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糾紛風險分擔對生命健康權保障的意義

　　摘要：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攀升，人民群眾對醫療診療效果的心理預期普遍提高。另一方面，醫療診療效果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包括但不限于醫療衛生資源的有限性、醫療診療行為的高技術性、醫療診療活動的高風險性，而這些因素可能導致診療效果無法滿足患者及家屬心理預期的現實情況，最終引發醫療糾紛。“以患者為中心、加強人文關懷”這一思想得到了醫療機構的廣泛認同。拓寬醫療糾紛風險分擔路徑，對化解醫患矛盾及充分保障生命健康權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醫療糾紛;風險分擔;生命健康權

　　王乙竹; 張卓; 閆龍 法制博覽 2021-12-05

　　一、《民法典》對生命健康權的保障的釋義

　　我國原《民法通則》第九十八條曾明確提出生命健康權是每個公民享有的權利。我國《民法典》施行前，學界始終沒有停止關于生命健康權界定的探討，通說認為，其指的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維持生命、生命安全利益、生理機能、健康利益的基本權利，主要由生命權和健康權兩部分構成，并不包括身體權，更有學者認為身體權僅僅是民事權利，不能作為獨立的人格權。隨著學術界關于身體權研究的不斷深入，終于在我國《民法典(草案)》中提出將身體權劃入生命健康權的釋義，最終使身體權與生命權、健康權同時在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編出現。[1]《民法典》人格權編中，不僅將生命健康權界定為生命權、身體權及健康權，還將原《民法通則》中的一個條文拓展為十項具體規定。

　　(一)生命權保障的釋義

　　《民法典》施行前，雖然學界普遍認為生命權屬于生命健康權的一部分，但始終沒有停止關于生命權內涵的博弈。《民法典》拓寬了生命權的內涵，其不僅將生命安全確定為生命權的內容，還將生命尊嚴也納入民法所保護的范疇。生命權的保障不僅僅局限于禁止非法剝奪他們的生命以及保障生命的自然延續，還包括對生命尊嚴的保護，這里所指的生命尊嚴也不僅僅指的是生存期間的尊嚴，還擴展為胎兒、死者的人格尊嚴。也就是說，法律所維護的生命尊嚴不僅限于生時的尊嚴，而且涵蓋包括選擇減輕痛苦或立遺囑在內的臨終的尊嚴維護，而這種對死時尊嚴的維護亦能體現對人格尊嚴的保護。

　　(二)身體權保障的釋義

　　《民法典》將對身體權的保障設定在對健康權的保障之前，大多學者認為，之所以這樣設置，主要是由于身體完整是健康權得以實現的基礎，而形成的對身體組成部分的支配權。身體權的保障包含對身體完整的保障和對行動自由的保障兩方面的內容，由此可見，相比健康權，身體權有更為豐富的內涵，特別是自由支配身體各個組成部分的權利已經成為實現社會價值的前提之一。除此之外，身體權保障的創新釋義之一是，自然人在不嚴重影響自己健康的前提下，擁有決定是否無償捐獻遺體或身體組成部分的權利。一旦決定進行無償捐獻，則需要進行書面確認。一方面，訂立有關捐獻的書面合同，意味著承諾進行捐獻行為，承諾人之外的第三人無權非法干涉;另一方面，未表示不同意捐獻或未訂立有關捐獻的書面合同，不等同于死亡后拒絕捐獻，但對決定是否捐獻的主體有適格認定，能夠決定遺體捐獻與否的主體包括配偶、成年子女、父母三方。與此同時，禁止以任何形式進行身體組成部分或遺體的買賣活動。因為，僅僅商品能夠成為進行交易的產品，而遺體或包括身體器官、細胞等人體的組成部分不屬于商品，即使以書面形式確認相關形式的交易行為，也屬于無效行為，不會獲得法律的認可與保護。但是，捐贈客觀上需要醫療行為的輔助，受捐贈人或被法律所認可的第三人需要支付醫療行為所產生的費用，此種費用僅限于補償。

　　(三)健康權保障的釋義

　　隨著我國對人格權保障的不斷深入，《民法典》打破傳統觀念，將健康權的保障擴展到心理健康領域。《民法典》施行以前，一部分學者認為健康權的保障是僅限于身體健康的保障的，主要考量的因素是心理健康的保障難以通過民事法律來實現。但是，隨著醫學診療手段的提升，醫學技術向更高層次發展，學界對健康的界定不斷深化，認為心理健康應當且必須成為衡量自然人健康狀況的標準之一。[2]也就是說，健康權的保護一方面體現在對身體健康狀況的維護或者改善，另一方面體現在對心理健康狀況的維護和恢復。與此同時，雖然我國民法的精神充分保障自然人的健康權，但不等同于自然人可以無限制地支配其健康權：法律賦予相關部門所實施的強制治療、強制戒毒行為，不受此點的限制;除非存在包括自愿放棄健康權意思表示在內的符合消極安樂死要件的情形(我國目前還沒有相關安樂死的法律規定)，醫務人員和親屬有權實施救助行為。而這兩種例外情況，不僅沒有違反對物質性人格權保障的初心，而且是充分維護個人健康權和公序良俗的必備手段之一。

　　(四)生命健康權遭遇危難時的救助義務

　　《民法典》除對自然人的生命權、身體權及健康權作出以上釋義外，還規定相關組織或個人對自然人生命健康權遭受損害或處于危難時需承擔救助義務等內容：第一，包括醫療機構和院前急救機構在內的負有法定救助義務的單位或個人，負有對自然人生命健康權遭受損害或處于危難時刻的救助義務。其中，院前急救機構可以被認定為除了醫院以外的，對急、危、重癥患者進行救助行為的場所，比如 120 等機構。第二，應盡此項義務的情況不僅包括正在遭受生命、身體或健康侵害的情形，也包括遭遇洪水等處于危難之中的情形。第三，若負有法定救助義務的主體沒有實行相應的救助措施，造成相對人生命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則需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第四，若不負法定救助義務的主體實施救助行為時，導致相對人生命健康狀況有所損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若其行為對自身生命健康狀況造成損害，可以要求被救助方進行補償。綜上可知，隨著我國法治化建設的不斷推進，關于生命健康權的保障不斷進行更深層次的釋義，這也是我國對人權保障不斷深入的體現之一。

　　二、醫療糾紛風險分擔的方式

　　隨著依法治國不斷深入，人們維權意識不斷增強，加之其對醫療診療效果的心理預期也不斷攀升，增加了醫療風險所引發的醫療糾紛的可能性。[3]醫療糾紛可以認定為由于患方不滿于醫療機構或醫務工作者所提供的服務而產生的爭執。但是，醫療糾紛不同于醫療沖突，作用效果和社會影響存在差異。產生醫療糾紛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們對醫療診療效果的較高心理需求與醫療診療本身的高風險性所引發的矛盾。化解醫療糾紛最有效的方式在于解決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與患者及家屬的矛盾，分擔醫療風險為化解醫療糾紛提供了可靠保障。我國《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提出分擔醫療糾紛的方式包括雙方平等自愿協商、第三人介入調解、向人民法院提請訴訟等。以上處理方式有各自的不足之處：第一，醫患雙方由于專業知識和信息的不對稱，難以保持平和的心態進行平等自愿的協商活動;第二，無論是人民法院進行調解還是行政調解，周期性都較長，效率較低，且強制執行力不足;第三，提請人民法院進行訴訟，對患者而言投入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較大，且采取此類方式可能造成因醫療行為導致的不利后果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改善，進一步激化醫患雙方的矛盾的情況。由此可見，單純依靠傳統的醫療糾紛處理方式，很難實現分擔醫療糾紛風險的最優效果。不斷擴充醫療糾紛風險分擔的形式，成為有效解決醫療糾紛、緩解醫患矛盾及實現生命健康權保障的客觀要求。

　　目前我國早已開展了“調保結合”的處置方式，一旦出現醫療糾紛，可第一時間通報糾紛發生地的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下文稱醫調委)，該委員會調解人員涵蓋醫學專家、保險學專家及法律工作者，能夠獨立完成醫療糾紛的調解工作，最大程度上化解醫療糾紛。保險作為醫療糾紛風險分擔的渠道之一，能夠從側面有效緩解醫療風險所引發的矛盾。

　　醫療責任保險是傳統的醫療風險分擔方式之一，其主要依靠醫方投保醫療責任保險，此種保險承保醫方在從事與其身份及資格相適應的醫療診療護理活動中因疏忽或過失而引發的醫療事故賠償責任。隨著商業醫療責任保險進入保險市場，國家不斷出臺促進此種保險發展的政策性文件，客觀上提升了包括民營醫院在內的醫療機構投保此種保險的積極性。但是單純依靠此種保險，無法全面解決由醫療風險所引發的糾紛，主要表現在一部分患方難以接受無過錯醫療行為所引發的不利后果，醫療意外保險應運而生。此種保險的投保人為患方，承保的風險為因無法抗拒的原因，由無過錯醫療診療行為對患方產生的不利后果。醫療意外險完成了侵權責任、保險賠償及社會救助三者的有機結合，成為醫療風險分擔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納入健康保險中。

　　綜上可知，保險與協商、第三人介入的調解、向人民法院提請訴訟等傳統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醫療糾紛救濟機制。[4]

　　三、保險在生命健康權保障中的現實意義

　　醫療責任保險主要負責賠償醫療過錯行為引發的不利后果;醫療意外保險則跨越了責任界定階段，僅要求患方遭受難以預見或無法避免的醫療診療風險并造成損害后果，是否具備侵權行為也不再是這種補償的構成要件。在醫療侵權責任的視角下，患方往往被確認為受害方，提供醫療診療服務的醫療機構往往被視為侵權人，當醫療責任保險參與到醫療糾紛風險分擔的過程中，受害方能否得到相應的補償與救濟，不以接受調解或經歷繁瑣的訴訟程序為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侵權人的經濟壓力，對于維護生命健康權有現實意義。

　　身體權保障的新的釋義包括對身體組織部分的自由支配權，其中包括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行使對遺體或人體器官自由捐贈的權利。眾所周知，遺體捐贈的主要目的是醫學技術進步或服務于醫學教學活動，而醫療糾紛的出現可能導致患方當事人及其家屬對醫學診療行為或醫療機構產生負面情緒，這種負面情緒可能在部分社會群體內蔓延，影響人們對人體器官或遺體捐贈的意愿。比較調解或提請訴訟，采取保險的形式對醫療風險進行分擔，有利于使患方或其家屬及時獲得經濟補償，順利接受下一步康復或治療活動，在實現身體權保障的同時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5]

　　隨著我國對公民基本權利保障的不斷深入，《民法典》將健康權的基本內涵拓展至心理健康領域。首先，受傳統思想的影響，患方對于糾紛調解和訴訟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信任感。但保險公司和醫調委與醫患雙方均無直接利益關系，屬于分擔醫療糾紛風險的第三方機構，且醫調委內部成員涵蓋醫療專家、保險專家及法律專家，能夠獨立判斷醫療損害責任，并且能緩解醫患雙方因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猜忌和對立情緒。其次，相比調解或訴訟方式，醫療責任保險及醫療意外保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患方或其家屬獲得補償的時效。較與采取平等協商的方式，保險的介入一定能夠提高獲得補償的水平，以便患方更快地接受進一步的醫療診療。兩種保險形式雖然無法直接改善患方的身體健康狀況，但兩種分擔方式覆蓋了醫療風險引發的一切狀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雙方當事人的精神壓力，緩解患方及其家屬可能面臨進一步醫療診療服務時的經濟壓力，最大程度地避免因負面情緒所引發的矛盾激化，對雙方當事人的身體健康狀況的改善及心理健康情緒的維護有現實意義。

　　綜上可知，醫療糾紛風險分擔的主要手段是化解醫療風險與緩和醫患矛盾，保險與協商、第三方介入的調解、向人民法院提請訴訟等傳統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醫療糾紛救濟機制。為了實現對生命健康權更深層次的保障，我國必須始終堅持不同領域的聯合協作，不斷探索醫療糾紛風險分擔的新形式、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