后，為法官提供了證據材料自動摘要、爭議焦點自動歸納、法律文書自動生成、類似案件自主推送等輔助功能，能夠承擔部分決策功能并為法官決策提供了重要參照

　　葛翔《司法實踐中人工智能運用的現實與前瞻》，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第67-76頁。

　　。這些新媒介輔助手段顯著減少了法官的工作量，也明顯弱化了法官在具體案件上的參與程度。機器媒介分擔的部分成為了機器學習的養分，這減緩了法官個人經驗之積累。同時，每一個案件總會內含著某些人性上的需求，這需要法官運用共情能力并結合人的生命體驗。參與程度的降低影響了這些感官能力的發揮，可能會影響個案正義之實現。

　　其二，新媒介提高了法官的辦案效率，但可能會影響法官理性能力之培育。法官借助于傳統媒介裁判案件，會重點突出并不斷強化歸納、演繹、抽象等理性能力，這是傳統司法文明對法官智力的核心定義。而新媒介作為法官之裁判輔助，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思維和決策功能智能。輔助媒介可以依照司法審判三段論之基本范式，分解案件數據，提取決策信息，通過計算機算法得出裁判方案;可以通過大規模運算，無窮列舉比較得出觀點明確的最優方案;還可以通過大數據與深度學習不斷提升對案件的處理能力

　　陳曦《人工智能技術下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載《惠州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第26-32頁。。這些技術優勢為法官提供了明確的參考意見，簡化了法官的思維過程，顯著提升了法官辦案效率。但是，在這種智能媒介環境下，法官所運用的不再是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而是與新技術媒介相互配合的能力。法官傳統理性能力的棲息地被新媒介擠占，如何更好更快地理解和判斷參考意見可能會成為法官思考的主要內容。

　　其三，新媒介使法官的裁判更為準確，但是可能會改變法官的真理判斷標準。新媒介較之于傳統媒介技術含量更高，智能化程度也更高。其著拓展了人力的邊界，可以使法官的裁判更為準確。與此同時，新媒介作為信息輸入方式，其可能對案件信息輸入過程產生影響。例如，在事實認定環節，一般而言所有證據都應該通過證人證言形式進入法庭。沒有經過質證和辯論的證據不具有可信性，不應當作為事實認定依據。但是，我國審判過程中往往將案卷筆錄等材料視為裁判依據

　　陳瑞華《案卷筆錄中心主義———對中國刑事審判方式的重新考察》，載《法學研究》2006年第4期，第63-79頁。

　　。由于智能審判輔助系統依托于對案卷材料的處理，這可能進一步固化我國“案卷筆錄中心主義”辦案方式。再者，新媒介作為信息呈現方式，在識別、轉化、呈現等方面更符合技術運行模式的證據材料無疑會獲得隱性優勢，并且在技術加持下顯得更有可信性。此外，新媒介可能會使眼見為真標準過渡為“智能檢測為真”，法官可能會以被智能系統檢驗確認的信息為信賴對象。

　　三、新媒介是法官的替代方案

　　新媒介對法官的第三重意義是完成對法官的取代。司法輔助媒介一方面以科學理性彌補著法官在審判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又不斷消解著法官的主導權和話語權。這使得審判中的科學權威不斷凸顯，而審判權力卻日漸羸弱，法官由此面臨著“科學與權力”沖突。

　　(一)新媒介對法官決策過程之替代

　　2016年，機器人“Alphago”擊敗了人類圍棋世界冠軍，這意味著機器不僅在算力上遠超人，其智慧謀略也能勝過人。機器在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上的突破為人工智能的未來提供了廣闊的應用場景，也給足了想象力空間。在司法領域，技術在司法審判中究竟會參與到哪種程度，機器又能否在智識和能力上勝過法官并取而代之?以當前的技術發展水平，此等問題仍難以得出確定答案。但是，人們關于技術發展與司法未來的探索、假設和預判也從未停止過。

　　技術發展終究會從弱人工智能走向強人工智能。當前作為法官裁判輔助的技術媒介屬于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則是指技術媒介本身具有了自主意識，可以獨立對案件作出裁判。強人工智能裁判的典型代表是“深度學習”式裁判方法，以刑事審判過程為例，其技術實現路徑是先錄入案件信息，摘錄證據并分析(自然語言處理)，進而對法條進行理解(自然語言處理)，然后獲得類案推送，在此基礎上通過海量數據與深度學習進行自主量刑胡銘、張傳璽《人工智能裁判與審判中心主義的沖突及其消解》，載《東南學術》2020年第1期，第213頁。

　　。當強人工智能發展到一定階段，高科技智能機器人可能會直接從事核心的審判工作，尤其是適用法律規則的裁判工作

　　程金華《人工、智能、與法院大轉型》，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第6期，第33頁。。這意味著智能技術的發展必將沖擊法官的審判主體地位。

　　智能機器人究竟能否代替法官審判，學者們的看法不盡相同。反對者主要是從司法倫理和司法規律的角度進行論證。例如有學者認為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即使能具有人類法官智能也不能獨立擔任法官，因為裁判應由法官依據法律和證據作出，而不能由科學家依據計算取得，更不是根據自然理性和法律知識所進行的簡單判斷;這種涉及生命、自由、財產和人格等權利的司法防線應當由法官把守

　　張保生《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兩個難題和一個悖論》，載《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25頁。

　　。贊同者則主要著眼于智能技術所具有的強大社會改善能力。有學者認為，當智能機器人獲得了公民身份，滿足了法律職業倫理的標準，且符合擔任法官必須具備的其他條件時，有資格成為機器人法官;這可以將人類從繁瑣事務中解放出來，是人類對生存意義的新探尋周尚君、伍茜《人工智能司法決策的可能與限度》，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第53頁。

　　。這兩種觀點都有其合理之處，但也都是基于現有技術條件對未來做出的假設。自媒介環境學視域觀之，智能媒介能否取代法官非不取決于人在未來作出的決斷，而是一項被人的需求推動、已然開始了的進程。

　　(二)新媒介對主體存在之影響

　　新媒介替代法官審判已然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媒介環境學派第三代人物萊文森認為，媒介是不斷進化的，人在媒介演化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

　　楊慧瓊、程棟梁《現代性的變奏曲———淺析傳播學的第四學派媒介環境學派》，載《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第155-161頁。

　　。人基于對更美好生活的追求，會不斷創造新技術媒介。在此過程中，新媒介對主體存在產生了重要影響：

　　其一，人的需要推動了新媒介的產生和發展，新媒介決定了信息傳遞樣態。萊文森認為，任何技術媒介最初都是以玩具形態出現的，其滿足了人的好奇心，使人對媒介的關注顯著大于對內容的關注。當人對新技術習以為常之后，媒介成為了一面鏡子，形式隱匿，內容凸顯，反射著現實世界。當媒介不僅能夠反映現實，還能在想象力和其他媒介的影響下重構現實時，鏡子便獲得了藝術形態陳功《保羅·萊文森的媒介演進線路圖》，載《當代傳播》2012年第2期，第27頁。。“玩具-鏡子-藝術”這一發展過程表明，新媒介的產生與發展與人的好奇、理解和想象息息相關，媒介反過來又為人傳遞著新奇、現實和藝術等信息。

　　其二，人的理性主導了新舊媒介更替，新媒介消解了與舊媒介相對應的人的能力。萊文森認為，人為了更好地在自然環境中生存，開始用墻壁圍筑封閉空間。墻壁降低了生存風險，但是也隔離了陽光、空氣和風景。窗戶解決了這一缺憾，既保證了墻壁的完整，又滿足了人的日照、通風和審美上的需求。但是窗戶又埋下了室內易被窺視的隱患，進而窗簾得以投入使用。“窗簾可以被視為補救之補救媒介的立項重點，它體現理性指引媒介演化航程的力量。”

　　保羅·萊文森《軟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歷史與未來》，何道寬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頁。但是，墻壁減弱了人的生存天賦，窗戶降低了人的安全保障，窗簾則減少了人對外界的感應。新媒介在取代舊媒介的過程中，也消解著與原有媒介相對應的人的能力。

　　其三，人通過創造和選擇使新媒介不斷進化，新媒介最終將排除人的參與獨立運行。萊文森認為：人是媒介的環境，適合人的需要的媒介就是適者生存的媒介;任何媒介的成功都意味著它滿足了人的需要，無論這需要是膚淺的心動還是深刻的渴望

　　保羅·萊文森《手機：擋不住的呼喚》，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3頁。

　　。媒介因滿足人的需要而獲得存續，但人自身的能力不斷被媒介取代。媒介進化的終點可能是全面排除人的參與痕跡。麥克盧漢認為，“任何發明或技術都是人體的延伸或自我截除。”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 年版，第78頁。萊文森延續了這一學術理路，但是相信人能夠通過理性主宰這一演化過程，為人謀求更好的生存環境。

　　(三)法官面臨“科學與權力”沖突

　　法官存在空間被新媒介不斷擠占，其面臨著“科學與權力”沖突。法官職業群體存在固有的局限性，一方面與人的認識能力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司法的發展程度有關。利用新媒介規范和優化裁判結果成為司法審判之客觀需要，但這也使得法官審判權力面臨著新媒介的蠶食。

　　其一，新媒介滿足了法官在審判上的需要，也擠占了法官在這些問題上的主導權力。法官在借助于傳統媒介審判時，需要主動獲取和加工審判相關信息。雖然存在個人的局限性問題，但在審判全過程都享有主導的權力。新媒介尤其是人工智能媒介投入使用之后，輔助裝置具有了相對獨立的信息處理和決策能力，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法官權力行使的空間。智能媒介在審判中的參與程度正急劇提升，部分審判工作也逐漸交由智能媒介完成，這些環節的主導權力也被一并讓渡。

　　其二，新媒介模擬了法官在審判上的思考過程，也削弱了法官的話語權力。法官在對傳統審判媒介中的信息進行處理時，幾乎享有全部的話語權力。借助于大數據運算和深度學習等技術，智能媒介之算法效能獲得了極大提升。例如一個名為Case.Cruncher.Alpha的人工智能在一場法律競賽中獲得了86.6%的準確率，而100名倫敦律師僅有66.3%的準確率

　　杜宴林、楊學科《論人工智能時代的算法司法與算法司法正義》，載《湖湘論壇》2019年第5期，第64頁。。機器算法模擬并超越了人的法律思維過程，這使得科學權威削弱了法官在審判上的話語權力。然而，智能媒介的準確率并非百分百，法官可能相異看法。是遵循科學算法還是遵循獨立判斷，這顯然是個難題。

　　其三，新媒介不斷奪取法官在審判上的角色戲份，最終可能會危及法官的權力資格。人不斷創造和更新著媒介環境，人通過媒介擁有的能力不斷被提升，人自身的能力卻不斷被削弱。以至于有人說，智能化社會其實是機器變得越來越智能而人變得越來越傻的社會

　　鄭戈《司法科技的協調與整合》，載《法律適用》2020年第1期，第3頁。。在這種趨勢下，媒介通過競爭不斷推陳出新，直到可以完全履行法官之審判職能。此時法官參與媒介審判的空間為零，法官自身之審判能力也可能被歸零，這會從根本上危及法官之權力資格。

　　四、法官與新媒介的共處之道

　　法官須充分認識新媒介在傳播和審判上的潛在影響，努力探求與新媒介的共處之道。其應當提升媒介素養以實現司法傳播的時空守恒，利用媒介輔助提升自身思維能力，以理性平衡科學權威和審判權力。

　　(一)通過媒介特性實現傳播時空守恒

　　現代司法文明與新媒介傳播并非完全適配。對司法來說，新媒介傳播具有即時性、廣覆蓋、融媒體等諸多傳播優勢，但是也存在形式碎片化、內容空洞化、取向泛娛樂化等傳播局限。法官在新媒介傳播環境下從事司法傳播工作，需要努力提升媒介素養：

　　其一，要善于認識媒介，從媒介特性的角度理解司法領域新媒介環境。不同媒介有不同的符號系統和物質載體，符號系統影響了傳播內容的組織和表達，物質載體對信息的承載、傳輸和呈現具有重要影響。即使是內容相同的信息，通過不同媒介傳播會對人產生不同的傳播效果和傳播意義，進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氛圍。因此，法官在司法傳播過程中要自覺地認識媒介，要善于分析媒介對人的影響及其相對應的文化意義。

　　其二，要善于利用媒介，根據具體司法傳播內容選擇相適應的新媒介工具。可以將司法媒介分為數字化新媒介、印刷媒介和口頭媒介等類型，根據具體傳播內容選擇相適應的媒介。對理解、分析等理性能力要求不高，同時對時效性和覆蓋率要求較高的司法消息適合由新媒介傳播;對理性能力要求較高、對形式要求較為嚴格的司法文本適宜由印刷媒介傳播;對人的參與程度和互動性要求較高的司法講演、對話等文化培育內容適宜由口頭媒介傳播。

　　其三，要善于組合媒介，根據新媒介的時空屬性實現傳播廣度和傳播深度的協調發展。唯有將跨區域媒介和跨時間媒介結合起來，才能既有利于地域聯系又能保障文化之存續。法官在司法傳播過程中要考慮不同地域和人群在法律素養上的差別，通過新媒介“就低不就高”，以通俗化內容保障司法信息傳播的廣覆蓋;同時也要著眼于司法文明的深化發展，組合新媒介和傳統媒介以傳播先進司法理念，引領并提升民眾司法素養。

　　(二)利用媒介輔助提升自身思維能力

　　新媒介不僅影響了法官的信息傳播效果，還參與了法官的審判認識過程。其的認識論影響隱蔽而深遠，法官要自覺抵御不良影響，防止媒介的技術邏輯侵蝕其規范性審判思維。

　　其一，要適度利用新媒介以保證在審判上的參與程度。輔助媒介為法官承擔了諸如證據材料摘要、同類案件推送、文書自動生成等基礎性審判工作。法官要對這些輔助性提示進行認真審核，不能當然地接受這些內容。要保證相當的基礎工作熟悉程度和案件參與程度，在累積司法經驗的同時實現對個案的盡責審判。

　　其二，要積極利用新媒介提升自身與審判相關的理性能力。智能媒介為法官提供輔助性提示，精簡了法官的思考過程。法官應當加強思維訓練，這是利用和駕馭輔助媒介之前提。其可通過智能媒介進行自我檢驗，以人機對比提升自身業務能力。同時，其應更為關注個案癥結和疑難案件研究，以此培育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案件研究等理性能力。

　　其三，要理性對待新媒介并保持對事實和價值的獨立判斷能力。事實認定是對過去事實的重構，具有蓋然性特點，新媒介不可能完全再現過去的事實;法律適用則是抽象而彈性的，規范意涵可能會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變遷，新媒介顯然無法根據人性和社會需要對法律進行調試。并且，新媒介傳播也存在欺騙性，其內含的信息會顯得更科學可靠，這可能會增加信息性風險。法官應當對新媒介的上述局限保持清醒認識，使技術性服務于審判的規范性。

　　(三)以理性平衡科學權威和審判權力

　　智能化媒介只需法官啟動輸入并接受輸出即可，其自動化處理過程由預設指令和標準化流程封裝處理。這些提高效率、保障司法公正的智能化舉措可能會消解司法固有屬性、削弱法官主體地位王祿生《司法大數據應用的法理沖突與價值平衡———從法國司法大數據禁令展開》，載《比較法研究》2020年第1期，法官須以理性平衡科學權威和審判權力：

　　其一，要保持對新媒介的主導能力。司法媒介技術背后凝結的是法官和科學家的智慧合力，其效用在諸多審判事項上顯著優于法官。但是，新媒介無權對案件進行審判。法官應當嚴格控制新媒介對案件的介入程度，以保持對案件主導權力。

　　其二，要充分發揮人在審判中的比較優勢。審判是一個系統性認識過程，關乎對人性和社會之判斷，需要結合歷史文化傳統和多學科知識背景，也會因為價值取向不同而呈現差異化判斷結果。法官同時具有自然、社會和職業屬性，其在綜合性、創造性等問題的處理上具有新媒介難以企及的天賦優勢。這是法官之天賦優勢，也是法官審判的意義所在。

　　其三，要平衡新媒介在科學與人性上的混合比例。新媒介的審判應用是以科學理性克服司法局限，旨在進一步實現司法公開和司法公正。但這種理性融入技術裝置后，算法規則使其趨向于簡單化與極端化，這顯然不利于人性價值之保護。法官在司法審判中既要遵從科學指導，也要充分保障人性權利。

　　結語

　　在司法領域，科技化改造已經全面鋪開，成為不可逆的時代潮流。不同技術有著不同特征，但在社會中都呈現為媒介形態。媒介環境學可以為司法提供了一個兼具整體性、主體性和批判性的分析視角。可以由此分析新技術媒介對司法主體在傳播和認識上的重要意義，充分認識新舊媒介更替對司法文明的增益與減損，從而為司法改革推進和司法文明發展的重要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