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研究———以交通運輸行業為例

　　摘要: 本文以交通運輸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為立足點，采用利益相關者理論進行多維度社會責任指標劃分，通過靜態回歸分析、動態滯后模型對 2011 - 2016 年期間在滬深證券交易所上市的 37 家交通運輸行業公司進行實證研究并提出對策建議。研究結果表明: 交通運輸行業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及企業的成長性均對當期財務績效指標存在明顯的正向作用，而公司的規模對當期財務績效有明顯的負向影響。財務績效將同時受到滯后一期及滯后兩期企業社會責任的正向影響，且時間越長，當期社會責任對后期財務績效的影響越弱。無論對于當期還是滯后期財務績效指標，企業社會責任對會計指標均比市場指標有更為顯著的正向作用。

　　關鍵詞: 交通運輸行業; 企業社會責任; 財務績效; 利益相關者理論

　　駱嘉琪; 匡海波; 沈思祎 科研管理 2019-02-20

　　傳統企業觀認為企業發展僅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即追求單一的經濟利益。然而隨著經濟飛速發展而帶來的生態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等問題使人們開始意識到僅追求自身利潤的企業是無法得到長遠且可持續發展的，各國間企業的競爭已從單一的經濟層面逐漸演變成了多層次多角度的綜合競爭。這即要求公司在實現經濟利益的同時最優化對社會各方的責任，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交通運輸行業作為關乎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在國家政策引領下其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是必然 趨 勢[1]。然 而 2013 年“中 遠 大 敗 局”、 2014 年馬航墜機事故、2015 年天津港大爆炸[2]、 2016 年虹橋機場跑道入侵等事件使交通運輸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問題被置于聚光燈下。交通運輸行業也逐漸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重要性，將企業社會責任提升到企業戰略高度，逐步加大企業社會責任投入力度，通過設立社會責任委員會、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培育企業社會責任文化等途徑主動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然而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具有怎樣的經濟后果? 是否有助于提升交通運輸企業的經濟利益? 對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否有顯著影響? 厘清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價值效應機理有利于深刻認識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并為交通運輸行業主動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基于此，本研究基于不同利益相關者視角分析了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作用機理，以我國交通運輸行業 37 家上市企業 2011 - 2016 年期間的財務數據為樣本，對企業社會責任與當期及滯后期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本研究進一步豐富了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經濟后果的研究文獻，從企業價值視角提供了企業應主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支撐與經驗證據。

　　( 1) 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研究現狀。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效果由相關指標數據體現，因此評價指標的構建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的計量方法是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績效的一個重點。李立清[3]從勞工權益、人權保障、社會責任管理、商業道德和社會公益行為等五大要素出發，建立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評估指標體系。李正等[4]探討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內容界定、計量方法以及披露現狀，將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六大類共十七小類內容。Dolores 等[5]從社會、經濟、環境等不同維度出發衡量了企業社會責任，并以此為基礎證實了良好企業社會責任有助于企業在區域層面競爭成功。Robert 等[6]采用 D - SOCIAL - KLD 分數和相關估計的方法，大大提高了衡量企業社會責任關鍵指標的準確性。 Francisco 等[7]以負責任的商業行為為基礎，設立了包含 26 個指標在內的計量模型，并以此觀察了西班牙旅游業內企業社會責任及企業業績之間的關系。

　　( 2) 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影響研究。

　　一是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具有正向作用。齊殿偉等[8]利用回歸模型對 1206 家公司實證研究得出我國主板上市公司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財務績效的提升。張兆國[9]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交互跨期影響，并得出了滯后一期的社會責任對當期財務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這一結論。Akisik 等[10]研究發現第三方審查的 CSR 報告和有效的內部控制都將有助于財務績效的持續增長。

　　二是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具有負向作用。朱乃平等[11]認為從長遠角度看，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能夠促進財務績效水平的提升，但是對 當期的財務績效卻有著非常明顯的負向影響。同樣的楊皖蘇等[12]以中國 500 強大型企業為樣本驗證了公司對員工及顧客的社會責任與長期財務績效兩者間具有負相關作用。

　　三是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具有其他作用。嵇國平[13]以 188 家上市企業為實證對象，借助 SPSS 統計分析軟件研究得出公司履行社會責任對公司財務績效的影響呈“U”形。曹興[14]從政府、客戶、供應商、環境、社會等多方出發，研究發現不同層面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對財務績效具有不同的作用結果。

　　盡管上述文獻取得了可觀的成果，然而學術界仍未形成統一觀點，究其根源，主要由三個方面造成: 一是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評價不同，即分類、內容及指標選取存在差異性。二是研究樣本及模型方法不一致，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導致了結果的差異性。三是部分研究忽視了滯后性問題，導致了研究結果的誤差。基于此，本文擬從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的角度出發，進一步細化出包括對所有股東、主要債權人、主營業務供應商、消費者群眾、全體員工、當局政府、社區公益以及生態環境的相應責任共七個維度的社會責任指標，同時結合財務績效的會計指標和市場指標對交通運輸行業的社會責任信息、財務績效、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相關性進行理論與實踐探究。

　　2 研究設計

　　2. 1 研究假設

　　利益相關者理論最早由弗里曼提出，其主張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是促使企業成立和發展必不可少的環節，企業應以實現利益相關者整體利益為宗旨，而不僅僅是追求某些主體的利益，即要求各個公司最優化滿足各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并借此使諸如消費者、供應商、員工、股東等個體結成命運共同體，達到企業發展最優狀態。此外，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有利于企業獲得更高的國民支持度，樹立企業形象，并促進利益相關者和企業個體的良性互動。衛武[15]認為雖然成本 - 利潤是企業首先應該考慮的問題，但應注意到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并不僅僅造成企業經濟利益的流出，而是能夠明顯提升企業的社會貢獻，進而使企業的財務績效達到較高水平。同樣的，張兆國[9]通過研究亦發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同財務績效之間是互益的，彼此間并不存在負相關影響。除此之外，研究中部分學者亦觀測到企業社會責任存在滯后性，即當期財務績效的提高或者下降不僅受當來自期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作用，其亦受前期企業社會責任的潛在影響作用。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會計核算的制約、市場條件的不完善等因素的干擾，利益相關者無法快速且全面的了解社會責任信息，這使得企業社會責任轉化為財務績效會有一個較長、甚至是曲折的過程，因此其影響作用存在相應的滯后期。曹興[14]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具有持續性，當期企業社會責任是后期財務績效的基礎，其認為公司當期及滯后期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均存在影響。陳一博[16]亦提出企業財務績效是個緩慢積累的過程，其易受到前期企業活動的影響。本文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出發，從七個不同維度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并選取交通運輸行業 37 家企業進行實證研究。同時考慮交通運輸行業具有行業特殊性及社會責任的滯后效應，本文擬認定當期企業社會責任同當期財務績效兩者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1 及假設 2:

　　假設 H1 : 企業當期社會責任( CSR) 與當期財務績效( CFP) 呈正相關。假設 H2 : 企業當期社會責任( CSR) 與后期財務績效( CFP) 呈正相關。

　　此外在財務績效的指標選取時，Moskowitz 首先采取市場指標進行實證分析，其通過股東收益率反應了企業的財務績效狀況，但之后的 vance 對同樣企業采用股東收益率卻獲得了完全相反的結論[17]。其余學者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樣本所在市場條件的影響，即市場指標的不穩定性造成的。除市場指標外，學者們在衡量財務績效時更加愿意采用會計指標評估方法，其數據主要來自于企業對外公布的年報，更為穩定可靠。然而盡管社會責任與選用會計指標所衡量的財務績效具有更加明確的關系，會計指標仍舊存在一定缺陷，其不能反映企業未來價值，且不能明確區分差異，降低了指標的可比性。因此，應同時采用會計指標及市場指標才能更為客觀的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間的關系。綜上所述，考慮到會計指標與市場指標衡量的財務績效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反應程度的差異，分情況探討兩種指標衡量下的關系，再者社會責任信息的滯后效應影響著不同期財務績效的發展，同樣也需要結合時間的變化對研究作出假設。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3 及假設 4: 假設 H3 a : 企業當期社會責任( CSR) 與當期會計指標( AI) 衡量的財務績效呈正相關; 假設 H3 b : 企業當期社會責任( CSR) 與當期市場指標( MI) 衡量的財務績效呈正相關; 假設 H4 a : 企業當期社會責任( CSR) 與后期會計指標( AI) 衡量的財務績效呈正相關; 假設 H4 b : 企業當期社會責任( CSR) 與后期市場指標( MI) 衡量的財務績效呈正相關。

　　2. 2 變量界定與度量

　　( 1) 企業社會責任變量。

　　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 系指企業在日常生產運營中不應僅以利潤為唯一目標，其應在實現企業利潤、追求所有者權益的同時，綜合考慮企業職工、消費者、政府、環境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要求，強調對環境、消費者、對社會的貢獻。考慮到本文所采用的交通運輸行業企業的特殊性，結合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理論及國內企業社會發 展狀況，本 文 依 據 ISO26000、G4 中構建的評價指標，從責任治理、公平運營、環境績效、經濟貢獻、人權、社區發展、產品責任七個維度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共涉及 23 個二級指標 73 個三級指標[18]，本文采用 CSR 作為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總水平的變量符號，用 RG、 FO、EP、EC、HR、CD、PL 分別表示責任治理、公平運營、環境績效、經濟貢獻、人權、社區發展、產品責任。

　　( 2) 財務績效變量。

　　會計指標和市場指標均常用于衡量企業財務績效，然而其中會計指標易受到管理者會計行為的操縱，而市場指標則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干擾，兩者均無法完全排除誤差。因此，本文將同時采用會計及 市 場 指 標 進 行 衡 量。采用資產收益率( ROE) 及總資產報酬率( ROA) 兩項指標作為計量財務績效的會計指標。將市盈率( PE) 和 TobinQ 值作為計量財務績效的市場指標。

　　( 3) 控制變量。

　　學術界部分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受到資產規模的影響，規模越大，其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本文擬將企業的資產規模( SIZE) 作為控制變量之一，以便數據更好的反映整體情況[19]。另一方面，考慮到不同企業所處成長階段有所差異，處于成熟期的企業較成長期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更加重視。因此本文擬將企業成長性作為控制變量之二，并采用企業可持續增長率( SCR) 予以反映。

　　( 4) 中介變量。考慮到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并不直接作用于企業財務績效，而是通過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提升企業所樹立的企業形象，進而促進企業市場銷售，擴大企業市場份額。換句話說，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實際上是落腳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對企業形象的影響，而后借由企業形象與財務績效之間的聯系，在財務績效層面產生間接影響。因此本文基于現有企業社會責任作用機理研究，結合企業運營模式，將企業形象作為中介變量，以更科學的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研究。另一方面，有關企業形象的維度，本文認為企業形象并不直接反映目標對象的實質，而是感知者在與目標對象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主觀性表征，即是以顧客為主的社會公眾對企業整體感知、印象或態度[20]。因此對于企業形象的測量，本文借鑒李惠璠等[21]的企業形象量表，形成包括 4 個題目在內的交通運輸行業企業形象測量量 表，即“該企業具有高知名度和良好口碑”、“一直以來我對該企業的印象不錯”、“我認為在同類行業內，該企業較其他企業要好”及“我認為該企業在消費者心中形象不錯”。并采用十級量表，“1”完全不同意，“10”表示完全同意，再轉化成百分制進行后續處理。本文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影響”的 概 念 模 型，如 圖 1 所示。

　　2. 3 模型構建

　　( 1) 靜態面板數據模型回歸分析。由于假設 H1、H3a、H3b三個假設涉及的都是靜態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因此在 Eviews 統計軟件中，首先以所獲得的數據建立了面板數據，并進行回歸分析。為了驗證假設 1，構建模型 1。 CFPit = C + β1CSRit + β2 SIZEit + β3 SGRit + vit，i ∈ [ 1，N); t ∈ [ 1，T) ( 1) 其中，i 為截面下標，N 表示截面個數，t 表示時間，T 表示時間序列的長度。C 為截距，vit為誤差項，以下兩個模型同樣適用。為了驗證假設 3，分別構建模型 2 和模型 3。 AIit = C + β1CSRit + β2 SIZEit + β3 SGRit + vit， i ∈ [ 1，N); t ∈ [ 1，T) ( 2) MIit = C + β1CSRit + β2 SIZEit + β3 SGRit + vit， i ∈ [ 1，N); t ∈ [ 1，T) ( 3) ( 2) 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回歸分析———分布滯后模型。 H2、H4a、H4b三個假設涉及的均為動態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因此需要建立動態模型，在模型中引入滯后項，以反映動態滯后反應。考慮到一般情況下動態模型中的解釋變量，即自變量只需滯后兩期就可以滿足對數據的觀測，因此，本文假設動態模型中自變量 CSR 滯后項為滯后一期、滯后兩期，并同時以 OLS 直接估計法對模型進行估計。因此對于假設 2，設立模型 4。 CFPit = C + β0CSRit + ∑ 2 j = 1 βj CSRt-j + β3 SIZEit + β4 SGRit + εit ( 4)為了驗證假設 4，分別構建模型 5 及模型 6。 AIit = C + β0CSRit + ∑ 2 j = 1 βj CSRt-j + β3 SIZEit + β4 SGRit + εit ( 5) MIit = C + β0CSRit + ∑ 2 j = 1 βj CSRt-j + β3 SIZEit + β4 SGRit + εit ( 6) 其中，j 表示滯后期，取值分別為 1 和 2，表示滯后 1 期和滯后 2 期。

　　3 實證分析

　　3. 1 描述性統計

　　本文選擇 2011 - 2016 年期間在滬深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交通運輸行業企業為樣本。經整理，剔除數據不齊全及數據有極端值情況的企業后共取得 37 家交通運輸行業上市公司連續 6 年共計 222 個樣本的數據資料作為有效樣本進行研究。本文的數據主要來源于 CCER 中國經濟金融數據庫、中央財經信息網、以及巨潮資訊網發布的上市公司年度報告全文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并經作者手工錄入整理所得。對本文所選取的研究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1 所示。其中，37 家交通運輸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水平較低，產品責任層面均值為 3. 34 分，公平運營層面均值為 5. 39 分，環境績效層面均值為 6. 19 分，人權層面均值為 11. 91 分，社區發展層面均值為 4. 20 分，責任治理層面均值為 5. 21 分，經濟貢獻層面均值為 3. 42 分。控制變量整體變化比較緩慢，數據較穩定。經分析，社會責任各指標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間有明顯差距，符合我國交通運輸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背景，同時企業社會責任各準則層間差異明顯，表明現階段我國交通運輸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不平衡。另一方面，比較財務績效指標可知，會計指標比較穩定，而市場指標受極端值影響，出現波動。為初步檢驗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價值效應及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采用 Pearson 相關分析以及 Spearman 相關系數對模型中的變量進行相應的檢驗，結果顯示，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在 95% 置信水平下小于 0. 7，同時 Spearman 相關系數也均在 90% 置信水平下顯著，即說明模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問題。

　　3. 2 結果分析

　　( 1) 中介效應檢驗。首先檢驗企業形象是否具有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表 2 所示。企業社會責任綜合得分對企業形象得分兩變量之間的 SIG 值為 0. 041，說明企業社會責任綜合得分對企業形象得分顯著; 企業社會責任綜合得分對企業財務績效得分的 SIG 值為 0. 005，說明企業社會責任綜合得分對企業財務績效得分顯著; 企業社會責任綜合得分及企業形象綜合得分對企業財務績效的 SIG 值分別為 0. 004 和 0. 031，說明企業社會責任綜合得分及企業形象綜合得分對企業財務績效顯著。綜上所述，企業形象存在中介效應。

　　( 2) 回歸分析。 ①當期企業社會責任與當期財務績效間關系。分別采用模型 1、模型 2、模型 3，將企業社會責任( CSR) 作為自變量，以財務績效( CFP) 、當期會計指標( AI) 衡量的財務績效、當期市場指標 ( MI) 衡量的財務績效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在 M1 中企業社會責任系數為 0. 3024，在 1% 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有正向影響，假設 H1成立。這說明交通運輸業企業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勢必將對當期的財務績效產生積極影響，此外，公司的規模對當期財務績效有明顯的負向影響，即相關系數為- 0. 3。究其原因，規模較大企業的當期收益率并不能維持同其規模相一致的同速增長，因此導致財務績效水平與公司整體規模不匹配的現象，故呈現負相關關系。另一方面，其成長性即可持續增長率對財務績效同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公司的成長水平直接影響了財務績效的同步增長。由 M2 可知，企業社會責任系數為 0. 2188，在 1% 水平上顯著，假設 H3a成立。公司在履行當期企業社會責任時，能夠在短期內得到良好的回報，財務績效水平亦有所上升。而作為控制變量的公司規模( 10% 水平上顯著) 較公司成長性( 1% 水平上顯著) 而言對當期會計指標衡量的財務績效的正向影響并不明顯，這是因為公司的成長性間接地影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期望越大，越容易產生更好的績效。由 M3 可知，企業社會責任的系數并不顯著，其調整后 R2 僅為 0. 2169，模型的擬合程度也不高，假設 H3b 不成立。這說明在探究交通運輸行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時，市場指標易受市場變故不穩定等風險性要素的影響。此外，數據顯示企業規模和成長性對市場指標衡量的財務績效有較顯著的負向影響。

　　當期企業社會責任與后期財務績效間關系。分別以財務績效( CFP) 、后期會計指標( AI) 衡量的財務績效、后期市場指標( MI) 衡量的財務績效作為因變量，以滯后一期和滯后二期的企業社會責任( CSR) 作為自變量，對模型 4、模型 5、模型 6 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由表 4 中 M4 可知，系數均大于 0，表明財務績效將同時受到來自滯后一期及滯后兩期企業社會責任的正向影響，假設 H2成立。這說明從長遠角度看，交通運輸行業實現企業社會責任將提高其整體效率，并有助于獲得較高的國民支持度。同時，比較分析可知企業社會責任在滯后一期時對財務績效具有更為明顯的影響作用，即表明企業實現社會責任將導致下一年度的財務績效水平的顯著提高。

　　由 M5 可知，滯后一期的企業社會責任將會對會計指標衡量的財務績效產生積極影響，假設H4a成立。然而來自滯后兩期的社會責任影響并不顯著，其 P 值僅為 0. 0615，該現象主要來源于時間滯后性的時效問題，即時間越長，當期社會責任對后期會計指標衡量的財務績效的影響就越弱。由 M6 可知，CSR 的 P 值均大于 0. 05，即表明市場指標衡量的財務績效會受到來自滯后一期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正向作用，然而其影響并不顯著。此外，由于市場指標多變性及交通行業風險性的雙重作用，滯后兩期的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市場指標關系的顯著性將被進一步削弱，故假設 H4b 不成立。

　　( 3) 穩健性檢驗。為考察本文所得以上結論的穩健性，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 ①本文借鑒現有企業社會責任研究[22]，采用股利支付率，資產負債比，流動比率等財務指標，從股東、債權人、供應商、消費者、員工等層面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并以此為企業社會責任代理變量，重復上述回歸分析，結果表明，研究結論依然成立。②本文采用主營收入增長率作為企業成長性的代理變量重復以上回歸分析，經檢驗，回歸結果無差異，結論依然成立。③為進一步減少極端值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采用分數位回歸法重復以上的回歸分析，結果表明研究結論依然成立。綜上所述，本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限于篇幅，本文僅列出企業社會責任代理變量改變下的回歸結果。

　　4 主要研究結論

　　本研究從不同利益相關者角度入手，結合我國交通運輸行業 37 家上市企業 2011 - 2016 年期間的財務數據，對企業社會責任與當期及滯后期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 ( 1) 交通運輸行業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及企業的成長性均對當期財務績效指標存在積極作用，而公司的規模則存在負向影響。( 2) 財務績效將同時受到滯后一期及滯后兩期企業社會責任的正向影響，且時間越長，對后期財務績效的影響越弱，即影響程度受到時效性影響。( 3) 由于市場指標易受市場變故不穩定等風險性要素的影響，故無論對于當期或后期財務績效指標而言，企業社會責任均對會計指標衡量的財務績效產生較市場指標更為顯著的正向作用。綜上所述，無論是立足現在亦或是從長遠考慮，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間均無抵觸關系。相反，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將有助于企業形成核心競爭力，獲得國民支持，進而提高財務績效，形成良性循環。因此，考慮到我國現有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制度缺失等問題，本文認為我國企業必須重視企業利益相關者，最大化滿足各利益相關者訴求，進一步強化社會責任驅動要素，將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日常運營相結合，真正實現企業長青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