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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涉黑惡犯罪案件偵查對策研究

來源: 樹人論文網發表時間:2021-12-15
簡要:摘要:隨著農村經濟改革的不斷推進,潛在的村霸直接影響到群眾的幸福指數。本文以掃黑除惡為背景研究對象,依據偵查學相關理論,對村霸的出現及打擊對策進行研究分析,進而提出現階

  摘要:隨著農村經濟改革的不斷推進,潛在的“村霸”直接影響到群眾的幸福指數。本文以掃黑除惡為背景研究對象,依據偵查學相關理論,對村霸的出現及打擊對策進行研究分析,進而提出現階段及未來在打擊農村黑惡勢力層面可采取的偵查對策,利用技術層面及傳統的偵查措施,對農村涉黑惡勢力全方位打擊,進一步凈化農村風氣,提高人民群眾的幸福感。

  關鍵詞:農村改革;村霸;掃黑除惡

農村涉黑惡犯罪案件偵查對策研究

  黃彧 法制博覽 2021-12-05

  一、研究背景

  2018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通過為期三年的專項斗爭凈化社會環境,并且將會成為一個常態化的專項行動。從國家戰略發展來看,“鄉村振興”已是中國發展的重要一環。“十四五”期間,為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村農業現代化發展成為重要任務,2021 年,中央再一次對振興戰略進行動員部署。“村霸”不僅僅會影響當地生活的治安環境、生活秩序,還會通過不當手段強行介入當地的工程招標等經濟活動,擾亂當地的經濟秩序,嚴重影響到群眾的幸福指數。近年來,農村黑惡勢力屢屢發生,不斷冒出村霸等黑惡勢力,嚴重影響到我國的社會秩序和人民群眾的幸福感。想要實現鄉村振興就必須堅決鏟除農村發展的“絆腳石”。

  在司法公開的背景下,截至 2021 年 4 月在裁判文書網上按照“村干部”“涉黑”進行檢索共查詢到公開判決書共 406 份。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 2020 年 12 月 19 日發布的公開報道來看,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全國累計打擊農村地區涉黑組織 1198 個,占涉黑案件總數的 33.4%,涉惡犯罪集團 13272 個,依法懲治村霸 3727 名,涉及 4.17 萬名村干部。由此可見,農村涉黑案件不在少數,且其中大量牽扯到基層農村干部,根除村霸、凈化農村風氣是保障農村發展的重要基礎。

  二、案件高發原因(一)基層自治監管不力

  農村群眾自治組織雖然不隸屬于國家政權,但卻是基層政權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重要保障,因此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有序建設至關重要[1]。社會轉型時期,在農村基礎設施的修建,土地征用,以及相關國家補助等重大利益上,農村黑惡勢力通常對村兩委成員輸送好處,利用手中的權力謀不正當私利。甚至于在村兩委換屆時通過不正當手段謀求上位,自立家門。在處理村中大小工程時,經營中往往采取“暴力”手段,再加上監督制約缺失,村民的畏懼,敢怒不敢言,逐步自我膨脹成為“村霸”。

  (二)村民受教育水平低,“小農意識”根深蒂固

  在農村的很多地方“遇事找人不找法”的鄉土文化習氣根深蒂固,當出現糾紛與矛盾時,往往依靠樸素的價值觀念來判定事件的好與壞,派出所民警執法時往往為了化解矛盾,多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于基層群眾法制觀念薄弱,擔心受到報復并不會進一步追究責任。這些做法不僅不能夠促進法治發展,還會間接助長“村霸” 滋生。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報道的數據,在已查處的“村霸”中有 782 名出現在法治觀念薄弱的鄉村。

  (三)“苗頭”打擊不及時

  農村涉黑惡勢力的形成并不是突發性的,其必然在一定時期內長期作惡,不斷吸收不法分子以壯大隊伍,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將犯罪的觸角不斷延伸到各個領域。在涉黑惡團伙初級形態時往往會牽扯到尋釁滋事、聚眾斗毆、敲詐勒索等一系列違法行為。這些犯罪行為往往通過私下和解或派出所作為日常糾紛調解結案。這間接助長了黑惡勢力的苗頭且挫傷了公安機關在群眾中的公信力,從而間接加大了不法分子為非作歹的底氣,最終形成一方寸土的黑惡勢力,橫行鄉里。

  三、農村涉黑惡犯罪案件特征(一)團伙人員特征

  農村涉黑惡勢力往往人員組成較為雜亂。一是由于農村常住人口較為固定,涉黑惡勢力往往本地人居多。二是這些人往往沒有固定職業,但是在當地出手闊綽,表現出與其收入不相符的經濟特征。三是文化水平較低,且多有前科劣跡。大多有賭博、嫖娼、打架斗毆等惡習。[2]

  (二)斂財途徑廣,涉及領域多元化

  現階段農村黑惡勢力的斂財途徑相比以往案件,涉及領域往往更加廣泛,其主要包括經營型、資源型、項目工程型、土地房產型。[1]除此之外,農村涉黑惡勢力往往實施多種犯罪行為,且從事犯罪活動的規律是缺乏預謀性,在一定的外部環境刺激下,可以隨機實施犯罪行為。[5]從多種犯罪行為涉及的四種領域來分析,經營型主要是指犯罪團伙直接參與管理與經營的場所例如麻將館、棋牌室、KTV 等娛樂場所發展成地下賭場,或將 KTV 等場所暗中引入涉黃產業等進行斂財。資源型主要包括原始自然資源和政治資源。所謂原始自然資源主要包括農村農產品及砂礦煤礦等。政治資源是指政府、高校及其他組織的項目撥款。通過非法、形式上合法及灰色手段取得經營資格,惡勢力壟斷農產品市場。個別兩委成員及地方政府企事業負責人勾結,貪污扶貧款或其他款項。我國還有糧食直補、飼養補助、鄉村危房補助等十余項農村補貼項目,涉及金額巨大。基層組織干部、黨員干部對于補助資金從申請到具體發放享有絕對的自主權,可以通過騙取、套取、暴力威脅等多種方式將國家補貼農民的資金壓榨或變相挪用。[4]項目工程主要是指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務的項目,黑惡勢力團伙通過不法途徑獲取的項目工程往往偷工減料或虛報價格斂財。土地房產型往往是指農村土地征用、拆遷及房屋改善等。在土地征用及拆遷的問題上,往往地方政府采取行政包干制,其中村兩委來解決其中的大部分復雜的事務,黑惡化的個別干部又會與開發商相互勾結,雇傭外部不法分子強拆、強征,壓榨群眾合法利益。在居民自身的房屋修建上,“村霸”往往以外部大卡車進村會壓壞馬路等所謂正當理由強迫村民購買村內指定廠商的泥沙建筑材料并且價格遠高于市場價格,謀取不正當利益。

  (三)涉黑頭目利用特殊身份化為保護傘

  近年來,國家大力發展農村建設,大部分農村在基礎民生、經濟等領域的建設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在一些偏遠農村卻發生了退步與腐敗。退步與腐敗的表現形式為基層干部的“黑惡化”或黑惡勢力的“干部化”。基層干部的黑惡化主要是指自身利用權力干預正常的經濟和生活秩序為 “小團體”及自身掠奪利益。黑惡勢力的干部化是指黑惡勢力通過不法途徑進入村兩委獲取合法外衣和干部權力。在經歷了原始階段的“打打殺殺”,不法分子通過各種不法途徑拉宗族勢力、惡勢力、基層干部等干預基層選舉,獲取政治資本,累積了一定的經濟基礎與人脈基礎。

  (四)硬暴力與軟暴力結合是主要手段

  “軟暴力”也叫語言暴力,是指不法行為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或形成非法影響,對他人進行騷擾,恐嚇,使他人產生恐懼心理,影響其正常的生活、工作、經營等狀態,以便達成不法行為人目的的違法犯罪手段。硬暴力傳統意義上是指物理上對被害人肉體的作用,是指不法分子直接施暴給被害者造成身體上的損害。涉黑惡團伙通常軟硬兼施。包括但不局限于聚集鬧事、攔路鬧事等擾亂正常生活、經營等秩序,從精神上和肉體上連續摧殘被害人。

  四、打擊對策(一)堅持“情報導偵”,多角度管控,多途徑收集線索

  情報是支撐整個偵查活動的基礎條件,偵查人員所獲得的線索越多,案件的偵查方向就越明晰。因此想要治理好農村的治安環境,及時打擊犯罪的苗頭就需要做好線索的收集。

  1.利用群眾力量及時發現苗頭,主動理順舉報途徑

  一個地方有沒有黑惡勢力,群眾最清楚。苗頭不及時取締,公安機關的公信力就成為人民心中的傷疤,最后陷入惡性循環。一直以來,群眾維護自身利益的一大阻力就是維權困難,這種苦難不僅僅來自貪腐勢力的內部阻礙,還在于維權途徑的閉塞,如果是兩委成員出現嚴重違法行為或兩委選舉存在重大舞弊行為,基層群眾幾乎無法分清相應的投訴機關,進而求助無門[2]。基層公安機關應當加大鄉村的“見警”率,拉近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建立起結實可靠、相互信任的關系網,要密切關注責任區的治安動態,重調查研究。

  2.群防群治,加強娛樂場所管控

  對于這些易滋生黑惡勢力的場所積極開展公開管理,結合秘密力量形成群防群治網絡,及時掌握第一手犯罪情報。利用多種偵查途徑和秘密偵查力量強化陣地控制,為打擊苗頭做好基礎工作。[3]飯店、歌廳、網吧、洗浴中心等娛樂場所是犯罪團伙侵害的主要場所。因此掌握了場所的管控,就抓住了犯罪團伙的人員流動。

  3.完善備案制度,重視串并案

  黑惡勢力的形成特點及犯罪規律注定了需要大量的情報資料來支撐整個偵查活動的有效運行。為貫徹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的常態化運行,要建立專門的備案制度,針對涉黑惡犯罪案件涉及的相關線索情報系統化收集;對涉案人員所觸犯的罪名,如尋釁滋事、故意傷害、聚眾斗毆、開設賭場、強迫交易等常態化研判。依靠不同人員與案件之間串并案關聯進行分析,及時發現黑惡勢力的苗頭。

  4.充分利用互聯網,依靠群眾力量搜集線索

  刑事案件的發生其必然產生大量的受害者,受害者與受益者有著顯著的對立關系。充分運用互聯網帶來的便利,在恰當的時機向社會發布通告。利用單位認證的相關自媒體、新媒體等賬號向社會征集線索。單位干警也需要充分發揮微信朋友圈功能,對相關通告進行轉發提高信息的曝光率。利用網絡及傳統手段向社會傳播公安機關的需求以及打擊黑惡勢力的意志,積極尋找受害者,搜集犯罪團伙的犯罪線索。

  (二)以資金流為突破口分析案情

  “資金流”主要是指涉案團伙成員的資金流狀況及與案件相關資金的去向。不管是尋釁滋事、敲詐勒索或強迫交易等罪行,大部分都會涉及利益的牽扯。而利益的牽扯往往指向不法收益。涉黑惡團伙中的成員的經濟狀況常常表現為與其自身收入不相符的異常狀態,且在日常生活中出手較為闊綽。

  一是對其支出進行分析,例如從固定資產進行分析,例如房屋、名表、車輛進行價值評估。這些貴重的固定資產往往涉及金額較大,通常情況下都是利用銀行卡或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平臺進行結算交易。偵查人員需要查詢其購買時間并調取相關銀行卡流水,對銀行卡流水進行分析研判。對大額轉賬、存款、匯款著重關注,在審訊時要求嫌疑人說明其收入的合法性,并對相關匯款人進行落地查證。

  二是對涉案人員的收入進行分析。農村涉黑惡勢力團伙往往中層人員會有一定產業或從事商業活動。對犯罪團伙所經營的場所進行研判,例如經營的場所是否存在地下賭場和不正規娛樂場所;涉及的領域是否關乎非法采砂采礦;在日常商業交易中對比市場的常規價格是否存在強迫交易等。條件允許的話可以聯合紀委對涉及村莊兩委干部所獲得的政策性補助、撥款并與實際支出與發放金額進行數據碰撞,查找蛛絲馬跡。

  (三)利用技術手段鎖定涉案團伙成員

  犯罪分子無法置身于大數據之外,其必然會使用手機設備。那么,必然就會在手機上產生大量的數據信息。偵查人員需要靈活轉變偵查思路,在案件初查及偵辦中快速鎖定相關涉案人員的身份,明細犯罪團伙的團伙構成。

  一是以手機號碼為切入點。手機的便捷性與超時空性給予犯罪分子傳輸信息便利,因此可以利用手機號碼作為突破口。偵查人員與網安部門聯合作戰,對涉案成員的通訊錄、通話記錄、短信進行分析研判從而進一步確立涉案團伙的主要關系網。

  二是以微信賬號為切入點。截至 2021 年,微信團隊發布的數據顯示目前每天有 10.9 億用戶打開微信。充分利用互聯網所衍生的數據能夠幫助偵查人員進一步分析嫌疑人的日常活動。首先通過手機號碼可能搜尋到嫌疑人的微信賬號,通過技術手段對涉案嫌疑人的群聊及聊天進行研判,勾勒其社會關系及團伙構成。其次充分利用微信中的 LBS 服務,利用三點定位法,結合落地視頻偵查鎖定嫌疑人的活動區域,精準抓捕。

  三是以網絡 WIFI、MAC 地址為切入點。WIFI 是由路由器所產生的無線網。由于數據流量比較昂貴,在生活中往往會在由無線 WIFI 的場所進行“蹭網”。我們所使用的手機會有一個固定的物理“ID”稱之為 MAC 地址(可以理解為公民身份證),在不被毀壞的情況下其不可更改且具有唯一性。而我們的路由器也會有 MAC 地址。偵查機關可以利用技術手段以不法分子的微信賬號為切入點,查詢其連入 WIFI 路由器的 MAC 地址進行查詢,且將同一或近似時間段內連入的同一 WIFI 的微信賬號及手機號碼進行關聯,進行數據碰撞,對相關人員進行研判,分析案情,鎖定涉案成員的活動地點。針對其手機 MAC 地址的唯一性特征,對全市的 WIFI 進行檢索,對其手機連入不同 WIFI 的地點進行標注,配合落地視頻偵查,調查訪問,進一步鎖定其他涉案人員。

  五、靈活運用訊問對策(一)優化資源配置,循序漸進

  在審訊黑惡勢力犯罪團伙時,往往其涉案人數較多,且在團伙中扮演的角色又具有差異性,因此要針對不同的犯罪嫌疑人特征進一步優化偵查資源。

  一是做好警力配置,在法律的規定下配置相應的偵查人員,即一個嫌疑人配備兩名偵查人員。并根據犯罪團伙的構成,針對犯罪團伙的中層人員配備多名偵查人員,因為中層人員承擔著上令下達的任務,其供述的指向性較多,能夠幫助偵查人員快速理清案件情況。

  二是優化情報配置。向嫌疑人出示證據是促使嫌疑人如實陳述的重要手段。隨著案件不斷深入,案件會進一步明晰,也會查出辦案初期的漏網之魚,隨著案件的進展很可能出現警力捉襟見肘的情況,這時候往往會向各地派出所抽調警員進入專案組。讓新調入的警員優先審訊二次抓捕的嫌疑人。新加入的偵查人員只對參與的案件有著大概了解,其對相關案件細節也不太明了,也就是俗稱的“空審”。[6]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能夠充分調動辦案偵查人員的主觀能動性,有利于查出漏罪,實現審訊效果的最大化。在后期根據嫌疑人的供述,分階段、有重點地將具體細節共享給對應的偵查人員強化審訊攻勢。

  (二)合理配置,偵審合一

  所謂的合理配置是指根據犯罪團伙的構架與背景,合理配置相應從業經驗的警員并制定有效的偵查策略。偵審合一就是指,從前期的抓捕過程到后期的審訊中由同一組偵查人員負責到底。從鎖定嫌疑人到抓捕嫌疑人歸案,在具體執行任務時按照偵查人員的能力來合理劃組,對于在團伙中發揮主要作用或起到上令下達的嫌疑人,多利用經驗豐富的偵查人員。在警力有限的情況下,盡量選擇“老帶新”的組合,抓捕過程充滿多種不確定因素,有經驗的偵查人員往往能具有規避風險的能力。

  (三)輕涉黑頭目,重篩選

  訊問犯罪團伙的首要分子從偵查學上來講,是一場偵查人員與嫌疑人的心理博弈。首要分子相比團伙其他成員知曉的信息是更全面的,當被正式采取強制措施后,由于其指揮實施多種犯罪行為可能被指控多項罪名,往往存在強烈的對抗心理,由于雙方的信息不對等,往往用賭博式的沉默對抗來探尋偵查人員所掌握的線索和證據。為提高審訊質量,在一個團伙中偵查人員需要通過初期的審訊尋找到團伙中存在“軟肋”的成員。

  一是挖掘出溝通欲望較為強烈的嫌疑人。二是主攻承擔上令下達的嫌疑人或承擔會計等知曉資金流去向的嫌疑人,這一類嫌疑人往往不直接參與暴力性犯罪但是知曉犯罪團伙的經濟流轉途徑,而“資金流”又是犯罪團伙的核心命脈,因此盡可能早地攻破此類嫌疑人的心理防線,不僅能夠摸清犯罪團伙的構成與涉及領域,還能夠為上下兩層嫌疑人的審訊提供突破口。三是篩選出家庭較為和諧穩定的嫌疑人。這類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后往往更會權衡利弊,和諧的家庭生活是說服教育的有效運用手段,在實踐中也是影響嫌疑人心理狀態的重要因素。偵查人員需要用心勸導嫌疑人對其進行說服教育,這有利于嫌疑人權衡利弊及時認清形勢,促使其將案件相關的事實說明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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