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全國第一次和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結果,分析了十年來(2007-2017年)我國各類污染物的排放、污染物處理設施的發展狀況以及對污染物的消減情況。全國第二次污染普查(后簡稱“二污普”)較全國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后簡稱“一污普”)相比,主要水體污染物(化學需氧量、氨氮、總氮、總磷、重金屬和石油類)的排放量分別減少29.2%、44.3%、35.7%、25.5%、79.8%和99.0%;大氣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減少70.0%;一般工業固體廢物傾倒丟棄量減少96.8%,但危險廢物的產生量卻增加43.9%,因利用和處理量小于產生量,導致大量危險廢物堆積。總體而言,我國污染防治整體取得顯著成就。在此基礎上,應依據目前污染源普查結果采取科學合理的污染物防控措施,進一步推動工農業綠色持續發展。
關鍵詞:污染源普查;污染物;處理設施;削減
楊燕; 李國學; 李旺旺; 袁京, 中國農業文摘-農業工程 發表時間:2021-11-11
1 引言
《全國污染源普查條例》規定,自2007年開始全國污染源普查每10年進行1次,2017年依據國務院印發的《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方案》[1]開展了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此次普查相較于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有很大的提升,普查對象和內容更加的全面,如將移動源從生活源中移出單獨形成一大類并新增了非道路移動污染源;參與普查的職能部門更多[2],新增了質檢總局、公安部、水利部等;普查的設備和方式更加現代化和智能化,如利用平板電腦進行企業生產流程的圖片采集和企業地理位置定位。本文依據國家生態環境局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第一次[3]和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4],對公布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數據進行對比,比較2007年與2017年污染物的產生、排放以及工業和集中式處理設施的增加情況,充分利用普查結果,推動工農業綠色發展。
相對于“一污普”,“二污普”的普查指標更加全面,如水體污染物新增了動植物油和氰化物指標;大氣污染物將“煙塵”修正為“顆粒物”,并新增了揮發性有機物指標;農業源新增了秸稈的使用情況等。總體而言,各類污染物排放量總體呈現下降趨勢。主要水體污染物如化學需氧量、氨氮、總氮、總磷、重金屬和石油類的排放均大幅度降低,較“一污普”分別減少了884.98、76.57、168.75、10.78、0.07 和77.44萬噸,減排率分別為29.2%、44.3%、35.7%、 25.5%、79.8%和99.0%;大氣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減少了1 623.68萬噸,減排率達到70.0%;一般工業固體廢棄物處置總量增加113.8%,傾倒丟棄量減少 96.8%,但危險廢物的產生量增加43.9%,因利用和處理量小于產生量,導致有大量危險廢物堆積。總體來說,我國污染防治整體取得顯著成就。
2 污染物排放情況
2.1 水體污染物
在“二污普”中普查源頭和類別更加詳細,將生活源中農村污水和城鎮污水分別進行統計,以便明確水污染物的來源。水體主要污染物(化學需氧量、氨氮、總氮和總磷)的排放源及排放量十年期間發生較大轉變。對于化學需氧量(COD),在兩次普查中總排放量由3 028.96萬噸減少至2 143.98萬噸,減排率為29.2%。其中,工業源排放量減少473.40萬噸,貢獻率從“一污普”的18.6%下降至“二污普” 的4.2%;生活源和農業源仍是COD排放的主要來源,貢獻率由“一污普”的80.3%提高至“二污普”的 95.6%。在“二污普”中,農業源中畜禽養殖過程排放的COD占總量的46.7%,是COD排放的最主要來源。據測算,每年全國畜禽糞便產生量約38億噸,綜合利用率只有50%左右[5]。因此,未經資源化利用的畜禽糞污的隨意排放是造成水體中COD排放高的主要原因。2018年以來國家出臺系列政策[6] ,推動畜禽糞污的資源化利用。隨著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的不斷完善,垃圾處理過程中滲濾液排放的COD由32.46萬噸減少至2.45萬噸,減少率為92.5%,COD貢獻率由 1.1%降為0.1%。
在兩次普查中,水體中氨氮排放總量由172.91 萬噸減少至96.43萬噸,減少率為44.2%。生活源均是氨氮排放的主要來源,生活源貢獻率從86.1%(一污普)降低至72.6%(二污普);“二污普”城鎮污水氨氮排放量為45.41萬噸,占總排放的47.1%。工業源排放的氨氮由20.76萬噸減少至4.45萬噸,貢獻率由12.0%降低至4.6%。“二污普”農業源排放氨氮為 21.62萬噸,占總排放的21.6%,其中畜禽養殖業、種植業、水產養殖業貢獻率分別為11.5%、8.6%和 2.3%。“一污普”中未明確區分農業源排放的氨氮,故“一污普”的生活源貢獻率較高,本文認為“一污普”中生活源排放的氨氮量包含了農業源排放量。
在兩次普查中,水體中總氮排放總量由472.89 萬噸減少至304.14萬噸,減少率為35.8%。“二污普”中生活源和農業源總氮排放量的總貢獻率為 94.7%,在生活源中城鎮污水排放量為101.87萬噸,占總排放量的33.5%。在農業源中種植業排放的總氮由159.78萬噸下降至71.95萬噸,貢獻率由33.8%降低為23.7%,減少農業種植過程中的氮流失將有利于我國水體富營養化的防控。兩次普查農業源總磷排放量由28.47萬噸下降至21.20萬噸,“一污普”總磷排放源主要為生活源(32.6%)和農業源的畜禽養殖業(37.9%)。“二污普”農業源對總磷排放貢獻率為 67.2%,其中畜禽養殖業、種植業、水產養殖的貢獻率分別為37.8%、24.1%和5.1%。生活源排放的總磷由13.80萬噸下降至9.54萬噸,貢獻率由32.6%降低為 30.2%。
總體而言,生活污水以及畜禽糞污是水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來源,所以農村污水和畜禽糞污的資源化利用,是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重要一環[7] 。
2.2 大氣污染物
兩次普查中,大氣污染由單一的煤煙型污染轉變為多種污染物共同作用的復合型污染[8] ,這也使得污染物表征指標有所改變。“二污普”中將煙塵指標更改為顆粒物,并且新增揮發性有機物指標,更詳細的體現大氣污染的組成。兩次普查中,二氧化硫的總排放量由2 320萬噸下降到696.32萬噸,減少率為70.0%。其中工業源排放量由2 119.75萬噸減少到529.08萬噸,貢獻率由91.4%降為76.0%,工業源二氧化硫控制的顯著效果取決于政府的管控和企業環保設施的普及。兩次普查中氮氧化物總排放量變化不大,但其來源波動較大。工業源排放的氮氧化物由1 188.44萬噸減少到645.9萬噸,貢獻值由66.1%降為36.2%。但移動源排放的氮氧化物由549.65萬噸上升到1 064.88萬噸,貢獻值由30.6%上升為59.6%,主要是因為十年間我國民用汽車擁有量由4 358.36萬輛(中國統計年鑒,2008)上升到20 906.67萬輛(中國統計年鑒,2018),我國機動車數量呈倍數增長使得移動源成為大氣污染一重要來源。“二污普”中顆粒物排放量為1 684.05萬噸,其中工業源排放量為 1 270.5萬噸,貢獻率為75.4%,生活源排放量為 378.12萬噸,貢獻率為22.4%。“二污普”新增指標 “揮發性有機物”總排放量為1 017.45萬噸,主要來源為工業源、生活源和移動源,占比分別為47.3%、 29.2%和23.5%。
2.3 固體廢棄物
在兩次普查中,一般工業固體廢棄物的產生量無明顯變化,但危險廢物的產生量由4 573.69萬噸上升到6 581.45萬噸,增加率為43.9%。一般固體廢物的綜合利用量有所增加,由18.04億噸增加到20.62億噸,增加率為14.3%,提高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將更符合固體廢物處理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原則。在兩次普查中,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的處置量由4.41億噸增加到9.43億噸,增加率為113.8%,相對來說貯存量和傾倒丟棄量大幅減少,減少率分別為41.8%和 96.8%。危險固廢的綜合利用量和處置量由3 837.57萬噸上升到5 972.8萬噸,上升率為55.6%。由于每一年的利用和處置量少于產生量,導致危險固廢逐年累積起來,由812.44萬噸增加到8 881.16萬噸,貯存量增加了993.15%,說明危險廢物處理仍有很大的空間。在“一污普”中危險廢物的傾倒丟棄量為3.94萬噸,對環境和衛生安全造成隱患,隨著環保力度加強,在 “二污普”中已不存在危險廢物被直接傾倒丟棄現象。
3 集中處理情況
3.1 水污染集中處理
在兩次普查中發現我國污水處理廠(WWTP)不僅在數量上大幅增長,而且污水處理廠的處理工藝也更加多元化[9] 。工業廢水處理設施數量由14.07萬座增加到33.12萬座,增長率為135.5%,其設計處理能力也略有提高,由2.35億噸/日增長到2.98億噸/日。集中式污水處理廠數量由2 094座增加到78 048座,增長了 37倍。在“二污普”中,農村集中式污水處理設施的數量為66 612座,占主要增長部分;城鎮污水處理廠的數量為8 969座,處理量由194.41億噸上升到595.75 億噸,增加率為206.4%。在兩次普查中,隨著集中式污水處理設施的數量增加,兩次普查中對污染物的削減量也有所提升,其中COD的削減量由590.58萬噸增加到1 523.40 萬噸,氨氮的削減量由37.62萬噸增加到 144.43 萬噸,總氮的削減量由28.82萬噸增加到153.40 萬噸,總磷的削減量由4.53萬噸增加到21.75 萬噸。總體而言,“二污普”對水體主要污染物的消減量基本為“一污普”的3-5倍。
3.2 固體廢棄物集中處理
在兩次普查中,垃圾處理廠(SWTP)的數量由 2 353座增加到4 449座,增長率為89.1%。其中,垃圾填埋量由1.53億噸增加到2.26億噸,但其所占生活垃圾處理總量的比例由90.5%下降到66.6%,且垃圾滲濾液所含污染物(化學需氧量、氨氮和總氮)的排放量分別減少92.4%、88.8%和75.2%。垃圾焚燒的數量由1 370.80萬噸增加到9 300萬噸,其所占生活垃圾處理總量的比例由8.1%上升到27.1%,垃圾焚燒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其他處理所占比例由1.4%上升到5.9%,主要為堆肥[10] 以及生物干化處理方式[11] ,以上數據均表明我國固體廢物在 “無害化”和“減量化”的基礎上開始發展“資源化”,特別是在垃圾分類的政策下,更應提高可回收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和廚余垃圾的分類率。危險廢物處置廠(HWTP)的數量由343座增加到1 467座,增長率為327.7%。其中醫療廢物處置廠由184座增加到342座,疫情之下醫療廢物的安全處置顯得尤為重要,在習近平同志的指示和國家資金的大量投入下,我國醫療廢物處置能力的短板有望快速補齊[12] 。
4 總結
在兩次普查中,我國社會經濟總量大幅增加,產業布局、經濟結構、能源結構均發生巨大變化[13-14] 。“二污普”數據顯示我國工業源排放大幅減少、集中式處理設施不斷完善、環保力度不斷加強,但重點行業污染物排放量大[15] 、偷排[16] 等現象仍然存在。工業污水污染已得到有效控制,但農業源和生活源將仍是環保工作關注的重點對象。農業源因其收集范圍廣、地理位置偏遠、集中處理難等問題,仍是面源污染的主要來源。生活源中農村污水和生活垃圾收集與處理將是未來美麗鄉村建設的重點任務。大氣中二氧化硫已得到大幅度削減,但是顆粒物的增加,是目前大氣污染防控主要關注點。在目前垃圾分類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實現廚余垃圾資源化處理是目前面臨的主要困難。除此之外,應重點關注危險廢物的處理處置,減少風險。在此基礎上,應將污染源普查的數據應用于畜牧業發展[17] ,充分利用污染源信息制定出更加合理科學的污染物排放管控計劃[18] ,推動經濟和社會不斷綠色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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