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抉擇

　　[摘 要]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后推進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是關系中國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任務。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須以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作為政治保障，立足新發展階段的歷史背景，以貫徹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原則，以國內大循環建設為主體，構筑強大穩固的經濟基本盤，既重視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又高度關切以國內大循環維護國際循環的健康運行，由此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良好格局。

　　吳志遠， 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 發表時間：2021-06-15

　　[關鍵詞]新發展階段; 新發展理念; 新發展格局

　　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重要歷史時期，黨中央提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部署，并要求各級領導干部不斷提高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戰略眼光和專業水平。構建新發展格局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明確的指導原則，構建新發展格局須明晰戰略支點即“主體工程”及步驟，同時，還需要堅強的政治保障以確保有效實施。

　　一、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歷史背景與指導原則

　　( 一) 進入新發展階段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歷史背景

　　習近平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 “正確認識黨和人民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是我們黨明確階段性中心任務、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也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經驗。”[1]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這一戰略性歷史任務自然有其歷史背景與前提，“我國新發展格局不是由哪個人的主觀愿望決定的，而是由客觀經濟運行的實際決定的”[2]，須緊扣這一重大歷史判斷，并深刻準確把握其特點和要求。

　　進入新發展階段明確了中國發展的歷史方位。關于“新發展階段”，黨中央提出了多個具有內在關聯且高度一致的重要表述: 其一，新發展階段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其二，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其三，新發展階段就是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階段。其四，新發展階段是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個歷史宏愿的未來 30 年。其五，新發展階段是經過幾十年積累、站到了新的起點上的一個階段。其六，新發展階段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其七，新發展階段是指中國高質量發展階段。其八，新發展階段是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

　　一方面，以上多重表述有著明顯的共同點與內在關聯，其共同點就是中國發展已邁入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從此有了新的階段性中心任務和具體發展目標，需要尋找新的發展動力、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并制定新的路線方針政策，“必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3]。黨的十九大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了分兩個階段推進的戰略安排，即到 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十四五”時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的一項指導思想提出來。接著，習近平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講話時指出: “構建新發展格局明確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1]可見，無論是路徑選擇還是指導思想，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都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開好局、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乃至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所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具體而言，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與社會主義現代化之間的“接口”則是“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直接目標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而現代化經濟體系又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內容、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使上述諸多表述發生內在關聯的主線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盡管有的側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階段與進程，有的側重于其發展內外環境，有的側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但都是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現實特征而進行的多樣化概括。進一步看，盡管新發展階段的根本特征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定了的，但新發展階段的其他方面，如發展模式、步驟、重點、具體政策安排等同時還會受到諸如國際環境或其他國內外重大突發事件的影響，“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影響著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目標與具體路徑選擇。

　　黨中央適時作出“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戰略判斷既是新時代發展實踐的需要，這一重大判斷為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方位下明確發展方向和階段 性 中 心 任 務、把握發展大局提供了根本依據。

　　( 二) 貫徹新發展理念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指導原則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正式提出新發展理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新發展理念，習近平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時進一步指出: “貫徹新發展理念明確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指導原則”[1]?；趪鴥葒H兩個大局，中央已明確將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中國現代化的路徑選擇，于是，貫徹新發展理念與構建新發展格局之間就建立起來必然的邏輯關系，也就是理念與行動的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成功駕馭了中國發展大局，在實踐中形成了許多重大理論和理念，特別是提出了構成習近平經濟思想主要內容的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形成、發展于改革開放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偉大歷程，已被“十三五”時期所應用并已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還將繼續應用于“十四五”時期乃至整個新發展階段，并成為新發展階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指導原則，是新時代中國的重大政治、理論與實踐原則。

　　其實，新發展理念具有極大的包容空間，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眾多領域的理論與實踐。僅從經濟理論與實踐角度看，新發展理念也蘊含了豐富的經濟循環思想和指導原則。首先，新發展理念中各具體理念之間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是一個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整體; 其次，新發展理念中各具體理念均涉及生產、分配、交換及消費等經濟循環全過程; 再次，新發展理念中各具體理念還有所側重，它們共同反映和影響經濟循環全過程; 最后，新發展理念積極倡導開放，強調推進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的高水平開放，由此培育并維護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有序互動的局面。當前，為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要堅定理論自信。新發展理念是對中國長期發展實踐的總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要將其運用于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宏偉實踐之中，并在這個實踐過程中進一步深化新發展理念，沒有理論自信，也就是沒有對已有理論的自信和對理論發展前景的信心，新發展理念就始終難以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工作的指導原則。為此，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講話時指出: “領導工作要有專業思維、專業素養、專業方法。把握新發展理念，不僅是政治性要求，而且是知識性、專業性要求，因為新發展理念包含大量充滿時代氣息的新知識、新經驗、新信息、新要求。”[4]

　　二是要提升站位。對此，習近平同志提出要從根本宗旨、問題導向及憂患意識等三個方面綜合把握新發展理念。其中，根本宗旨強調要從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上認識新發展理念; 問題導向強調從舉措的精準化上認識新發展理念; 而憂患意識則強調從底線思維上認識新發展理念。

　　三是要統籌協調。就是要用好辯證法，對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進行科學設計和施工，具體要做到三點，即要做到全黨全國( 中央層面與部門層面、省級層面與省以下各級層面) 統一思想、協調行動; 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礎上，把新發展理念貫徹到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 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要協同發力、形成合力。

　　四是要把握要領。具體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其一，更加注重共同富裕問題; 其二，把握好新發展理念與全面深化改革兩者間的辯證關系; 其三，堅持系統觀念，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其四，新發展理念融合了工作要求和政治要求兩大約束。

　　五是要守住底線。“穩中求進”是中國經濟工作方法論，“穩”是前提，更是大局，“穩”不僅限于國內大局，且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器”“壓艙石”。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都在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要全面分析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重大風險，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在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中及時化解矛盾風險。

　　二、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主體工程”與根本取向

　　( 一) 國內大循環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主體工程”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新發展階段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新方略。其中，經濟全球化退潮、國際經濟秩序亟待重構、中美兩國經貿摩擦加劇、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是形成這一新方略的外部環境; 長期高速增長積累了巨大物質財富、人力資源、超大規模市場，但面臨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壓力等成為確立這一新方略的內部條件; 加快建設國內大循環“主體工程”則是這一新方略的實施重點。新發展階段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決定了實施重點的選擇。只有建好國內大循環這個“主體工程”，用國內循環激活、激勵、帶動國際循環，才能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局面，新發展格局“這步棋”才能走好?？捎?ldquo;兩個階段論”來動態描述新發展格局: 在第一個階段，國內循環是“自變量”，國際循環是因變量; 在第二個階段，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則互為因果關系，即“以全球化的視野配置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推動國內產業經濟循環和區域經濟循環的全球化展開，更為積極、更為主動地參與到構建‘全球化生產方式’的國際行動中去”[5]，從而實現更高水平的開放發展。

　　進一步看，國內大循環這個“主體工程”是由多個“子工程”，諸如現代產業體系、創新體系、國內市場體系、城市群體系、城鄉與區域體系、綠色經濟體系、現代物流體系、市場化制度體系等方面共同構成的，由此“建立一個有張力、有彈性、開放包容、自主可控的循環體系”[6]，其中，現代產業體系、創新體系、國內市場體系至關重要，是構成國內大循環眾多“子工程”中的基本內容。

　　1. 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

　　現代產業體系是構建國內大循環的起點，是社會再生產中擁有決定性地位的“生產”環節，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核心內容。對此，須著重把握一個原則、處理好兩類關系。所謂“一個原則”就是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處理好兩類關系”則是指推動金融、房地產同實體經濟均衡發展，以及促進農業、制造業、服務業、能源資源等產業門類關系協調。

　　金融居于十分重要的基礎性地位。“基礎作用”的核心要義就在于金融杠桿可支撐，進而可塑造國內大循環，對構建國內大循環的全過程、各環節及各領域均可產生廣泛、持續、深刻的影響，而金融安全與穩定則是其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當然前提。從近年來中國金融運行情況看，有兩個特點尤為值得關注，一是波動性較為明顯，二是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依然偏大。為此，要加大金融治理，不斷推進中國金融治理現代化，實現金融穩健運行。為此，一是要在加強黨對金融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強化宏觀審慎監管、微觀功能監管、金融機構內部治理并適時合理引入市場化、社會化金融治理機制，以加大管控金融順周期風險力度，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值得強調的是，金融治理與監管并非單純地規避金融風險，其根本目的是促使金融回歸本源，服從和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將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要強化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的認識。二是要加大資本市場建設力度，盡快改變由間接融資為主導的長期單一化局面，由此拓展金融創新發展新空間。商業銀行有著非常特殊的財務與債務結構，面臨著極為嚴格的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監管指標的外部約束，其風險偏好必然較低，于是難以適應創新發展背景下大量輕資產、新業態市場主體的多樣化融資需求，只有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強化直接融資才能為金融創新提供足夠的空間，從根本上提升中國金融功能，這就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初衷，“只要金融創新的空間足夠大，就可以把普通的儲蓄轉換成創新資本”[7]。為推動資本市場發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8]的要求，這與習近平在 2017 年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的重大論斷形成了鮮明呼應。

　　制造業在中國現代產業體系則居于當然的主導地位。中國制造業規模、制造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均居世界之首，制造業體系中部分產業門類的國際競爭力也已大幅提升，但產業基礎仍不夠牢固，仍有被“卡脖子”的風險。為此，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9]，產業基礎高級化是產業鏈現代化的必要條件。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著力加強中國工業“四基”建設，在發展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和產業技術基礎服務等方面下功夫、出成果，而更為基礎的則是職業教育和技術工人的培養。

　　2. 堅持創新驅動發展

　　創新是構建國內大循環的第一動力，要在堅持科技創新“四個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以及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基礎上，著力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發展科技服務業并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

　　第一，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是中國創新發展的基礎。當今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各國均在具有引領性的重大科技創新領域積極布局。只有強化具有戰略使命的科技創新 “國家隊”，才能適應新科技革命的快速演進及其研究范式變革，才能做到在關鍵領域系統謀劃、資源整合，增強科技創新體系化能力，這既是科技強國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符合科技創新規律與未來趨勢的戰略選擇。為此，要依循“綱要引領、瞄準前沿、強化基礎、舉國體制”這一邏輯來逐步強化中國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第二，增強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是中國創新發展的重中之重。企業是技術活動成果向生產力轉化的載體和機制，企業是技術創新“最后一公里”，企業應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的主體”[10]?；凇吨袊萍冀y計年鑒》相關數據對 2012—2018 中國企業、研究與開發機構、高等學校三類主體研發經費投入情況進行的趨勢性分析發現，企業研發投入主體地位逐漸顯現，但尚未有充足的經驗數據或案例顯示其在創新決策、科研組織過程中主體地位的形成。另外，從近年來中國有效專利實施率及其產業化率、有效發明專利實施率及其產業化率等指標值趨向下降的變化趨勢看，企業距高效率的成果轉化主體尚有不小差距。為此，應在促進各類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發揮大企業引領支撐作用、推動產業鏈融通創新以及政策創新等方面進行大膽嘗試、科學探索。

　　第三，科技服務業是推動中國創新發展的“潤滑劑”?？萍挤諛I是中國生產性服務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研發與設計服務、科技成果轉化服務、知識產權及相關法律服務、檢驗檢測認證標準計量服務、生產性專業技術服務等方面，對降低全社會創新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礎性作用。目前，中國區域科技服務業發展不協調的問題仍較為突出，中部、西部及東北地區科技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一定程度地影響了這些區域的創新發展。

　　第四，科技人才隊伍建設是推動中國創新發展的不竭動力。關鍵是要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 健全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 健全創新激勵和保障機制; 實行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等等。

　　第五，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是中國創新發展的根本保障。要圍繞科技項目組織管理方式、科技評價機制、科研院所改革、知識產權保護、科研投入機制、金融支持創新體系、健全科技倫理體系、科技開放合作等方面進行制度創新，由此優化對各類科技活動主體的激勵約束機制，最大程度形成全社會創新活力與合力。

　　3. 形成強大國內市場

　　國內市場是構建國內大循環的戰略基點，要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統籌推進全面促進消費和拓展投資空間這“兩個抓手”[11]。

　　第一，要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消費是生產的最終目的，是對產能優劣的檢驗。同時，消費也是勞動力得以發展的基礎與條件，由此它又反作用于生產。消費是反反復復永不停歇的人類行為，維護、優化好消費這個經濟運行中的基礎變量至關重要。為此，應做到以適當增加公共消費來牽引帶動私人消費，帶動傳統與新興消費; 以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來構建消費長效機制; 以鼓勵消費新模式新業態發展拓展消費新空間; 以發展服務消費來優化消費結構; 以質量品牌建設為抓手促進消費可持續發展; 以健全現代流通體系來開拓城鄉消費市場; 以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來培育消費增長極，等等。

　　第二，要充分發揮投資的關鍵性作用。近年來，投資在中國經濟運行中擔當著“關鍵變量”的角色，在應對各種壓力、風險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宏觀經濟政策、投資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者協調度不斷提升，有效避免了滑向“投資驅動”“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我國對投資總量的調控( 增加) 不難把握，但投資的‘質’是特別值得重視的難題，存在許多需要提升和改革之處”[12]。在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背景下，繼續發揮好投資的關鍵性作用，必須處理好兩個結構性問題，一是投資結構，解決“投哪里”的問題，也就是要在 “優化投資結構，保持投資合理增長，以投資優化供給結構”[13]下功夫。具體來看，須重點關注四個領域，分別是: 加快補齊基礎設施、市政工程等領域短板; 推動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投資，擴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 推進新型基礎設施等重大項目建設; 實施川藏鐵路、西部陸海新通道等一批強基礎、增功能、利長遠的重大項目建設。二是投資主體結構，解決“誰來投”的問題。為增強投資主體活力，須激發、組織、調動各方力量根據投資對象的性質進行分工組合，努力形成由政府撬動引導、民間參與的市場化、長效投資機制。

　　( 二)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根本取向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雖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卻以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為根本取向，建設國內大循環是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前提和“關鍵一招”，“通過強大的國內市場培育我國國際經濟貿易新優勢，從而更好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14]，兩者共同致力于中國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推動經濟行穩致遠。為推動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局面，應切實做到以下四點。

　　第一，打破藩籬，深化國際合作，是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當然前提和關鍵。國內國際雙循環意味著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互相利用對方市場和資源，這需要通過雙多邊合作關系來確認和維護，堅持開放包容、踐行多邊主義、不搞沖突對抗是解決當今世界經濟問題的根本出路。

　　第二，學習國際規則進而積極參與建構國際經濟新秩序是深化國際合作的前提。合作須建立在各方對國際規則達成基本共識的基礎之上，中國參與、推動國際合作的前提是學習掌握國際規則，要通過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穩步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以及加快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建設等舉措學習適應國際經濟環境并在國內推廣國際規則體系，以“滿足經驗復制推廣的需要，滿足國內規章制度、法律法規完善的需要”[15]。當然，隨著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中國不能僅僅停留于接受國際規則，還應積極參與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在諸如 WTO 改革、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完善 G20 功能、商簽多雙邊自貿協定、推動形成多極化貨幣體系等方面勇于作為，由此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第三，防范化解國際經濟風險是深化國際合作的底線要求。國際合作帶來紅利的同時，也為風險擴散蔓延提供了更多渠道。所以，堅持底線思維，防范系統性國際經濟風險是深化國際合作的“必修課”。為此，要加強國際間宏觀政策協同是當務之急。

　　第四，開放市場，為世界各國創造更多需求、提供更多投資機會是深化國際合作的“示范工程”。一方面，當前逆全球化之風依然盛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經濟陷入較大困境，突出表現在全球經濟循環受阻，需求端的恢復異常困難，擴大需求因此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開放無疑可為困難重重的世界經濟注入“強心劑”。為此，要進一步降低關稅和制度性成本，并通過升級港口基礎設施、優化海關行政管理、推動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朝著更加便利化、智能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等措施，持續簡化進口程序、壓縮進口時間和成本。另一方面，進一步推動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通過完善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有序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依法保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以及健全促進和保障境外投資的法律、政策和服務體系等制度性開放措施為跨國投資提供廣闊的市場機會和獲利空間，為恢復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

　　三、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政治保障

　　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年來，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共同實現了中華民族三次“偉大飛躍”，創造了豐功偉績和舉世矚目的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十分注重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領導建立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領導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構建新民主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長期實踐中，始終貫徹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成功地應對了各歷史時期的挑戰，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精神財富，如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相結合，等等。

　　新時代中國經濟領域發生了很多新情況，這對黨領導經濟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中國重要戰略機遇期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關鍵舉措，“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經濟發展戰略，也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關”[16]，是新發展階段積極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重要方式，是中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條件下的主動選擇。要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必須進一步加強和改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使黨的領導在職能配置上更加科學合理、在體制機制上更加完備完善、在運行管理上更加高效，其中，探索如何優化黨的領導體制機制是關鍵一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了“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完善黨領導各項事業的具體制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堅持和完善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的明確要求，這些都表明，黨的領導體制機制是亟待研究解決的關鍵領域。

　　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政治前提，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提升黨政系統的經濟工作效能已成當務之急。須遵循 “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根本原則，以決策咨詢體制機制、保障貫徹體制機制為主要內容，著重在 “協調各方”的“寬度”與“深度”上不斷完善黨對經濟工作的具體領導制度。

　　理論界要綜合運用黨建和經濟理論，探索黨對經濟工作的具體領導制度和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探索黨領導下的經濟發展規律和前景。由此，既可拓展黨建理論的應用領域，又可從更高層次上開拓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理論的創新空間，并能有力地批判西方自由主義的經濟治理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