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元功能的編碼方式看英漢語本質差異

　　提 要 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元功能思想具有跨語言普適性，然而，不同語言對元功能有著不同的編碼方式。從及物性與邏輯 語義角度看，較之英語，漢語小句語義配置結構更顯松散，邏輯語義關系具有不確定性; 相對于英語的語法自足性，漢語語法解釋多依賴于語境。從語氣角度看，英語通過限定化與指稱化編碼語氣結構，多數情況下漢語不需要類似語法手段，而是以直接融入語境的方式賦予小句人際潛勢。從主述位角度看，英語主位與述位的劃分較為明確，而漢語主位往往需要通過上下文來確定。不同的編碼方式表明，兩種語言的本質差異在于: 英語為弱語境型語言，漢語為強語境型語言。在哲學思維層面，英語注重本體追問、主客二分; 漢語主張天人合一、主客一體。

　　何偉; 仲偉， 當代修辭學 發表時間：2021-09-18

　　關鍵詞 元功能 編碼方式 英漢語本質差異 弱語境 強語境

　　一、引 言

　　元功能思想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論基石，是對人類語言功能的高度抽象與概括。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語言有三大元功能: 概念功能、人際功能與語篇功能。其中，概念功能分為經驗功能與邏輯功能。三大元功能通過不同的語言資源體現: 概念功能主要通過及物性系統、邏輯關系系統等體現，人際功能主要通過語氣系統等體現，語篇功能主要通過主位系統等體現。元功能思想具有普適性，可以講任何自然語言都具有三大元功能，然而不同語言的編碼方式確有不同。因此，以元功能為切入點對比英漢語言，能洞悉兩種語言的本質差異。

　　在系統功能語言學框架內，小句是三大元功能最核心的語法單位載體，該觀點與漢語學界的小句中樞說相通( 何偉、王敏辰 2018) 。具體而言，小句在認知層面，表達一個事件( event) ; 在語義層面，表征一個情形( situation) ; 在形式層面，系體現多種意義的單一結構體。從自上而下角度，小句的結構成分及成分的組合與分布由意義驅動; 從自下而上角度，小句是體現意義的核心語法單位。針對小句這個重要的語法單位，本文主要通過對比英漢及物性結構以及 邏輯 語義連結、語氣結構、主述位結構等三大元功能的編碼方式，呈現兩種語言在類型上的本質差異，并在哲學思維層面對類型差異進行闡釋。

　　二、英漢及物性結構及編碼方式

　　人們對外部和內心世界的體驗主要通過及物性來表征，這是語言的經驗功能。盡管不同學者對及物性類型的劃分不盡一致，如 Halliday ( 1994) 、Martin et al.( 2010) 、何偉等( 2017a， 2017b) ，然而他們對小句及物性語義配置結構的描述基本相同，均認為及物性結構包括過程、參與者與環境角色成分。其中，過程是核心成分，參與者一般是不可或缺成分，環境角色比較自由。Fawcett( 2000) 、何偉等( 2017a，2017b) 指出及物性結構中的過程、參與者、環境角色分別對應于小句中的主要動詞( 英語) /謂體( 漢語) 、主語與補語、狀語。就編碼方式而言，英漢小句過程與參與者的潛勢填充成分表現出較大的差異( 何偉、王敏辰 2019) ，如下表所示:

　　英語小句表征的過程在形式上通常由動詞說明，而漢語不僅可以由動詞說明，還可以由名詞詞組、性質詞組、數量詞組填充，或是由小句填充，構成主謂謂語句。比如: ( 1) He adores Mama，and she him ①. ( 2) 常女士北平人，年十六歲，體態健美，歌喉嘹亮，性情尤為活潑天真。 ( 3) 河里的魚很多。 ( 4) 她臉色蒼白。例( 1) 兩個并列小句的過程均由動詞說明，只是第二個小句中的動詞承前省略。例( 2) 和例( 3) 中的“北平人”“十六歲”是名詞詞組，“健美”“嘹亮”“尤為活潑天真”是性質詞組，“很多”是數量詞組，均填充小句的謂體。例( 4) 的謂體由小句“臉色蒼白”填充，而性質詞組“蒼白”又做嵌入小句“臉色蒼白”的謂體。同時，例( 2) 被認為是流水句，含五個小句，后四個小句均承前省略主語“常女士”( 王文斌、趙朝勇 2017: 39) ，即如例( 4) 一樣，該例中的后四個小句均可視為主謂謂語句。此處的分析表明，例( 2) 至例( 4) 中的小句不存在動詞“是”或“有”的省略情況，正如趙元任( 1968，1979: 56) 所說，漢語研究中“盡量少說省了字的原則”，因為補出的“省略”不止一種，而且也常常補不出。

　　如表 1 及上述分析所示，英語小句中的過程與參與者之間、不同參與者之間，都有較明顯的區分。英語過程由動詞說明; 英語主語參與者由名詞詞組或小句填充，極少情況下由介詞短語填充( 如 On Sunday suits her) ; 補語由小句、名詞詞組、性質詞組、數量詞組或介詞短語填充。與英語有所不同，漢語小句中的過程填充形式多樣; 漢語小句中做主語與補語的參與者有著相同的潛勢結構，都可由小句、性質詞組、數量詞組、名詞詞組或介詞短語填充。漢語小句的參與者與過程也有著相似的潛勢填充單位，沒有特別明確的區分②。漢語小句中的過程與參與者在體現形式及編碼方式上的模糊性，使得小句在句法分析中具有不確定性。比如:

　　呂叔湘( 1979: 29) 認為漢語句子作為一個動態語法單位，在形式上可由一個主謂結構、獨立動詞或名詞詞組充當。漢語句子與詞組的構造原則基本一致，詞組加上語調可以獨立成句 ( 朱德熙 1985: 78) 。當然，詞組與小句有內在的區別，從系統功能視角來看，名詞詞組“一個腳印”之所以被視為一個小句，是因為它在語義上表征的是一個情形，在認知層面表達的是一個事件概念。英語中，這類小句被視為省略句，不論“一個腳印”被看作主語或補語( 如 A footprint is here /There is a footprint /I found a footprint here) ，小句均省略了表達過程意義的動詞及其他參與者成分。漢語中，名詞詞組既可以做主語、補語，也可做謂體，可以說“一個腳印在某處”“某處有一個腳印”或者“某處一個腳印”。此處能補出的省略形式有多種，這也就違背了漢語研究中盡量少說省字的原則，正如呂叔湘( 1979: 67) 所說: “關于省略，從前有些語法學家喜歡從邏輯命題出發講句子結構，不免濫用‘省略’說。”

　　不僅如此，在語義層面，與英語相比，漢語所謂結構形式完整的小句，語義結構顯得松散得多。比如: ( 6) The book has been very heavily attacked by contemporary writers. ( 7) His mother died at 56. ( 8) 信寫好了。 ( 9) 阿泰茲的書出版了。 ( 10) 新來的同志都已經分配了工作。( 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 ( 11) 王冕死了父親。( 鄧仁華《“王冕死了父親”的系統功能語言學闡釋》) ( 12) 非典時小李也病了一個妹妹。( 劉探宙《一元非作格動詞帶賓語現象》) ( 13) 他們辦公室接連感冒了三四個人。( 劉探宙《一元非作格動詞帶賓語現象》) ( 14) 趙云找了王鳳卿，馬岱找了程繼仙。( 張伯江《現代漢語的非論元性句法成分》) ( 15) 致秋大概第一次把照片放得這樣大。( 張伯江《現代漢語的非論元性句法成分》) 例( 6) 中，The book 在小句語義配置中系“受事”，在句法中做主語，以被動語態形式出現。例 ( 7) 中，died 系不及物動詞，His mother 作為“受事”，是不可或缺的語義成分。例( 6) 與例( 7) 兩個小句受語義配置結構的制約，有主動和被動語態的區分，同時不及物動詞只帶一個參與者成分，是英語中的語法常態。

　　例( 8) 至例( 10) 中的“信”“阿泰茲的書”“新來的同志”，語義上分別屬于“受事”“受事” 和“受事—擁有者”，都做小句的主語。英語中這些成分通常做補語，做主語時要用被動形式。 “漢語只有被字句，沒有被動句”( 沈家煊 2018: 7) ，這種體現形式是漢語的常態，不是特殊情況。例( 11) 至例( 13) 中的“死”“病”“感冒”表達的過程，在英語中只能攜帶一個參與者，但在漢語中可同時帶有主語和補語，即有兩個參與者，分別是“受影響者—載體”和“受影響者—被擁有者”，小句的過程類型也不是這類動詞通常所體現的典型動作過程，而是“屬有型關系過程”( 鄧仁華 2018: 188) 。可以說，漢語中動詞的及物與不及物的區分界限不明顯( 呂叔湘 1979: 40) ，或者說這種區分是不重要的( 沈家煊 2018: 6) 。例( 14) 中的兩個小句也不是動作過程。在具體語境中，“趙云”“馬岱”都是戲劇角色，不是施事，“王鳳卿”“程繼仙”是扮演戲劇角色的演員，也不是單純的受事。例( 15) 動作過程小句中，“致秋”不是施事。根據語境得知，致秋已經過世，照片指的是她的遺像。可以看出，漢語的句法結構與語義結構不對等，“不同性質的語法成分、不同角色的語義成分，可以進入相同的句法結構里遵從相同的結構關系” ( 張伯江 2011: 5) 。張伯江( 2018) 用大量的語言事實說明以動詞為謂體的小句，主語與補語位置上的參與者角色與謂體的關系極其松散; 趙元任( 1968，1979: 45) 認為: “關系松散到了如果放在別的語言里將成為不合語法的程度。”

　　三、英漢邏輯 語義連結及編碼方式

　　從邏輯功能角度來看，不論是形式層還是語義層，英語似乎比漢語體現出更強的邏輯性。何偉、劉佳歡( 2019) 通過語料庫數據統計，對比了英漢小句的邏輯語義關系及表征方式。結果表明，在表征方式上，英語小句之間多用邏輯標記詞體現邏輯關系，而漢語小句之間則少有邏輯標記詞出現; 在邏輯配列及邏輯 語義關系上，英語多主從及增強類關系，而漢語多并列及延展類關系。比如:

　　( 16) No goals were scored，though it was an exciting game.球賽很精彩，可一個球也沒進。( 潘文國《漢英語對比綱要》) ( 17) Mr A teaches physics，while Mr B teaches Chemistry. A 教師教物理，B 教師教化學。( 潘文國《漢英語對比綱要》) 例( 16) 與例( 17) 中，英語例句分別出現了邏輯標記詞 though 與 while，分別表達主從轉折類增強關系與主從對比類增強關系。例( 16) 漢語例句中，“可”作為邏輯標記詞表達并列而非主從轉折類增強關系。例( 17) 漢語例句中沒有出現邏輯標記詞，兩個小句通過無標記并置方式構成并列關系———并置本身就是小句間的一種銜接手段( 姜望琪 2005: 37) ，但由于沒有使用邏輯標記詞，邏輯 語義關系具有模糊性，可以理解為增強關系，也可以理解為延展關系。

　　通過對比英漢小句邏輯配列及邏輯 語義連結的編碼方式，可以看出，英語比漢語似乎體現出較強的清晰度與邏輯性。事實上，在具體言語行為中，上述例句對于漢語母語者而言是正常的表達，是清晰的、符合邏輯的。對此，較為普遍的認識與解釋是英語重形合，是一種理性思維; 漢語重意合，是悟性思維( 潘文國 1997) 。形合與意合是語法特征的概括，不能用來解釋語言之間的區別，反之，是一種循環論證。

　　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語言具有層級性，包括音系/字系層、詞匯 語法層、語義層或形式層 ( 包括音系/字系層和詞匯 語法層) 與意義層，語言系統之外為語境層。各個層級之間是體現關系，詞匯 語法層由音系/字系層體現，語義層由詞匯 語法層體現，語境層由語義層體現。其中，詞匯 語法層與語義層是系統功能語言學關注的重點。語言編碼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徑，在語義層構建一個意義系統網絡，在詞匯 語法層對意義特征選擇結果進行編碼。在具體的語言識解中，又采取自下而上的路徑。通過上述英漢對比，可以看出，兩種語言在詞匯 語法層有不同的編碼方式，這表明在語義層它們也有著不同的意義特征選擇。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小句間的邏輯 語義關系分為擴展與投射兩大類，擴展關系可細化為闡述、延展與增強關系，增強關系又可進一步分為時間、地點、條件、原因、結果、轉折、對比等具體類別。例( 17) 英語小句中的邏輯關聯詞 while 表明，在邏輯 語義關系系統中，該小句選擇的是對比增強關系; 漢語小句沒有邏輯關聯詞，邏輯 語義關系既可理解為對比增強關系，也可理解為轉折增強或是延展關系，也就是說，邏輯 語義的確定需要上下文語篇知識，需要激活更大的意義網絡及更多的語境信息。

　　沈家煊( 2014: 1) 認為漢語的運作遵循“劉別謙定理”，“給出二加二，讓觀眾自己去得到等于四的答案”，如例( 17) 漢語小句沒有使用顯性邏輯關聯詞，小句簡單地并置在一起，小句之間的邏輯 語義關系需要依靠語境來判斷。Matthews( 1981: 223) 指出，并置關系是最根本的語法關系，其他語法關系衍生于并置關系。可以說，并置關系是每種語法關系的深層關系。然而，與主謂、定中等語法關系不同的是，學界通常認為并置關系屬于語用范疇( 姜望琪 2005: 37) 。Halliday 認為在系統功能語言學外不需要語用學這一術語，“語用學似乎只是語篇語義學的另一個名稱”( Thibault 1987: 611) 。換句話說，語用學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應有之義，存在于語言的語義層與語境層，或是語義層與詞匯 語法層之間的界面層。也就是說，對并置關系的解釋，要更多地深入到語義層與語境層，通過各層之間的互動關系來闡明。

　　即使是主謂關系，對于漢語而言，參照英語的形式邏輯來解釋也往往行不通。趙元任 ( 1968，1979: 41-44) 認為，漢語主語與謂語( 謂體) 之間可以加上“啊”“吶”“嚜”“吧”等形式標記，這樣漢語的一個整句就分成兩個零句，即不包含完整主謂結構的小句，而且兩個零句都可以獨立。從這個角度看，漢語小句結構可理解為一種簡單并置關系，漢語似乎是以并置關系為主( 張伯江 2018: 454) 。也就是說，對漢語小句語法關系的識解要深入到語義層與語境層，語義語境為漢語語法研究的應有之義，應首先考慮。

　　四、英漢語氣結構及編碼方式

　　系統功能語言學強調“語言產生于人類個體與他人進行意義交流的經歷”( Halliday 1978， 2001: 1) 。這意味著語言具有另一種元功能，即人際功能。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人際的本質是交往，交往時語言編碼雙方進入會話語境機制。交往的核心是給予與索取，英語主要通過語氣系統表征會話雙方的給予與索取角色。語氣( Mood) 主要由限定成分和主語組成。限定成分的功能在于使命題成為可爭議的目標(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144) ，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是給予命題一個以說話人話語時間為基準的參照點，即賦予命題指示時間意義，從而在交流中為表征的過程進行時間定位; 二是將說話人的判斷和態度加入命題，使命題處于“肯定”與 “否定”兩極之間，即給予命題以情態意義，從而使命題具有爭議性。這兩種資源的編碼方式在英語中已經語法化，指示時間意義主要通過時態體現，情態意義主要通過情態助動詞體現。

　　主語是為小句命題的有效性負責的成分。只有明確了主語，英語小句對命題進行協商才有了立足點與“責任人”; 只有主語與限定成分相結合，英語小句才具有轉變語氣類型的潛勢。在編碼方式上，英語小句主語“通常由表達事件概念的小句及表達物( thing，包括人) 概念的名詞詞組填充”( 何偉、王敏辰 2019: 124) 。名詞詞組做主語，需經過指稱化。系統功能語言學堅持級階假說，認為一個級階上的語法單位由下一級階的語法單位構成。也就是說，小句由詞組/短語構成，不能直接由詞構成。一個名詞不直接與物這個概念建立聯系，需根據情境的變換確定其指向，如名詞 bird 進入小句時，要具體為類指 the bird、定指 the bird 或 birds、不定指 a bird 或 birds 等。沈家煊( 2016: 124) 指出，名詞與動詞并非具有普遍性的初始概念，指稱與述謂才是語言的原始功能。Kita( 2003) 、Diessll( 2013) 從語言起源與演變角度指出，指稱是語言產生后最初始的功能。指稱的對象不僅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事件。當表事件概念的小句做英語主語參與者時，也要發生指稱化，更確切地說發生名物化，通常以非限定形式出現，或是由 that 引導的限定小句來填充，that 小句后置時，須前置形式主語 it。

　　綜合來看，英語中的動詞和名詞可以說是小句的句法結構基石，只有經過限定化和指稱化，它們才具有會話潛勢，才能進入會話語境，才能在語義層表達“情形”和“事物”。其他語法單位，比如性質詞組、數量詞組、介詞短語等，通過修飾“情形”“事物”進入小句與語篇。

　　漢語也有類似的編碼方式，然而，目的與英語相反。英語是為了構建進入語篇語境的合法小句，而漢語是為了構建獨立于語篇、脫離語境的小句，即完句。完句是“不必借助情景語境或上下文就能夠獨立存在的始發句”( 賀陽 1994: 28) 。一個漢語完句主要由兩部分組成: 一是句干，即包括過程與參與者成分的基本結構; 二是完句成分，即“除了句干之外不可或缺的成分”( 金廷恩 1999: 11) 。完句研究主要聚焦哪些成分屬于完句成分。盡管不同學者對此看法不盡一致，但基本上都認為完句成分涉及語氣、時體、情態、數量、程度、指代等范疇。比如:

　　18) 鳥飛。→ 鳥飛了。( 張雪平《漢語成句問題研究述評》) ( 19) 孩子聰明。→ 這孩子真聰明。( 張雪平《漢語成句問題研究述評》) ( 20) 盛碗里魚。→ 盛碗里兩條魚。( 沈家煊《“有界”與“無界”》) 例( 18) 添加了表達時體范疇的“了”，例( 19) 添加了表達指代范疇的“這”和表達程度范疇的 “真”，例( 20) 添加了表達數量范疇的“兩條”。“了”“這”“真”“兩條”都屬于完句成分，添加后小句脫離語境而獨立成句。這與上文提到的英語動詞限定化、名詞指稱化等情況類似。何偉、仲偉( 2017) 在區分限定與非限定范疇時，強調對漢語限定與非限定的界定均限于完句。也就是說，具體言語行為中的漢語小句，不需要像英語那樣使用顯性的限定范疇與指稱手段，其命題解讀依賴語篇語境。

　　漢語小句命題進入語篇語境時不需要限定化與指稱化，就具有人際潛勢，這是因為漢語思維建立在言者體驗式上。語言為人類所創造，不可避免地帶有人的主觀性( Benveniste 1971) 。英語中將小句命題與語境建立聯系的限定范疇，不論構建的是時態意義還是情態意義，都是說話人以自身所處的時空或自身的主觀態度為基點來描述事件。與英語不同，漢語的這種主觀性體現在人作為主體直接融入到小句表達的事件中，賦予小句以語境，給予一種臨場性的體驗。比如:

　　21) 風刮得很緊，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樣在空中飛舞，沒有目的地四處飄落。 ( 巴金《家》) 例( 21) 是巴金小說《家》的開頭第一句。以寫作時間為參照，小句描述的事件發生在過去，在英語中由過去時態體現。然而，漢語中不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是以一種體驗方式將小句事件與“現在”建立聯系，即人進入描述的事件中，進行一種臨場性的體驗。又如莫言的小說《生死疲勞》的第一句“我的故事，從 1950 年 1 月 1 日講起”，表明整個故事發生在過去，語篇以寫作或閱讀的“現在時間”為參照，對所發生的系列事件應表述為過去發生的情形。但漢語以體驗式的臨場描寫，將作者與讀者帶入 1950 年那個“現在”語境中，之后描寫的場景就如電影鏡頭一樣展現在讀者面前，使“讀者始終處于臨場的感覺”( 張濟卿 1998: 25) 。以英語比附漢語，較為相似的是祈使句，如小句 Do it 中沒有主語與限定范疇，而且在不同的語篇中都是同樣的表達形式，但小句卻能建立起與語境的聯系，這是因為小句本身蘊含了一個對話式的語境，蘊涵了一個聽者以及體驗式的“現在”時間參照點。

　　如上所述，英語小句命題進入會話語境的方式，不論是限定化還是指稱化，都有較明確的體現形式。漢語構建了一種臨場性的體驗，小句命題不需要顯性的限定范疇與指稱手段，本身已經融入語境，具有人際潛勢。因此，漢語小句命題的邏輯運行方式與英語不同，各句法成分在形式上的區分不明顯，界限比較模糊。如名詞可以做主語，也可做謂體; 動詞做主語與做謂體時，并沒有限定化或非限定化的區分。

　　五、英漢主述位結構及編碼方式

　　語篇功能關注如何運用語言組織信息，表明信息之間以及信息與語境之間的關系。語言的組篇功能主要由互文方式、主述位結構、信息結構和銜接手段體現( 何偉、郭笑甜 2020: 43) 。本文主要以主述位結構為切入點，兼以其他語篇組構手段，對比英漢語語篇功能的編碼方式。比如:

　　( 22) You probably haven't heard of the SOU before. That's because we fight cruelty undercover. ( Thompson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 23) 營業員手一扳，轉過柜臺，竹殼熱水瓶擺到紹興酒壇旁邊，漏斗插進瓶口，竹制酒吊，陰篤篤，濕淋淋提上來，一股香氣，朝漏斗口一橫，算半斤。( 金宇澄《繁花》) 例( 22) 中，兩個小句的主位分別為 You 與 That，剩余部分為述位。That 作為第二個小句信息的起點，指代前面整個小句的內容，在信息結構中是已知信息，后續為新信息。從銜接角度， That 是一種指稱手段，指代前面整個小句。

　　漢語語篇中常見流水句，流水句一般由多個句式不同的小句組成。如例( 23) 共有十個小句，每個小句都由逗號隔開，除了第一個、第三個和第四個為主謂齊全小句外，其余皆為非主謂結構小句或主謂結構不齊全小句。對于主謂結構完整的小句，可以比較容易地明確其主位，如這幾個小句中，“營業員”“竹殼熱水瓶”“漏斗”分別做小句的主位。而對于主謂結構不完整的小句，主位識別呈現出不同的難易程度。有明確謂體的小句易于確認省略成分，如可認為小句“轉過柜臺”省略了主語“營業員”，小句“陰篤篤”和“濕淋淋提上來”都省略了主語“竹制酒吊”，這些省略了的主語都可視為小句的主位。對于在體現形式上只有名詞詞組的小句則難于確定其主位與述位，如小句“竹制酒吊”“一股香氣”。在分析及物性語義配置結構時，上文指出不能依據英語的形式邏輯簡單地以“省略”一言蔽之，因為省略的形式并非只有一種。這樣一來，這類漢語小句的主述位結構劃分也就有了不確定性。

　　從結構上，漢語中這種主謂不完整小句被稱為零句，零句是根本，具有獨立性( 趙元任 1968，1979: 51) 。同時，趙元任( 1968，1979: 42) 也明確指出，零句常見于對話或伴隨具體行動的場景，即零句獨立性在于強語境性。因此，對于零化較為突出的小句，如“竹制酒吊”“一股香氣”等僅有名詞詞組的小句，對其進行語法分析必須注重上下文或更大的語境。“竹制酒吊”的上文為“竹殼熱水瓶擺到紹興酒壇旁邊，漏斗插進瓶口”，結構上呈現對仗格式，“竹制酒吊”與此并置在一起，從結構平衡上來說，應該屬于同種格式，隱含了“竹制酒吊掛在酒壇中” 這一關系過程語義配置結構，因為對仗本身提供了一個結構上相互識解的語境。如“茶喝”單獨不能說，但在對仗格式“飯吃”“茶喝”“煙抽”中卻能成立( 儲澤祥、王艷 2016: 326) 。“竹制酒吊”的下文為“陰篤篤，濕淋淋提上來”，可以說，這兩個小句的隱性主語為“竹制酒吊”。那么，也正是這種上下文語境，促成了“竹制酒吊”以零化方式獨立存在。從更大的上下文語境可以看出，小句“竹制酒吊”為后續小句提供背景信息，可視為主位，方琰( 2019: 18) 將此類小句視為語境主位，因為它為后續小句建構語境。同時也不應忽視與上文的關系，對于上文而言，小句“竹制酒吊”發展了前面小句中的述位。從信息結構上，對于上文它是新信息，而對于下文又是舊信息。從修辭的角度，它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同樣，對于小句“一股香氣”，我們也可做類似的分析。

　　綜上，英語小句的概念功能與人際功能有較明確的語法化編碼形式，每個小句的句法結構具有完整性，因此主述位結構的劃分也具有明確性。漢語主述位結構劃分的模糊性，主要源于漢語本質上是一種臨境性語言，對主述位的分析需要超越詞匯 語法層，深入到語義層與語境層，具體識別上需要擴展到上下文，甚至更大的語境。

　　六、英漢語本質差異

　　如上所述，從三大元功能角度來看，英語有較高的語法化程度，如概念功能中語義配置結構的完整性與嚴謹性、邏輯關聯詞的突顯性，人際功能中語氣結構的限定化與指稱化，語篇功能中主述位結構的明晰化。漢語的語法化程度較低，如及物性語義配置結構比較松散，有些結構具有模糊性，對應的主述位結構也不具完整性，常常難以劃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漢語小句有時不像英語那樣需要完整的語氣結構。這表明，漢語并非遵循英語一樣的形式邏輯，而是“簡單明了，從不多余，讓聽者自己得到答案”( 沈家煊 2014: 1) 。兩種語言在三大元功能編碼方式上的差異可借鑒人類學家 Hall( 1976) 對世界文化類型的描述而范疇化為“弱語境型語言”( low-context language) 與“強語境型語言”( high-context language) 的對立。在 Hall( 1976: 90) 看來，一個事件可從三個方面來看，即代碼、語境和意義，對一個事件正確的認識( 即對其意義的識解) 需要看文化的類型。Hall( 1976: 91) 認為世界上的文化可區分為弱語境文化和強語境文化。在編碼和解碼事件的意義時，弱語境文化強調“言傳”，主要通過明晰的語言來傳遞信息，語境的作用較小; 強語境文化強調“意會”，使用語言傳達的信息相對較少，語境的作用較強。

　　英漢語的編碼方式表現出對語境依賴程度的不同，這種語言類型上的本質差異應歸于西方與中國哲學基本思維方式上的不同。西方哲學思維注重本體追問，主張主客二分。從泰勒斯提出的水本源說開始，再到亞里士多德提出什么是存在的存在，西方哲學思維形成了一種追問世界本體存在的傾向，而且將這種追問建立在嚴謹的邏輯上。西方的邏輯建立在語言之上，語言這個詞“在希臘語叫 logos，后來發展出了邏輯這個詞，建立起邏輯學科”( 鄧曉芒 2007: 141) ，“主謂結構是西方語言和語法的主干，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石”( 沈家煊 2018: 2) 。英語中主謂結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一語法構造蘊含了西方的邏輯。主語是英語小句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為小句的互動行為承擔責任”( Halliday 1994: 76) ，只能由名詞詞組或名物化成分填充，因為只有物( thing) 才是實在的存在，才能承擔責任。而這個實在源于一個本體，即存在的存在，如 the bird、a bird 和 birds 等都有一個更為抽象的 bird。謂體描述了存在的狀態、運動及關系等，謂體的體現形式是動詞。動詞通常表達的是一種動作行為，動作行為只能在時間中展開，因此英語動詞攜帶了時標記才能進入語境。和名詞一樣，動詞也強調一個更抽象的本體的存在，語境中攜帶不同時態的動詞只是這個本體在具體使用中的反映。同時，英語主謂結構與命題結構緊密關聯，可以說是一種同構關系，主語表達了“是什么”，謂體表達了“怎么樣”。英語語法邏輯上表現出清晰的主謂結構，主語與謂體在形式與功能上的明確區分，反映和構建了西方哲學對本體追問的精神本質，是哲學中本體概念發達的體現。“對西方人來說， to be 還是 not to be，這是個首要問題”( 沈家煊 2020: 4) 。換言之，這種追問由語言構造體現，也是語言構造所造成的。進一步講，西方哲學思維對本體的重視意味著主體和客體的分離，正如潘文國( 1997: 364) 所說，西方哲學注重“保持物我之間的距離，只有隔開了距離，才能對研究對象進行冷靜的剖析”。相應地，在語言編碼中，英語小句對主體、客體功能角色的體現也就比較清晰，對相關動作或狀態的時間指示性表達也就有明確的要求。

　　中國哲學主張天人合一，注重主客一體。天與人不是對立的兩個范疇，而是人為天，天也是人，天與人是一生二的關系。天人合一這種哲學觀使得我們在探尋世界本質過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認知取向。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世界本源解釋最為深刻的是老子提出的“道”，至于“道”是什么，則是“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不可說的。儒家提出的社會倫理體系，也是一種“道”，是“道”的具化，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種“道”，父母與子女的血緣關系是自然，這種自然關系可以衍推到君臣關系等。如果說，這是“道”在社會層面的體現，則可知其本質是自然，“道法自然”。“自然的原則是道家哲學的原點，也是中國文化的原點”( 鄧曉芒 2015: 207) 。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世界的本源就是如此，是不可說，不必說的。也就是說，本源自然存在，不必追問。同時，中國哲學又歷來關注人的主體性，儒、釋、道從根本上都強調人的參與性( 潘文國 1997: 363) 。也就是說，中國哲學主張天人合一、主客一體，把主體看作客體的一部分，但同時也強調人的主導性。這種思維傾向不易形成表達清晰的范疇，對世界經驗的認識及表達比較依賴人的主體性和自覺性。由此，漢語語法構建方式不同于英語。漢語中各語法單位、語法成分之間不像英語那樣有著涇渭分明的界限，漢語的名詞沒有所謂的本源形式，如“鳥”一詞，可以直接入句，沒有必要像英語一樣加上定冠詞等; 漢語的動詞在入句時一般也不需要明確的時體標記; 漢語小句對主體、客體功能角色的體現比較模糊，有時很難區分哪個成分是主體，哪個成分是客體，甚至有時亦主亦客; 漢語中的省略可以是任何成分; 漢語小句的表達可以不符合形式邏輯。這些都是漢語的一種常態，在交流中一般不會引起誤解，這是因為話語雙方在編碼與解碼中都有很強的臨境意識。

　　此處需要說明的是，英語思維上注重本體追問、主客二分，漢語主張天人合一、主客一體，只是指兩種思維中有這樣的傾向性，不是絕對的。英語注重區分主客體，語言有更多的形式范疇。漢語強調主客一體，語言中較少形式邏輯范疇，強調語境參照理解。

　　七、結 語

　　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元功能思想具有理論普適性，任何自然語言都具有三大元功能，然而不同語言的編碼方式確有不同。本文對比了英漢兩種語言的及物性結構、邏輯 語義連結、語氣結構以及主述位結構，發現兩種語言在元功能的編碼方式上存在差異: 英語為弱語境型語言; 漢語為強語境型語言。通過闡釋，本文認為英漢語言類型上的差異源于哲學基本思維方式上的不同: 英語注重本體追問、主客二分，從而語言中的形式范疇多，即重“言傳”，言豐意簡; 漢語主張天人合一、主客一體，從而語言中的形式范疇少，即重“意會”，言簡意豐。總之，“弱語境”與“強語境”、“本體追問”與“天人合一”或“主客二分”與“主客一體”等對立范疇應是英漢之間在語言、哲學思維兩個層面上的本質差異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