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9月10日,經國務院批準,國家外匯管理局決定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投資額度限制,標志著中國資本市場高水平開放進入一個全新時代,跨境資本流動波動更加劇烈。在此背景下,討論我國跨境資本異常流動,分析和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我國央行、外匯管理局監測和預警,保證宏觀經濟平穩運行和促進金融體系健康發展。文章用熱錢流入規模和資本外逃規模代表跨境資本異動的指標,分析影響因素,反映變化趨勢。研究發現,資本外逃規模受到國內外利差和證券資產價格的顯著影響,熱錢流入受國內外利差、外貿依存度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正向影響,受人民幣匯率預期的反向影響。
中國市場發表時間:2021-03-08《中國市場》定位:投資者、創業者、企業家的讀物,連接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窗口。《中國市場》賣點:重大經濟問題研究;重大市場現象報道;市場分析、預測、展望國內外商務信息;創業資訊;品牌展示。《中國市場》目標1、國內一流的市場經濟刊物、2、國際上有影響的品牌刊物、3、具有發展實力的特色刊物。獲獎情況:2010年度中文期刊網絡傳播海內外排行TOP100期刊;龍源2012TOP100國內閱讀第68名;2013數字閱讀影響力期刊TOP100獲企事業單位閱讀第15名;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經濟學學科期刊轉載指數排名25位;全國中文核心期刊。
[關鍵詞]跨境資本;向量自回歸模型;誤差修正模型
1引言
在我國逐步開放資本市場的背景下,跨境資本的流動更加頻繁,波動加大。跨境資本的異動在宏觀層面將沖擊人民幣幣值穩定,加劇國際收支失衡,滋生外匯非法交易;在微觀層面會影響企業對經濟預期的不確定性,降低投資積極性,并影響消費決策。因此,研究跨境資金異動的影響因素,防范跨境資金異動風險,保證資本流動合規有序,刻不容緩。
2研究指標選取
文章借鑒辛佳臨(2011)的寬口徑估算方法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手冊(第六版)(2009),將熱錢流入額(HM)定義為經常項目下投資收益貸方余額、資本和金融項目下證券投資貸借差額、資本和金融項目下其他投資貸借差額、凈誤差與遺漏貸借差額的總和。
采用世界銀行(1985)的寬口徑殘差法來測算資本外逃額(CF),即外債余額變化量、凈直接投資、經常項目余額的加總,再剔除外匯儲備的變化量。
基于辛佳臨(2011)的研究,文章所選取的影響我國跨境資本異常流動的因素如下。
2.1國內外利差(R)
國際資本短期流動主要受國際間利率(Rate)差異的影響。利率是資本的收益,投機者為賺取投機利潤,利用國內外利率差異實現資本在國際間的轉移。當境內利率高于境外利率時,投資者將外幣兌換成人民幣流入中國,以獲得更高的利息收入,或套取利差,形成短期資本流入;當境內利率低于境外利率時,投資者又會將人民幣兌換為外幣帶到國外,形成短期資本流出。國際資本短期流動期限一般在1年內,因此文章將國內外利差R定義為:一年期人民幣存款利率和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的差。
2.2人民幣匯率預期(ERE)
文章用人民幣即期匯率與遠期匯率的差額來表示人民幣匯率預期(ExpectedRMBExchangeRate,ERE)。香港市場一年期人民幣兌美元無本金交割遠期匯率(non-deliverableforward,NDF)來表示人民幣的遠期匯率。根據直接標價法,以一定單位的外國貨幣為標準,折合若干單位的本國貨幣。如ERE數值為正,表示人民幣遠期匯率出現遠期貼水,意味著市場上存在人民幣貶值預期;如ERE數值為負,則表示遠期匯率升水,說明市場上存在人民幣升值預期。
2.3外貿依存度(DDFT)
外貿依存度(DegreeofDependenceUponForeignTrade,DDFT)是一國的經濟依賴于對外貿易的程度。其定量表現是一國進、出口貿易總額與其國內生產總值之比。文章采用歷年經常項目下的貨物服務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來衡量外貿依存度。
2.4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GDPGR)
國內生產總值GDP被公認為是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GrossDomesticProductGrowthRate,GDPGR)可以描述一國經濟的發展速度。GDP增長率的高低將影響跨境資本短期流動。GDP的高增長率會吸引國際資本流入,而GDP低增長或負增長會導致國際資本的流出。
2.5國內通貨膨脹率(π)
通貨膨脹率代表了一國物價水平的上升幅度,高通脹率會導致生產要素價格和生產成本的上升,本幣貶值,引發匯率波動、企業資金需求上升、居民實際財富縮水,從而影響經濟發展和投資環境的穩定。通貨膨脹率上升,會減少一國的資本流入、增加資本流出。實際上,一般不直接也不可能計算通貨膨脹,而是通過價格指數(CPI)的增長率來間接表示。
2.6證券資產價格(SIMR)
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證券資產價格對資產組合調整和跨境資本短期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證券資產價格的變動主要由股價波動來影響短期投資者進出市場獲利。文章采用上證綜指月度同比收益率(ShanghaiCompositeIndexMonthlyYear-on-YearRateofReturn,SIMR)指標,此指標往往能比股票指數更好地反映收益率與短期資本流動的關系。計算公式為:SIMR=SIt-SIt-12。其中,SIt表示上證綜指在第t月的收盤指數,SIt-12表示上證綜指在第t-12月的收盤指數。當SIMR為正時,短期資本流入;SIMR為負時,短期資本流出。
以上數據選取1999—2019年的季度數據。各指標數據來源如下:熱錢流入額和資本外逃額的所有因素的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歷年國際收支平衡表;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一年期人民幣存款利率的數據、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國內通貨膨脹率數據來源于美聯儲圣路易斯銀行Fred經濟數據庫,人民幣NDF的數據來源于彭博數據庫,貿易進出口數據來源于歷年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經常項目,上證綜指月度同比收益率的數據來源于雅虎金融。
3數據建模分析與結果
Y代表熱錢流入規模或資本外逃規模,t代表時間,a0、a1、a2、a3、a4、a5、a6為估計參數,μt為隨機誤差項,建立如下模型:
Yt=a0+a1R+a2ERE+a3DDFT+a4GDPGR+a5π+a6SIMR+μt
為避免出現虛假回歸,先檢測各時間序列的穩定性,對所用的時間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文章選取的熱錢流入(HM)和人民幣匯率預期(ERE)時間序列為平穩序列,而資本外逃額(CF)、國內外利率差異(R)、外貿依存度(DDFT)、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GDPGR)、國內通貨膨脹率(π)、證券資產價格(SIMR)經過一階差分后變為一階單整時間序列。對于多個一階單整時間序列,可能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協整關系。對上述非平穩時間序列用Johansen協整檢驗進行多重協整檢驗,來估計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協整檢驗結果顯示,資本外逃額CF與外貿依存度DDFT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即資本外逃額CF與外貿依存度DDFT之間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而資本外逃額CF與其他非平穩序列之間均存在協整關系,即資本外逃額CF分別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GDPGR、國內通貨膨脹率π、證券資產價格SIMR、國內外利率差異R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因此,對上述平穩序列進一步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來估計各變量之間的關系;對存在協整關系的各序列則運用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ECM)。
文章對我國熱錢流入采用的一階向量自回歸模型(VAR(1))表達形式如下:
其中,xt=(HMt,EREt,ΔDDFTt,ΔGDPGRt,Δπt,ΔRt,ΔSIMRt)T,C1為7×1常數向量,Φ1為7×7系數矩陣,ut為隨機擾動項。
對我國熱錢流入的影響因素作VAR分析,以HM為應變量的估計結果見表3。
表3顯示,方程判定系數R2和修正R2分別為0.55和0.5,表明擬合優度較好。國內外利差、人民幣匯率預期、外貿依存度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參數符號符合理論預期。國內外利差、外貿依存度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系數為正,說明我國熱錢流入規模隨著中美利差的擴大、外貿開放和中國經濟增長而逐漸增大。人民幣匯率預期系數為負,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預期對熱錢流入起到反向作用。通貨膨脹率和證券資產價格的參數在統計上不顯著,表明通貨膨脹率和證券資產價格對熱錢流入無明顯影響。
文章對資本外逃采用誤差修正模型(ECM)表達形式如下:
Δyt=C2+Πyt-1+Φ*1Δyt-1+t其中Δyt=(ΔCFt,ΔGDPGRt,Δπt,Δt,ΔSIMRt)T,C2為5×1常數向量,Π和Φ1分別為5×5系數矩陣,t為隨機擾動項。
對我國資本外逃的影響因素作ECM分析,以ΔCF為因變量的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4顯示,誤差修正項的調整系數為-0.02,反映了在受到外部沖擊后,資本外逃規模由短期波動向長期均衡調整的力度約為2%,調整速度較慢。國內外利差、證券資產價格的參數符號符合理論預期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國內外利差、證券資產價格對資本外逃起到反向作用。通貨膨脹率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系數不顯著,表明這兩項因素并不顯著影響投機行為,對資本外逃額的影響不明顯。
4結論與建議
文章使用1999—2019年的數據,對我國熱錢流入規模及資本外逃規模的影響因素分別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和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國內外利差、外貿依存度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正向影響熱錢流入額,人民幣匯率預期反向影響熱錢流入額;通貨膨脹率和證券資產價格對熱錢流入的影響不顯著。顯著影響資本外逃的因素有國內外利差和證券資產價格,通貨膨脹率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對資本外逃規模的影響不顯著。
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資本流動局勢,我國亟須建立系統性的資本跨境流動的監測體系和早期預警指標功能,提高數據分析水平,并設立多部門信息共享,將監管措施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工具組合使用,以防范風險傳導擴散,維護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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