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發展中國經濟需要重大戰略調整

　　一. 中國經濟的特點:通貨緊縮與經濟增長并存

　　按照經濟學一般規律,經濟增長往往伴隨通貨膨脹,失業率降低;經濟衰退伴隨通貨緊縮,失業率上升,這就是所謂”菲力普斯曲線”.菲力普斯曲線第一次失靈是在70年代,出現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經濟學家的解釋是:通貨膨脹預期,壟斷價格和壟斷工資,外部石油漲價.第二次失靈是90年代美國”新經濟”,高增長和低通貨膨脹并存,原因是全球化與新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促進;1994年以后的中國,則進入“通貨緊縮與經濟增長并存”的時期.

　　我國經濟近期難以擺脫通貨緊縮局面.1994年以來,消費品物價指數下降25%,壟斷價格居高不下今后數年耐用消費品如電視,汽車,住宅的價格,仍舊是下降趨勢,大量新產品以高價上市,隨著技術進步其無形價值急劇降低,價格迅速下降.壟斷價格至少還有50%以上的下降空間,才能夠有效地刺激需求真正持續漲價的,主要是石油和服務產品.

　　貨幣發行量大大超過經濟增長率與物價上升率之和,并不能說明中國沒有通貨緊縮,因為經濟的貨幣化需要大量貨幣發行.近年來,M2向M1的轉化表明,大量資金流向股票市場.另一方面,由于國內投資收益率低,巨額人民幣資本轉換成外匯流出國外,90年代中國儲蓄大于投資數千億人民幣,資本肯定是凈流出的.資本凈流出,難道不是通貨緊縮,還是通貨膨脹不成?即使是經濟貨幣化,特別是產權貨幣化,也有極大部分是”外幣化”,即外商以設備或者美圓投資,獲得大量國內企業的股份這就是說,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貨幣化,雖然需要巨額的人民幣投放,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約,投放之后不能夠進入生產領域,一部分進入證券市場投機,一部分換成外幣流出國外.

　　通貨緊縮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內企業和經濟結構調整.國內企業是以國內銀行為后盾的,外國跨國公司是以外國銀行為后盾的.在外資沖擊下,國內企業的破產將十分嚴重,破產是舊的債權債務關系的消滅,這就是通貨緊縮.外資大量進入將同時造成經濟增長和通貨緊縮效應,這是國際化對于國內經濟的沖擊.

　　在通貨緊縮的同時,中國經濟仍舊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92--1993年的13%逐步下降到1999年7.1%,2000年可望超過8%,這樣的經濟增長格局,依靠三方面的動力:一是對外開放,即凈出口和外資進入;二是國內改革和經濟貨幣化,這兩個因素都是繼續20年來改革開放的基本思路.三是發行巨額國債,由政府主導進行投資,如果從帶動民間投資的角度看,仍舊需要進行市場化改革商品貨幣化已經完成,服務產品和資產的貨幣化正在進行,房地產,股票,外匯,彩票市場還有數年發展潛力,比如彩票,每年最大容量可以發行1600億人民幣,現在只有年100億的規模繼續維持以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增長的格局,并加上每年上千億的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再加上入世對的刺激,進入中國的外資可能由年400億美圓增加到800億,我國經濟仍舊有強勁的增長動力.考慮到石油漲價和美國經濟的不確定性,中國的凈出口將有大幅度下降維持20年來基本利益格局不作重大調整,在5年之內估計可以維持6—7%的經濟增長率.

　　但是,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據左大培等人的估計,卻在9%左右. 所謂”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一個國家自然失業率之下,通貨膨脹沒有加速上升,所能夠達到的最高增長率潛在生產能力的提高,是由于技術進步和體制改革等因素,據我看還不止9%.

　　很明顯,在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下,我國經濟已經難以達到潛在的自然增長率的水平.大批生產能力過剩,許多企業開工率不足50%,外匯過剩,上千億美圓外流,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價格下降,上千萬工人下崗,數千萬農民工回鄉-----一切都說明中國陷入了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外資的大量引進加劇了生產過剩.每年GDP大于DNP上千億人民幣,就是外資的利潤匯出,生產大于收入,就是供給大于需求.政府4年以來,采取無數刺激經濟的政策,卻只能把經濟增長率保持在7----8%,達不到潛在生產率的水平,說明中國需要更大幅度的思想調整,戰略調整,體制調整和政策調整,特別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否則5年以后形勢將更為嚴峻:經濟貨幣化基本完成,內外債都將進入”借新債還舊債”時期,工人下崗和農民回鄉日趨嚴重,股票市場處于高位,人民幣匯率日益高估,我國可能面臨空前尖銳的政治矛盾,社會矛盾和外部矛盾,經濟增長難以持續,甚至出現全局性危機.

　　二、大幅度降低壟斷價格以啟動內需

　　為了防患于未然,我認為可以從4個方面進行戰略調整.

　　第一,大幅度降低壟斷價格以啟動內需,包括電力，電訊，民航，居民住宅，汽車和藥品。壟斷價格過高，將減少社會實際貨幣總需求，居民支付了較高的壟斷價格，就會減少一般消費，造成市場價格的下降，

　　價格由供求關系決定，反過來也調整供求關系，高價格抑制需求刺激供給，低價格抑制供給刺激需求。壟斷價格的需求彈性一般相當高，價格下調可以刺激居民大量增加購買,并產生連帶效應：農村電價的降低可以刺激農民購買家用電器，飛機票降價可以刺激旅游，住宅降價可以刺激家具和裝修業，通訊費用的降低可以刺激信息產品的購買，從而全面啟動內需，帶動經濟增長。

　　壟斷價格居高不下,除中央政府沒有能力整合部門利益以外,主要是壟斷價格構成不合理，如機場建設費，電話初裝費，手機入網費，城市基礎設施的大配套費用，實際上是政府將自己應該擔負的投資功能，打到價格中向消費者轉嫁，強制消費者向這些行業投資，但是又沒有承認購買者的產權。應該將投資的折舊部分從產品成本中剔除。至于由權力壟斷資源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和腐敗成本”，比如炒地皮，藥品和工程回扣等等，更應該徹底清除。

　　為什么必須大幅度降低壟斷價格,比如把飛機票降低70%以上才能夠啟動旅游?因為旅游一般需要全家人去而不是一個人，飛機票貴了，居民承受不了。這涉及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國自1998年開始的需求主體的轉換。過去拉動中國經濟的主體，第一是外國人(中國出口的需求方)，第二是單位購買力，第三是暴富階層，他們的購買力幾乎飽和，而城鎮居民買不起住宅和汽車，農村居民買不起家用電器和汽車，這是“總需求不足”背后的結構性原因。因此，“價格彈性”理論在中國不是失靈，而是有收入分配懸殊的特殊障礙，需要進一步大幅度降價，價格彈性的作用就可以顯現出來。

　　壟斷部門大幅度降價，正常虧損部分應由政府財政補貼，整頓稅收是根本措施。也可以將壟斷部門改組合并后上市，以出售國家股份的錢補貼價格損失.

　　為什么要以出售國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來承擔政府投資的費用?這也是目前情況下“不得已求其次”。反過來說，政府也必須以各種政策支持股市長期走牛。我的建議是放棄上市公司30%的國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運轉，一半向股民無償配售。這是政府放棄國有股的收入給股民的好處，同時將壟斷部門的投資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政府，股民，壟斷部門改制“三贏”結果。

　　三.適當時機貶值匯率以克服通貨緊縮

　　第二,應該從國內外經濟雙平衡的全局分析人民幣匯率問題。購買力平價和利率平價是共同起作用的，前者從貿易角度，長期起作用，后者從資本角度，短期起作用，外匯管制并不能夠消除利率平價的作用，在中國90年代尤其如此。按照利率平價的要求，高利率國家的匯率必然產生貶值預期，而產生貶值預期的條件是，匯率“超額升值”，發達的市場經濟必然產生這樣的結果，計劃經濟的政府也應該按照此規律，及時調整計劃匯率或者固定匯率。1994----1997年，人民幣利率高于美圓，人民幣匯率應該“超升”一次，比如升值到1：6，然后產生貶值預期，并逐漸貶值。但是政府為了集中外匯，促進出口，不允許人民幣大幅度升值，辦法是收購全部多余外匯。好處是將國家外匯儲備從200億美圓增加到1400億美圓，壞處是不能產生貶值預期，巨額國際投機資本內流，進行各種投機，造成國際收支貿易和資本項目雙順差。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國內外經濟平衡的形勢發生的相反的變化。周邊國家匯率貶值使按照貿易權數計算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5%左右，但是國內物價的下降, 和出口退稅率的提高，構成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貶值，保證了中國大陸的出口沒有大幅度下降，而人民幣名義匯率的穩中有升則有助于香港和亞洲經濟復蘇，中國大陸的出口隨之在1999年下半年強勁回升。

　　這一時期，人民幣利率從11%降低到2。25%，加上利息稅因素只有1。18%，大大低于美圓利率。按照利率平價的要求，人民幣名義匯率應該“超額貶值”一次，比如貶值到1：11，然后產生升值預期，才能夠維持國內外經濟平衡。但為了維持亞洲經濟穩定，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貶反升，同時采取貶值實際匯率的辦法維持出口，雖然對于出口無礙，但是不能夠阻擋進口，并產生嚴重的人民幣貶值預期，導致國內外經濟不平衡，資本大量外流。

　　人民幣匯率的“管理浮動”，中國政府在1994年就已經正式宣布，不存在再宣布一次的問題，只要在實際上放松政府干預，將匯率波動幅度放大到1%以上，就可以了。關鍵問題恐怕還是把握不住浮動以后的匯率走勢-——是上浮，還是下浮?

　　固定匯率下貨幣對外價值的變動稱為“升值，貶值”，浮動匯率下，按照直接標價的定義，貶值稱為上浮，升值稱為下浮。決定人民幣走勢的關鍵是未來國際收支的變化。許多人認為目前中國外匯儲備有1600億美圓之巨，人民幣應該升值。但是我以為中國國際收支的順差將會減少：出口將受美國經濟調整和自身統計同比方法的影響，在2000年下半年從頂峰跌落下來;進口將會持續增長，這不僅是因加入WTO降低關稅，且由于國內經濟的啟動，特別是國防的需要，戰略產業的培植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擴大進口需求。

　　外資的進入會改善國際收支，但在數年之后資本將會大量流出，甚至有觸發貨幣外匯危機的風險，即使限制證券投資和短期貸款，也難以避免。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產品內銷以后的人民幣利潤，早晚是要兌換成外匯匯出的，這才是真正的“出讓國內市場的代價”我預計5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資的人民幣利潤再投資，將會達到20000億人民幣，這是掌握在外商手里的人民幣債權或者股權，在數量上相當于中國政府的海外債權(即國家外匯儲備)。這就是危機的臨界點，如果在突發事件下外商集中兌換外匯，就相當于1997年泰國的危機。

　　我的政策建議，是建立在5 年之后中國達到外匯貨幣危機臨界點的基礎之上的。既然如此，就應該采取積極主動的措施，把未來可能的危機，化解在可控范圍內。提前化解危機的基本思路是疏導，而不是繼續強化管制，這樣將矛盾越積累越多，往往適得其反。我建議在5年之內，主動地，有步驟地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不要怕資本外流，實際上90年代中國能夠外流的資本已經流得差不多了，外匯制沒有能夠有效阻擋資本內流或者外流，反而大大妨礙了涉外經濟的效率，得不償失。要知道，貿易項目和資本項目是無法完全分清的，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兼有貿易和投資雙重性質，如何能夠在長時期內一個自由兌換，一個由政府管制?

　　浮動匯率和自由兌換，是人民幣在機制和數量上兩大市場化難關，還涉及利率市場化和遠期匯率形成等問題，都有條件在近年內解決。大家目前所擔心的是：人民幣實行浮動匯率和自由兌換的風險如何?會不會導致資本外流和大幅度貶值?

　　必須指出風險和預期的關系：價格改革，只能夠在通貨緊縮預期下進行，在通貨膨脹預期下進行價格改革，必然引起搶購，如同1988年“價格闖關”的失敗。匯率也是一種價格，是貨幣的國外價格，如果實行市場化改革，必須在升值預期下才能夠進行。如果在貶值預期下進行，的確有風險，可能出現股票市場的崩盤，外匯的搶購或者銀行危機。如何把目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變為升值預期?辦法非常簡單：改革以前先將目前的人民幣固定匯率“超貶”一次，比如貶到1：10。這是在宏觀經濟健全穩定時，由政府主動貶值匯率，出口和外資進入都會增加，人民幣升值預期必然產生。然后果斷實行浮動匯率和自由兌換，沒有風險。不會產生泰國那樣宏觀經濟已經嚴重失衡，國際資本有準備地沖擊，資本大量外逃，政府被迫匯率貶值以后再貶值，出現擠兌銀行的崩潰局面。

　　最后，美國股票市場進入波動調整，而中國股票市場進入持續牛市，是人民幣匯率浮動和自由兌換的最好時機。中國股票市場一直吸引著國內大戶的巨額資金，即使在低迷世道中，在一級市場中申購新股，毫無風險可獲得年15%以上的回報率，所以中國的大量人民幣沒有擠兌，沒有去兌換外匯外流，這從外匯黑市不活躍就可以看得出來。美國股票市場的動蕩和新經濟的擴散，正在改變90年代全球資本單邊流入美國的形勢。人民幣在超貶以后實行浮動匯率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正是吸引資本流入的契機。當然資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時我們能不能有效利用之，流出時能不能有效控制之，是自己的體制改革，人才培養和監管能力問題，正確的宏觀判斷和決策，也是關鍵因素。

　　人民幣貶值,可能是解決通貨緊縮的有效辦法.如果我國基礎產品價格普遍高于國際市場,就說明人民幣匯率高估,不貶值就難以擺脫通貨緊縮,而且會陷入人民幣升值和國內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人民幣貶值有兩種,一種是貶值名義匯率,一種是貶值實際匯率,即提高出口退稅率,或者降低國內物價----后者正是通貨緊縮.我國在1997年以后一直采取穩定名義匯率,貶值實際匯率的政策,不自覺地加劇了國內通貨緊縮.而當通貨緊縮持續到企業和社會不能容忍時,或許只有貶值一法.

　　四.擴大國防投資的重要意義

　　第三個重大戰略措施是增加國防投資.

　　美國經濟學家懷內斯綜合83個國家的樣本研究發現，軍費增長與GNP增長呈現正相關關系，系數為0.899。在發達國家，投資于國防(均指一定范圍內)的就業乘數為1.8,而投資于民用的就業乘數為1.6,國防工業產業關聯性強于民用工業。約翰.E.林奇計算,美國每10億美元軍事采購可增加35000個直接和間接的就業崗位,非軍事采購為25000個。希奇指出發展中國家軍費開支占財政比例15%左右，可以防止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國家有計劃地“強迫現代化”，對民用科技發展與人力資源投資的作用與發達國家比更明顯;同時，國防投資可以使私人部門從中得到高額利潤。美國西部地區即陽光地帶的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弗羅里達、弗吉尼亞、新英格蘭等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國家對國防工業的投資。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這些地區人均軍費開支高于全國平均數的兩倍。國防采購給這些地區的就業人數增加了340萬個就業崗位。80年代里根政府的SDI計劃中僅6種核武器系統，就在這些地區雇工人數占全國雇員人員的30%多。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美國國防費的下降，使這些地區經濟進行調整期，造成了許多問題。以至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戈登.亞當斯寫下了《轉產：一種死胡同的戰略》一文，痛陳軍費開支下降對地區經濟不利影響，要求軍事工業復合體對政府施壓，以戰爭及軍品外貿維持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僅科索沃戰爭追加直接國防費80億，預計給這些地區增加就業近20萬。美國1999年出口武器300億美圓,占全球武器貿易的40%,即使是俄羅斯,也還有48億美圓的武器出口.1996年,以美國帶頭,全球一輪新的軍備競賽已經開始,軍費每年平均增加6%.

　　我國西部大開發,最根本是從青藏高原調水,進入黃河,然后大規模向邊疆地區移民,這需要至少10年時間才能初步成效.政府已經大幅度增加了對于中西部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地方政府希望沿襲深圳模式,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內外資金.這可以使某些中心城市發展起來,但潛力有限.處于調水移民和市場經濟之間的,是發展國防產業.

　　中國百年來生產力布局兩次向西部大傾斜都是在外部戰爭環境下逼出來的.抗戰時期,西部地區工業占全國的比例,從3%上升到50%,從此結束原始農業社會,進入二元結構社會.60年代中期三線建設，投入2000億，增量投資占國家新增投資的1/3，西部地區再次實現跨越式發展。僅四川，經濟結構由農業為主變為制造業與電子產業為主，成渝、寶成、川黔等干線鐵路通車,鐵路從5000公里發展到80000公里.圍繞國防工業形成了攀枝花、渡口、自貢、內江、德陽等60多個中小城鎮。大型軍工企業集團成為西部各省工業支柱產業,如西飛、成飛、長虹、長安、黃河、嘉陵、建設等,目前國防工業產值在西部各省仍舊占30%,貴州占45%.

　　國防大學經濟學博士盧周來指出,1979—1994年，我國國防費絕對值年增6.22%，全國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年均上漲7.3%，國防費用每年降低1.08%;占GDP的比例,從5.57%下降到1999年的1.2%.而世界平均比重為3.4%,我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為3%左右.發展國防產業,是保持國家安全和統一的必須,對于啟動內需和開發中西部,也有直接的意義.不應該把發展國防產業與發展民營企業對立起來.實際上,國防產業的核心是高科技和基礎設施,國防產業也必然需要廣泛的采購,合作和配套,對于民營企業的發展有利.比如我國規模龐大的航空產業在利潤導向下,大批生產民用產品,70%的收入來自于非航空產品.如果能夠以國家力量支持集中生產飛機,就可以給民營企業讓出巨大的空間.

　　表1： 1997年度中國國防費與部分國家國防費比較(單位：億美元)

　　國家 國防費美國 2671.8俄羅斯 160英國 356法國 367日本 430韓國 172中國 98

　　(匯率按1美元=8.29元人民幣)

　　表2 1978—1997年中國國防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

　　年份 占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

　　1978 4.63%1980 4.29%1983 2.98%1986 1.97%1988 1.46%1991 1.53%1993 1.23%1997 1.09%

　　表3. 1937---1942年四川工業在全國的地位

　　1937年 工廠 占全國(%) 工人數 占全國(%) 資本千元 占全國(%)

　　四川 115 2。93 13019 2。85 2145 0。58甘肅 9 0。23 1152 0。25 295 0。08貴州 3 0。08 229 0。05 144 0。04陜西 10 0。25 4635 1。01 2757 0。74

　　1942年

　　四川 1654 44 108205 44。70 2230012 52。28甘肅 139 3。69 7888 3。26 619。6 3。19貴州 112 2。98 4578 2。89 46264 2。39陜西 385 20。24 23510 9。74 105319 5。43

　　五、調整社會分配關系,按照改革收益分擔改革成本

　　上述措施,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財政開支,僅靠國債是不行的,根本在于精簡政府機構,整頓稅收,清除腐敗,控制高消費和奢侈消費,將國家財力集中于有益的方面來.在新的形勢下,我們不僅要注意經濟發展,而且要注意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不能再強調效率第一,而要將效率與公平并重;不能夠讓少數人利用權力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將改革成本向社會大眾轉嫁.應該采取低成本的反腐敗方法,迅速有效地遏止腐敗勢頭,將腐敗分子”偷,騙,搶”來的財產收歸國有.

　　我在1998年曾經計算過我國的”灰色收入”,20年以來利用權力渠道和國家資源,直接和間接變成私人財產的,竟然高達30萬億人民幣,相當于6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按照”國際標準模型”計算出來的我國基尼系數,沒有計算灰色收入,也已經達到0.45以上,超過了俄羅斯的水平,而且每年在提高.如果將巨大的灰色收入記入,說基尼系數超過50%,甚至更高,恐怕不是夸大.我國的兩極分化,包括貧富分化,東西分化,城鄉分化和代際分化,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農村居民的平均收入已經連續4年下降,再把反對平均主義當作主要敵人,必然激化社會矛盾,從經濟意義上說,就是廣大居民收入太低,缺乏購買力.通過進口和引進外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大大超過了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是內部需求難以啟動的根本原因.

　　要實現上述戰略轉移和利益格局調整的,關鍵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并且在理論上糾正”市場教條主義”.如果不能順利進行,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就難免要出現重大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