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各項因素中，勞動是其他要素賴以發揮作用的基礎，它在國民收入中的貢獻居于首位。 當前縮小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關鍵在于提高勞動收入報酬。 基于對勞動所蘊含的同質要素的分解，從微觀層面設計的要素工資制遵循了“投入什么要素，領取什么報酬”的原則，它既解決了職工勞動量的比較計量問題，也解決了按勞分配的公平合理度量問題。 從宏觀制度保障層面來看，需要從樹立正確的分配觀念、合理確定各種要素貢獻度、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加大最低工資制度執行力度、建立合理與有序的工資增長機制、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等方面入手。
[關鍵詞]收入分配;分配公平;工資收入分配制度;要素工資制;按勞分配;按要素貢獻分配;貧富差距擴大;效率與公平;論文下載
一、引言
2012年“兩會”臨近結束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表示在任職的最后一年還將要做幾件困難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 據報道，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已經完成了《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初稿，該方案包括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調節過高收入以縮小收入差距等諸多內容。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市場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該制度的實施極大地激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 然而，由于制度設計還存在著需要完善的地方，而且實施過程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近年來我國在分配領域出現了分配不公、收入差距過大、社會財富非正常集中造成貧富差距過大甚至懸殊等現象。 國際上衡量貧富差距最常用的兩種方法是基尼系數法和五等分法。 基尼系數法的判別標準一般為：基尼系數在 0. 3以下為平均狀態， 0. 3 ～ 0. 4之間為正常狀態，0. 4 ～0. 6之間為嚴重警戒狀態，達到 0. 6則進入危險狀態。 國家統計局《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統計監測報告(2011)》顯示，我國 2010年基尼系數略高于 2000年的 0. 412[1]。 但是我國城鄉居民的住戶調查尚未一體化，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基尼系數是根據城鄉居民住戶調查收支分組資料估算而來，如果將城鄉一并考慮計算，基尼系數的估算值可能介于 0. 45至 0. 50之間，這已大大超過了國際上通行的嚴重警戒線 0. 4。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曾使用五等分法對我國居民收入資料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我國總人口中 20%的最富裕人口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達到 50%，而占總人口 20%的最貧困人口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卻僅為 4. 7%[2]。 據報道，我國收入最高 10%群體和收入最低 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 1988年的 7. 3倍已經上升到目前的 23倍[3]。
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對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很大的負面作用。 首先，它不利于社會穩定與和諧社會的建設。 收入差距過大造成貧富差距擴大，一部分暴富者揮霍無度，而一些低收入者和貧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卻得不到很好的保障，部分人有著明顯的受挫感、不公平感和相對被剝奪感，這些不良情緒很容易逐步演化為對社會與政府的不滿。 全國總工會近期一項調查顯示，75. 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 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4]。 貧富差距過大已經成為引發仇富心理、影響社會安定等問題的根源，嚴重妨礙了和諧社會的建設。 第二，它導致我國的消費結構失衡，影響經濟的發展。 富裕人口的邊際消費傾向遠遠小于貧困人口的邊際消費傾向。 一方面，社會財富的非正常集中導致部分鄉村及城鎮貧困居民生活艱難，有消費需求，卻缺乏消費能力;另一方面，高收入者基本消費早已得到滿足，消費需求增長空間不大，這部分人群的消費水平已經越過了生存型，并逐步由享受型向奢侈型轉變，而奢侈型的高檔消費品往往由于受到生產技術、產品質量與品牌知名度等因素影響，大多來自于國外，因而奢侈型消費增長不僅沒有很好地拉動國內生產，反而可能引起國內收入外流。 在兩方面綜合影響下，我國全社會消費升級緩慢，消費需求不足，生產相對過剩，企業開工不足。 2008 年，美國的內需占總需求的比重為 92%，印度為88%，而我國這一比重僅為 72. 8%[5]，特別是目前全球金融危機情況下，企業出口下滑，消費對于經濟的拉動舉足輕重，可是目前這種貧富差距過大的現狀卻使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越來越小，這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增長方式的轉變。
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6]，而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分配過程中對勞動這一主體要素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從社會的角度看，一方面是過分壓低了勞動力的價值，把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壓到了僅夠維持勞動者本人基本生存開支的水平，對勞動者應負擔的家庭責任(贍養老人和撫養子女)沒有給予合理的考慮;另一方面是對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的企業勞動報酬制度沒有給予必要的規范。 從企業的角度看，廣大體力勞動者的作用被忽視，未能很好保障他們在改革中的權益，普通職工在工資報酬政策制定上沒有話語權，維權渠道不暢通，同時也未考慮勞動者對剩余勞動的分配權。 在企業中，這種剩余權是由在生產中處于核心地位的利益關聯人來解釋和占有。 如，產權的所有者和企業的高級管理者由于擁有充分有效的信息，就能夠占有剩余，而工人的工資是在事前的合約中確定了的，因而無權參與剩余勞動的分配。 董全瑞指出，從已有的分配理論和分配方式看，按勞分配可能是一種接近按貢獻大小進行的功能性收入分配。 但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按勞分配所需要的條件很苛刻，尤其是不能有效解決“搭便車”問題，這就使得按勞分配很容易在實踐中演化為平均主義。 按要素分配是市場經濟國家進行分配可接受的方式，但按要素分配是一種事先分配而不是按貢獻分配。 這種分配理論和方式與生產要素的價格制定密切相關，生產要素的價格是由其稀缺性決定的，而不是由它們在生產中的作用決定的。 現代經濟理論中還沒有令人滿意的個人收入分配理論，也缺少聯系個人收入分配與生產要素分配之間的理論橋梁[7]。 本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微觀層面(企業)和宏觀制度保障(社會)兩個方面探討對廣大人民群眾收入影響最大、對分配不公影響最大的工資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與設計。 科學合理的工資收入分配制度對于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相關文獻綜述
近年來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我國的收入分配進行了探索。 董全瑞分析了世界范圍內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指出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是伴隨著重大制度變遷而逐步擴大的，市場制度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起決定性作用[7]。 常興華等人對促進形成合理居民收入分配的機制進行了系統研究，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入分配機制進行了積極的調整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如城鄉居民二元收入分配機制愈加強化，微觀分配機制存在系統性“缺陷”，再分配機制調節作用有限，甚至存在“逆向調節”現象[8]。 王建農、張啟良利用全國及江西的城鎮與農村居民收入資料分析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特征與趨勢，指出我國是城鄉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9]。 王力認為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行業生產率的不同和行業發展速度的差別[10]。 楊麗敏、王衛星等多位學者認為當前收入差距主要表現在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不同行業與單位之間的差距，其原因主要是收入制度不健全、城鄉二元結構、行業壟斷、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等[11，6]。 卓勇良通過相關數據分析得出“國民經濟分配中勞動所得占比大幅下降”，“勞動收入增長低于 GDP增長，資本所得占 GDP比重大幅上升”的結論[12]。 沈衛平認為，我國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形成“強資本、弱勞動”的分配格局，這是當前最大的分配不公問題[13]。 劉海藩指出在收入分配方面出現的誤區主要是“對廣大體力勞動者的作用有所忽視，過分壓低了勞動力的價值，未考慮勞動者必須擁有的對剩余勞動的分配權”[14]。 王一鳴等人對深圳職工工資收入和改革情況進行了調查，指出目前主要問題是工資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企業一線和低端崗位職工工資過低，不同行業和所有制普通職工之間、普通職工與企業高管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15]。
學者們也從各種角度和層面對改善我國分配機制的政策與措施進行了研究。 李明桂提出為解決分配方面存在的現實問題，需要進一步擴大勞動權能，在起點公平和結果公平方面保證不同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的平衡與和諧。 這既需要增強國有資本與勞動的結合能力，也需要努力構建勞動權益主導下的利潤共享機制[16]。 祝志勇指出讓公眾有機會、有能力平等參與到經濟活動過程中，并且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緩解貧困，增強經濟發展的公平性、可持續性，這是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17]。李太淼在研究實現按勞分配為主體制度的路徑時提出，在企業生產經營層面實行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分配，并規范企業內部分配，同時要在全社會范圍搞好分配調節和宏觀調控[18]。 向榮指出應該重建按勞分配實現機制，允許勞動者游行、示威、罷工，通過工會保護好勞動者的收入分配權利[19]。荀關玉、白妍通過構建回歸模型計算得出，與其他要素相比，勞動在國民收入中的貢獻居于首位，進而得到“勞動是經濟發展第一要素”的結論[20]。 沈衛平認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著力點在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應當是解決機會不平等的深層次的制度問題，充分發揮再分配在體制轉型階段促進社會公平分配的作用，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完善對公權的監督機制[21]。 王衛星等人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國民收入二次分配中強化調控政策和手段等多方面研究了縮小收入差距的相關措施[6]。
學者們的研究深刻分析了目前分配不公、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和社會根源，并提出了改革路徑與完善措施。 但是，這些研究多為理論層面的探索和政策性建議。 筆者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礎上，試圖對城鎮居民收入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工資收入的制度進行探索。 要想縮小分配差距，設計相對公平的工資分配制度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公平合理的工資制度不僅需要在宏觀政策層面上有強有力的保障，也需要在微觀層面的企業有科學的設計，二者缺一不可。
三、工資收入分配的微觀制度設計
生產要素包括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 勞動是其他三個生產要素賴以發揮作用的基礎，雖然財富的創造、經濟的發展是生產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如果沒有人的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這些不具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生產要素就無法發揮作用。 既然勞動對于國民經濟具有其他要素無法比擬的作用，對其補償的制度設計就變得極為重要了。
實現收入公平，首先應該在企業內部實行“等量勞動，等量報酬”的按勞分配原則。 誠然，我們很難在勞動量與報酬之間尋求一個絕對等式來解決上述問題，現實可行的做法是在分析勞動要素的基礎上，對勞動者付出的勞動量進行比較，從中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以此尋求科學、公平的工資分配之路。
(一) 勞動要素分解
在企業內部，職工工資收入的合理與公平程度往往是通過職工之間的相互比較來進行衡量的，即一方面人們把自己付出的勞動與周圍人相比較，同時也把自己獲得的報酬同周圍人比較，通過這種社會比較過程來衡量按勞分配實現的合理程度以及分配的公平程度。 在這種比較過程中，人們注意的是“相對值”的合理程度，即若職工甲比乙的有效勞動量多，則甲就理應比乙所得的報酬多，并且甲的報酬超過乙的部分應與甲的勞動量超過乙的部分相稱。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職工所付出的勞動是否有效即他們的勞動成果是否被市場所認可及認可程度，取決于他們所在企業的企業家決策。 這里隱含的一個假設前提是企業家們的市場決策是正確的。
那么，在實際工作中，勞動者付出的同質或不同質的勞動怎樣通過比較而進行計量呢? 這需要從勞動的定義來闡述這個問題。 勞動是人們使用勞動工具改造自然物使之適合人們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動。 盡管具體勞動內容和形式不同，但是都毫無例外地蘊含著某些同質要素(包括有形的實體要素與無形要素)，通過這樣化整為零地進行比較，然后再集零為整系統綜合，就可對分配的尺度———“勞”進行比較計量。 這種方法我們稱之為“分解比較計量法”。
由于人們的勞動對企業的貢獻是一個歷史的、連續的過程，因此人們通過逐年的勞動形成對企業的累積貢獻。 這種歷史性的、連續的勞動的綜合，我們稱之為累積勞動，與此相對應的便是現期勞動與現期貢獻。
基于上述對勞動內涵的分析，本文對勞動蘊含的要素做出分解(參見表 1)。 表 1中，累積勞動與現期勞動反映的是勞動的動態性質，有形要素是從勞動過程來考察的，無形要素則考察勞動所產生的最終效果，顯然各要素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
(二) 要素工資制度設計
基于以上勞動要素分解，我們遵循“投入什么要素，領取什么報酬”的原則設計出“要素工資制”，它既解決了職工勞動量的比較計量，也解決了按勞分配的合理度量。 要素工資制包括：(1)績效工資，反映人們經勞動所取得的成果(包括數量、質量)，是從效果上來度量人們所付出的勞動量，構成工資的基本部分。 (2)年功工資，反映人們的累積勞動(累積貢獻)。 (3)技能工資，反映人們的勞動能力(腦力、體力)和技術水平高低。 (4)崗位工資，反映工作對象的性質及其復雜程度。 (5)津貼工資，反映工作環境的優劣及其艱苦程度。 (6)獎金，反映人們的勞動質量及勞動行為被企業所需要的緊迫程度。
表 1 中，每個勞動者所取得的收入總額等于六項要素工資之和;每一項要素工資則等于投入要素量與一系數之積，該系數的經濟含義是投入要素的邊際產出率。通過對勞動要素的科學分解，并與工資項目相對應，投入什么要素，便獲取什么報酬，且使用相同的報酬率，這樣就在企業內部職工中實現了實質上的公平。
(三) 實行要素工資制度應解決的主要問題
上述分析為企業設計公平合理的工資制度奠定了科學基礎。 然而，目前企業的工資制度要做到相對公平，不僅需要科學的方法，更需要管理層和監管層解決好當前企業分配制度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首先，要真正落實“按勞取酬”、“同工同酬”的政策。 不少用人單位存在著按體制內外不同區別對待勞動者的現象，相比較而言，體制內勞動者工資水平高、福利待遇好，且能享受到各種勞動保障，以農民工為主的體制外勞動者不僅工資水平明顯偏低，而且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和勞動保障也十分有限。 當前最緊要的任務是打破職工不同身份不同工資體系的怪圈，這是實現工資收入公平的重要方面。其次，要提高企業一線職工的工資水平。 目前，我國企業一線職工工資水平普遍偏低，相當一部分中小企業工人的工資只保持在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上下，這嚴重影響了一線職工的工作積極性，也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最后，規范企業的高管薪酬制度，遏制企業內部職工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 有關部門應該對國有企業高管人員的薪酬體系進行重新審視，要加強監管，防止薪金失控。 目前在現代企業制度不完善、缺乏監督和制衡的情況下，企業已經造就了一批百萬年薪、甚至還有個別千萬年薪的高管，他們的收入與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形成了極大反差。 有研究結果顯示，上市國企高管與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比社會平均工資高 127倍[5]。 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要認可管理者的特殊勞動，但是，這需要培育良好的企業家市場，讓市場發揮對企業家才能的識別、配置功能，通過市場競爭確定企業家才能的價格，對其進行合理的激勵。
四、工資收入分配的宏觀制度保障
要素工資制度是工資收入分配的微觀制度設計，雖然可以解決一定范圍(如某一個企業、某一個項目)內部職工勞動的分解和工資分配的公平問題，但在更大的社會范圍內卻難以實現收入差距的縮小。 要解決不同行業、不同職業、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人們之間公平的收入分配問題則要依靠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和制度來保障。 就目前情況看，設計一整套科學合理的宏觀制度體系尚不現實，筆者認為，當前情況下，應著力推進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 樹立正確的分配觀念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分配制度秉持的觀念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關注效率，國民收入再分配注重公平”，這是導致目前收入分配不公、差距過大的思想根源。 改革開放之初，為了打破分配制度中長期以來形成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弊端，不少企業將提高效率作為工資制度改革的重要標準，許多地方政府也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為政策導向，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在改革過程中重資本、輕勞動，忽視了公平正義，在消除平均主義的同時，也造成了貧富差距過大的局面。 筆者認為，應該樹立正確的分配觀念，即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僅需要關注效率，也要注重公平，公平與效率不是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一個矛盾統一體，相輔相成，不可分離。 注重效率，才能為實現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礎;分配公平，才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效率的提高，脫離了公平的效率終究不會持久。
(二) 合理確定各種要素貢獻度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關鍵原則是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因此必須解決科學度量的問題，即確定在創造社會財富過程中各個要素的貢獻度。 首先，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使各個要素在公平的市場競爭中隨著靈敏的供求關系變動而逐步形成均衡的價格。 其次，相關部門應組織專門科研力量采用專門的方法體系進行評估研究，合理確定各生產要素對國民經濟的真實貢獻度，從而為科學制定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提供量化基礎。
(三) 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
我國絕大多數城鎮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勞動報酬。 但是，近 20年來，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卻遠低于勞動對國民收入的貢獻率，且呈下降趨勢[19]。 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來看，資本對國民收入總額的拉動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步降低，因此資本要素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則逐步減小，勞動收入比重則逐步增加。 我國當務之急就是要提高勞動收入在分配中的比重，矯正在改革開放之初形成的資本性收入偏高、勞動性報酬偏低的態勢，使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模式更加科學合理。 要提高勞動收入比重，重點是要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進一步培育和壯大中等收入階層，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促進居民消費增長，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21]。
(四) 將最低工資制度執行到位
在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與企業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而且與企業相比，普通勞動者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在工資報酬確定方面的話語權有限。 目前，各地政府都建立了最低工資制度，但是，最低工資標準往往缺乏與經濟增長和通脹水平聯動的調整機制，隨意性較大。 政府需要加大對企業執行的監督力度，切實保障普通勞動者取得合理報酬的權益。 同時，要重視信息平臺的建設，完善人力資源市場信息公共服務機制，建立各行業崗位工資水平的定期市場調查制度，并及時發布各類勞動力的供求與市場價位信息，為企業制定各類人員工資標準提供適時的信息基礎。
(五) 建立合理、有序的工資增長機制
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勞動收入的主要來源仍是工資收入，要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必須在各類企業中建立規范、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 目前各地市已經先后根據其實際情況制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但是還要建立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與平均工資水平的制度。 建立職工工資增長機制應遵循的原則是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應不低于 GDP增長速度，勞動者報酬增長速度應不低于企業利潤增長速度。
(六) 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在政府、勞方、資方三方協商機制基礎上形成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現代工業社會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之一。 工資集體協商的內容很廣泛，包括工人的基本薪金、獎金、津貼、補貼、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職業培訓、保險福利、工資調整等等[22]。 政府應該制定政策積極推進用人單位實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提高普通職工在工資協商中的地位。 在我國深圳等地已經著手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13]，但是，勞資雙方在工資集體協商中的地位不平等，普通職工參與度不高、信息掌握不充分、談判能力不強，該制度發揮的作用有限，亟待在實踐中推進和完善。 因此，需要加快組建行業工會，改革和完善工會體系，進一步培育自治性行業雇主組織，在此過程中，政府需要積極轉變職能，有效發揮引導和促進作用[22]。
(七) 打破行業壟斷，促進公平競爭
行業壟斷帶來了超額利潤，在監督機制尚不十分健全的環境下，部分壟斷利潤轉化成這些行業職工的收入，造成了行業之間收入不公平，擴大了收入差距。 現階段，部分行業(如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職工的平均收入遠高于其他行業。 在這些行業里，不僅職工的工資水平遠高于其他企業，各種福利待遇也十分優厚。 據 2010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高達11倍[6]，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資研究所發布的 2011 年數據表明，這一差距已擴大到 15倍。 因此，政府應盡快推動對行政壟斷行業的改革，為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按國際上通行的做法，這項改革主要是降低這些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標準，通過公平競爭，形成平均利潤和平均收入。 考慮到保障國計民生的需要，對于暫時不能打破壟斷性經營的行業，要強化對收入分配的監控與管理，縮小行業收入差距，實現各行業間利益的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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