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制度下如何才能釋放生育力量

　　在目前全面二孩政策下，社會養老造成了家庭中生育和養老的失衡，國家為解決養老問題，提出了很多相關政策，將養老和生育結合到一起，讓子女回歸家庭養老，或者對丁克或單身家庭征收稅費作為補貼.....我國還出臺了相應的延遲退休政策，釋放生育力量，避免社會老齡化，建立養老院集中供養老人降低養老成本，進一步釋放生育資源，或者年輕人通過節欲達到釋放生育力量的目的。

　　關鍵詞：全面二孩,丁克稅,養老問題

　　隨著人口世代的更迭，中國最大的嬰兒潮世代60后的退休，90后和00后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適齡勞動人口數量開始減少。近年來勞動力成本出現持續上升，老齡化進程開始加速，隨著少子化的繼續演繹，中國的生育水平持續低于更替水平，如果還繼續實行嚴格的一孩半政策，除性別比失衡、政策有沒有作用之外，在不改變養老制度以及退休制度下，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隨之而來老齡化社會中資本紅利的消失，中國經濟很有可能因為過重的養老負擔，制約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制約著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增速持續走低，出現類似日本的情景，跌人人口懸崖。

　　為了國家的安全和民族的興衰，為了為未來儲備人口紅利和人力資源，迎接下一輪經濟增長，幫助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民族復興，全面放開二孩的呼聲越來越高。最近幾年生育政策逐漸從嚴格一孩政策過渡到雙獨二孩政策，再從雙獨二孩政策過渡到單獨二孩政策，直到2015年7月份，全面二孩在政策層面越發成熟。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全面放開二孩的決議，即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這意味著中國的政策總和生育率進入了2.0時代以及中國30多來年獨生子女政策的終結，當然也是國家兌現計劃生育政策僅是一代人的承諾，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基于2013年中國實施的單獨二孩政策以來，符合條件的1100對萬夫婦中，截止到2015年僅有107萬對夫婦申請，出生人口數量并沒有出現跳躍式的上升，單獨遇冷。

　　問題隨即而來，為什么當前即使放松生育管制，還是無法釋放出生育力量，內在的機制是什么?當前全面放開二孩之后，是否也可能面臨無法釋放出政策需求的生育力量的問題?如果確實，這使得國家通過全面二孩來實現的宏觀目標，如增加未來勞動人口，解決未來社會的養老以及承接下一輪的經濟增長等目標無法落實。那是什么原因引致現在生育力量持續走低，使得政策所要求的生育力量可能無法釋放?需要建立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來幫助國家實現生育力量的釋放?這是筆者探討的出發點。

　　文章首先陳述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并針對此原因開出釋放生育力量的政策處方;其次，從社會資源約束方程著手，闡述如果生育力量無法釋放，說明生育資源稀缺，那生育資源從哪里來呢?生育資源需要從老年人口身上和中青年身上獲取，即如何縮減贍養老人費用和自己消費來實現對生育資源的釋放。

　　一、文獻綜述

　　對于生育水平下降的問題，Becker等認為是因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口素質的不斷提升引致人們追求越來越少且素質越來越高的孩子，進而生育水平不斷下降，即孩子數量和質量的替代原理。Murthi從統計的角度，系統的檢驗了社會的不同因素對生育水平下降的影響，如孩子死亡率、城鎮化、女性教育以及社會文化等因子，發現女性教育是生育水平下降的關鍵原因;t51Mishra和smyth從女性教育的角度，闡述了生育水平下降的內在機理。

　　對于生育行為外部性的問題，國內著名人口學家李小平認為，生育孩子具有負外部性，孩子對社會的負擔大于家庭生育的收益，家庭生育的收益又大于家庭的生育成本。如果過多的生育孩子會造成就業困難以及資源環境壓力巨大。據此，生育行為的收益是家庭的(家庭養老，孩子是養老的投資品和收入來源)，但是成本是社會的(如造成社會人力資本水平下降，增添資源和環境的壓力)，所以為了避免或者減少生育行為的外部性，就要控制生育，對多生育的家庭進行征收社會撫養費。Groezen等則陳述了相反的觀點，因為孩子的外部性，特別是撫養孩子在養老上的正外部性，依靠家庭自由生育，可能并不能達到社會所需要的生育水平，所以政府必須采取一定的補貼降低家庭供給孩子的成本，釋放社會生育力量。 Schoonbroodt和Tertilt提出生育水平下降的所有權解釋，即如果父母不對孩子的收入作出要求，養育一個孩子的私人收益將遠小于孩子對社會的收益，孩子收益的社會化，撫養成本的家庭化，生育孩子具有明顯的公共屬性，引致孩子供給低于社會需求，所以家庭會自發的減少生育，家庭生育數量無法達到社會所需的最優生育數量。

　　從養老和社會保障的角度來看，Becker和Barro發現在一個開放的系統內，生育水平取決于市場的長期利率、社會利他程度以及孩子的死亡率，但是與技術進步和社會保障支出成反比;Rosati和Cigno發現，在社會的預算約束下，如果社會保障的開支增多，會引致生育水平的下降，即養老等社會保障的支出與生育水平存在負相關;張川川和陳斌開利用斷點回歸發現，社會養老的開展會降低家庭養老的比例，進而影響家庭的生育選擇;這意味著如果中國未來迎來養老“汛期”，社會養老的開展和社會保障支出急劇增加很可能引致中國的生育水平急劇下降。

　　生育水平的下降，有數量和質量的替代，有婦女受教育水平和勞動力參與率提高的視角;但是從外部性和養老的角度進行探討的較少，雖然有中國學者論述生育的外部性，但多數從孩子的負外部性去論述控制生育，忽略了在經濟轉變的過程，社會養老、儲蓄養老以及孩子不養老的社會化。人民生育的行為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即隨著收入在代際之間的流動，生育孩子也從私人品(利己的生兒防老，收入從孩子流向父母)，變成公共品(利他，收入從父母流向孩子)，孩子也從具有負外部性變成了具有正外部性，生育水平也從高變成了低;雖有外國學者和中國學者從社會保障和養老的角度陳述中國的生育狀況，但是缺乏從體制建設方面，系統地論述未來的養老和社會保障制度如何建設才能達到社會生育水平釋放的目的。同時基于預算約束，撫養孩子的資源可以來自贍養老人支出、成年勞動人口的消費以及儲蓄，因為降低儲蓄會降低產出。所以本文從孩子的公共品屬性、養老以及成年勞動人口消費的角度，探討未來在生育水平持續走低下的情況下，應該如何進行社會體制建設，實現政策所要求的生育水平。

　　二、從當前孩子的公共品屬性看

　　如何釋放生育力量

　　在當今社會存在兩種物品，一種是私人品，一種是公共品。私人品產權清晰，誰創造，誰受益，私人支付成本，私人獲得人收益，不存在外部性，一般市場活動可以正常供應，不存在市場短缺等問題。另一種物品，是公共品，產權相對不清晰，存在嚴重的外部性，溢出效應較為明顯，大家不愿意供給，搭便車現象經常發生，最終公共品私人供給引發公共品供給較少，社會需求極大，引發公共品悲劇的發生，如環境和自然資源危機等問題。當今的生育以及孩子屬于后者。在傳統社會下，社會以家庭為單位，養老大多靠子女，生育孩子是對養老的一種投資，生育孩子直接和養老收益掛鉤，所以大家為了老年生活幸福，就多生孩子，產生了多子多福的社會文化以及道德體制，此時孩子是一種產權明確的私人品。

　　隨著社會養老的開展，生育不再直接和養老收益掛鉤，社會養老掩蓋了生育和養老之間的天然聯系。實際社會養老依然依賴生育，社會養老和社會生育掛鉤，此時養老的社會化，必然把生育推向社會，使得生育社會化，而生育的社會化使得生育成為一個公共供給品;但是國家還沒有能夠在培養皿中培養孩子，孩子的社會化供給還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引致孩子撫養成本由家庭承擔，收益卻屬于社會。最終很多家庭選擇不生育或者少生育，采取在養老上搭社會生育便車的行為，引致社會生育水平逐漸下降，社會越來越沒有“接盤俠”，勞動人口數量持續減少，勞動價格飆升，社會養老將越來越無法延續，表現為資產和貨幣的貶值，財政負擔逐年增大。

　　(一)對年輕時的單身、丁克及低于社會生育水平家庭征收社會贍養費

　　為什么必須對單身、丁克家庭或者少于社會平均生育水平的家庭征收老年時候的社會贍養費，或者他們應該多上繳消費稅、所得稅、財產稅以及保險費?一般人們在談基本權利的時候，相反忽視社會的基本義務。生育孩子是每個家庭的基本權利，同時也是基本義務。為國家和民族的延續，每個家庭都有義務去生育子女，這是國家賦予每個民眾的基本義務，這是每個公民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未來物質和服務的再生產過程，未來的財富創造過程，未來的資產以及財富保值過程，未來老年人口的養老產品和服務供給和提高，未來政策和企業的債務償還過程，必須有一定的人口再生產加以保障，這是每個家庭作為社會家庭必須承擔的國家義務。

　　基于生育孩子是每個家庭的義務，每個家庭在年輕時必須生育孩子，年老時才有資格享受社會孩子創造的物質和產品。單身主義及丁克家庭，拒絕這樣的模式，崇尚活出自我，是一種極度個人主義的生活模式，漠視社會擔當和生育的基本義務。而且在其年老時候，養老的儲蓄、財富以及繳納的社會保險費能否保值，能否兌換成養老的商品和服務，以及是否能夠依賴社會孩子和社會孩子多少都是未知數。單身及丁克家庭年輕時未生育子女，年老時卻要獲得社會子女帶來的社會收益，對單身和丁克以及低于社會平均生育水平的家庭，在消費稅、財產稅、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費以及社會養老費上繳納的更多，或對其征收社會贍養費可做為一個選項。當然計劃生育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時代意義，過去向多生的家庭征收社會撫養費，現在要向少生孩子的家庭征收社會贍養費，以前費用是撫養小孩，現在費用是贍養老人，這些是源于孩子屬性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

　　(二)回歸家庭養老與補貼多孩子家庭，釋放生育力量

　　如何避免生育的家庭承擔成本，社會獲益的公共品悲劇呢?其一，要么把孩子改造成私人品，即私人供給，私人收益：此時須把當前個人儲蓄養老、保險養老以及社會養老回歸家庭的子女養老，社會回歸家庭，生育孩子直接和養老收益掛鉤，此時的社會養老僅停留在社會兜底和特殊的群體上。其二，由于現代文明和文化的多元，引致選擇的自由：養老的社會化要求生育子女也必須社會化，孩子是公共品。但是我們科技還沒有達到培養皿供給社會孩子的可能性，孩子生育還必須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而既然孩子是公共品，免不了溢出和搭便車現象的發生，那國家就必須對生育孩子和多生育的家庭給予一定的補貼，增加家庭孩子的供給。

　　國家需要對生育進行再計劃，以更替水平為準，每個家庭必須承擔兩個生育指標，當然可以選擇不生育，這是你的自由，但是必須承擔兩個社會孩子的撫養費用，這是你的義務。這些上繳的撫養費用于那些多生育孩子的家庭，那些主觀上不生育孩子的家庭，或者低于社會平均生育水平的家庭，必須相應的繳納一些社會養老費，而這些社會養老費用于多生育孩子家庭的補貼。此時才能真能改變生育孩子的社會收益，改變私人承擔公共品成本的狀況，進而通過對生育補貼，提高了社會生育水平。

　　在對單身、丁克以及低于社會生育水平征收社會撫養費用的同時，需要考慮那些客觀上娶不到老婆的漢子和嫁不去的女人，同時考慮到疾病等原因，無法生育或者少生育的家庭，可以免除他們的單身稅，甚至進行救濟。當然對那些活出自我，缺乏社會擔當，有過高的儲蓄和收入卻不去生育的家庭，應該在消費稅、財產稅、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費以及社會養老費上收取得更多，并且把這些費轉化為生育資源，用于獎勵多生育的家庭。總之，通過回歸家庭子女養老或者對單身、丁克以及低于政策生育水平的家庭征社會撫養費，對多生育家庭進行社會撫養費補貼，協助家庭進行人口再生產，供給社會孩子，中國可能能在2015之后盡快進入生育2.0時代，并再次借助出生高峰，實現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

　　三、降低養老支出，釋放生育力量

　　2015年左右，伴隨著95后和00后出生低谷世代進入勞動力市場，勞動力旱季來臨;中國最大規模嬰兒潮世代的60后逐步退出勞動力市場，迎來養老汛期，加上人均壽命的延長，使得中國的適齡勞動人口數量越來越少且越來越老，需要勞動人口提供產品和服務供養的老年人口數量越來越多。在60后逐步退休的2015-2030年間，由于適齡勞動人口數量的減少，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以及社會保障體制的健全，養老和醫療保障覆蓋面的擴大，短期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養老負擔的加大，非投資性支出將逐年加大，引致儲蓄減少，進而資本紅利將逐漸消失。

　　短期產業結構和技術進步又不可能實現，人力資本提高也需要時間，故短期中國經濟的資本和勞動雙引擎減弱，引致經濟增速出現劇烈下降的趨勢，進而使得中國財政收人增速放緩;而由于養老等社會保障支出速度逐漸越來越大，進而超過財政收入的增加速度，未來15年之內財政負擔將越來越大。所以未來伴隨著經濟增速和財政增速的放緩，以及社會保障支出的急劇增加，根據社會保障支出增加會對生育資源造成擠占，生育水平很可能面臨下降的趨勢。

　　總之，只要贍養老人所花費的時間和物質開支過大，就會造成養老對生育水平的擠占。所以伴隨老齡化時代養老潮的到來，就會造成對生育水平的擠占。如果養老潮來臨的速度過于猛烈，就會加劇對生育水平的擠占。此時要么推遲養老潮的到來，要么減緩養老潮到來的速度。推遲養老或者減輕每段時間的養老支出，就是本文所陳述的延遲退休方案，為避免養老對生育的擠占，為中國生育再爭取戰略機遇期;或者即不推遲養老潮，也不減緩養老潮到來的速度，而是設計合適的制度，在提供同樣的養老產品和服務下，使得養老支出盡量小，這就是本文所說的普及養老院，把養老從散養變成規模化養，降低養老成本，減輕養老對生育水平的擠占。最終不管是推遲養老，還是降低養老成本，老齡化社會里老年人口過多，適齡勞動人口越來越少且越來越老都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從長期來看，養老的根本解決之路還是需要回歸家庭或者社會子女養老。

　　(一)延遲退休和推遲養老方案為中國爭取了人口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在老齡化的社會里，由于勞動人口數量持續下降，老年人口占比越來越高，持續下降的生育水平引致越來越少和越來越老的勞動人口養越來越多的老人，最終國家以及其他形式的養老都會呈現不可持續性。靠子女養老，未來90后00后多為獨生子女，4-2-1家庭結構更加明顯，2個子女養育4個老人。而隨著勞動成本的上漲，養老的機會成本將越來越高，家庭子女養老會面臨嚴峻的考驗;通過國家借貸養老，如今希臘嚴重的政府債務危機，就是典型的不能持續的例子;用養老金在世界投資，吸取發展中國家人口和資本紅利，提高養老金收益，因為未來世界普遍進入老齡化，其他國家同樣面臨老齡化問題;通過商業養老保險，保險收益建立在很少人需要養老基礎之上，在老齡化社會里，大多數人需要養老，基于小概率的保險未必真的保險，那保險公司可以進行投資獲得收益，老齡化下資產價格有下降的趨勢性，國家都不能投資獲益，何況保險公司呢?實際無論是商業養老保險，還是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都是建立家庭養老基礎上，社會養老是家庭養老的社會化。

　　所以未來10-15年之內，在當前的社會模式下，無論是依靠家庭子女養老，還是靠社會養老，養老支出過大且逐年增加變得不可以避免。同時，牽動經濟的人口和資本紅利雙引擎的減弱，經濟增速下滑和財政收入增速變緩也不可避免;雖然通過產業結構升級解決2015-2030年間養老負擔過大和財政收入增速變緩，某種程度會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產業結構升級會受到勞動力趨于變老而變得緩慢，不足以抵消養老支出過大且急劇增加，所以養老支出問題急劇增加且過大，變得不可避免，對生育水平的擠占也變得不可以避免。根據養老對生育的擠占，生育水平在60后退休的10-15年內將急劇下降。所以此時推遲60后退休的時間，也就是推遲其養老，領取養老金的時間，可以減少在2015-2030年間養老負擔過大對生育水平的擠占，可以為中國生育水平提高再爭取10-20年的戰略機遇期。

　　通過延遲退休和推遲養老的方案，或者逐步延遲退休方案，可以防止養老潮的過早或者過猛地到來。特別是在2015-2030年間，由于中國的80后還處在育齡年齡段內(2030年之前80后還處在49歲之前，一旦80后過了育齡年齡段，即使生育水平重新達到2.0，由于90后和00后是中國的出生低谷世代，人口基數比較小，所以整體生育的數量也不會高);如果不采取延遲退休和推遲養老的方案，或者退一步，不采取逐步延遲退休和逐步推遲養老的措施，由于過重的養老負擔對生育水平的擠占，此時段將對中國的人口再生產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延遲退休和推遲養老方案將使得處在育齡年齡段內80后在2015-2030年間，在家庭和社會養老花費的時間和費用不會過大，對生育水平擠占較小，這時國家甚至還可以拿出來一部分錢用于鼓勵生育，補貼生育，進而為中國人口再生產和中國生育水平的釋放再爭取了10-15年的戰略機遇期。

　　(二)普及養老院降低養老支出，進一步釋放生育力量

　　中國的60后是中國經濟騰飛的關鍵一代。他們吃得起苦，下得起力，為后代操勞一生，買房娶妻，50歲之后又幫子女帶孩。他們的到來，讓中國迎來人口紅利期，高速發展了30年;他們的退休和離去，使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中國的延遲退休是中國的60后再次為中國的改革作出的犧牲。國家應該為他們的老年生活提供足夠的保障，滿足他們的各項需求，如想說話的時候，有人陪他說話;不能自理的時候，有人給予照料;想念孩子的時候，孩子在自己身邊;想吃某些東西的時候，有合胃口的飯菜;自己生病的時候，可以及時獲得治療和照料;想娛樂的時候，有一個娛樂的場所，等等。接著問題就出來了，我們在保障老年人產品和服務需求的時候，甚至提高養老的產品和服務時候，如何降低養老金支出，達到釋放生育力量呢?

　　建立養老院，讓老年人集中養老，招聘專業的養老服務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規模化經營，標準化生產養老產品，專業化服務，同時發揮老年人之間互助。考慮到養老院的建設成本，由于生育水平下降引致未來學校減少，學校和養老院在基礎設施上面的相似性，可以把傳統的學校改造成養老院，節省成本。關于養老院模式的選擇，在城市可以開展“政府補貼+單位集資+家庭積累”模式，實現新形勢下的單位養老;在廣大農村，可以考慮“政府補貼、集體集資以及土地承辦商注入資”模式，農民提供土地，土地承包制開發產業，以土地養產業，以產業養老年人;也可以考慮商業資本介入養老院的模式，滿足多樣化需求，等等，實現社會主義國家老有所養，而不是國家發現養老包袱過重的時候，短期直接又把養老重任拋回給家庭。

　　養老院的開辦能大大提高社會養老的生產率水平，進而降低社會養老成本和公共財政支出，使得家庭和社會從養老中解放出來，參與社會勞動，獲得工資性收入;同時也節省了大量的贍養老人的時間和物質，用于多生育子女，增加社會孩子供給。

　　四、削減年輕人支出，釋放生育力量

　　在一個微觀家庭中，如何多生育孩子，在宏觀上不對當期產出造成不利的影響，也不減少下一期的產出呢?首先多生的孩子的撫養支出，即多生孩子的消費，不能擠占家庭的儲蓄，不能擠占家庭對其他孩子的投資，只能擠占父母的消費，即父母采取節欲的消費方式，把過度消費的錢用于撫養孩子的物質支出，推動孩子需求產業的發展，減少父母消費產業的發展，同比例替代，這樣不會影響當代產出;同時要求多生孩子又不占用當期的勞動時間，會使父母必須減少自己的業余時間，把這些業余時間用于培養孩子，這樣才能不影響家庭的勞動參與率，不影響當期勞動的供給;同時減少享受性生活，增加有生育性生活。這樣使得多生孩子不對勞動參與和儲蓄造成負面影響，不對當前產出造成負面影響;同時多生育孩子也可使未來勞動人口多且素質較高，進而儲蓄也較高。

　　中國過去在人口紅利期，由于過剩的生產能力和過剩的勞動人口，使得大量產品用于出口，供養外國人消費和家庭撫養，引致貿易順差和外匯占比過高。如果把這些過剩的儲蓄，用于撫養國內的孩子，鼓勵居民生育，投資教育，投資孩子消費，擴大人口再生產，就能使中國未來人口數量增多，人口素質提高，真正成為一個人力資源大國和強國。

　　總之，在未來，釋放生育力量必須保證年輕人多生孩子，不發生孩子的數量和質量的替代，不發生多生孩子引致的儲蓄和孩子數量的替代，不發生多生孩子對研發投入的替代，多生孩子不對成年勞動力的勞動參與率產生替代，進而不影響當期產出，不影響技術進步，不影響老年人生活水平，不影響未來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年輕人必須改變當前的生活方式，為中國的人口再生產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即努力塑造一種“只有節欲，才能生育”的文化。

　　五、結束語

　　十八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決定了實施全面放開二孩的政策，這是國家審時度勢，綜合權衡利弊，做出的偉大決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由于當前特殊的環境，即使放開二孩，也可能面臨依然無法釋放出生育力量的問題，影響國家生育目標的實現。據此，筆者探討在生育2.0時代，如何制定一些合適的制度，塑造一些合適的文化，達到釋放生育力量的目的，真正使得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政策2.0時代進入現實的生育2.0時代。

　　基于當前生育孩子的公共品屬性，要避免孩子供給的悲劇：家庭孩子供給小于社會需求。明確生育是法定的權利，也是法定的義務。在制度設計上把生育和養老收益直接掛鉤，如回歸家庭子女養老，但是這依然避免不了通過儲蓄。選擇不生育和少生育，在養老上搭便車現象的發生，此時對年輕時候單身、丁克以及低于社會生育水平的家庭征收社會贍養費將是一個可行的選擇。而把這些征收的社會贍養費用于補貼多生育子女家庭的子女撫養，實現生育的補償，達到釋放生育力量的目的。

　　基于養老和社會保障支出對生育資源的擠占，2015-2030年間，面對未來中國最大規模世代60后的退休，進而引發社會養老潮到來，養老對生育資源的擠占，本文提出推遲退休，進而推遲養老，特別在中國的80后嬰兒潮還沒有渡過育齡年齡時，為中國再爭取10-15年人口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延遲退休只是推遲養老和養老金支出，本文進一步提出在不降低養老產品和服務的情況下，通過開辦養老院，改變傳統老年人的散養模式，集中供養老人，規模化經營，專業化服務，最大化的減少養老金開支，進而減少養老對生育的擠占。

　　基于個人過度消費對生育資源的擠占，在新的時代下，為了中國的人口再生產，為了老年人的生活不那么凄涼，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保證多生孩子不發生孩子的數量和質量的替代，不發生多生孩子對儲蓄的替代，多生孩子不影響勞動參與率，不影響老年人支出，不影響研發投入，等等，成年人應該減少不必要的娛樂時間，減少不必要的物質開銷，減少一些享受性的生活，采用“節欲”的生活方式，即努力塑造一種“只有節欲，才能生育”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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