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文學參與并拓展文學改良的詩界、文界、小說界革命，而且有比改良派更為豐富更為持久的文學實踐，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歷史老師職稱論文：探究近代革命派文學革新意義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前言

 

　　辛亥革命前后,在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伴生著以章太炎、秋瑾、金松岑、陳天華、鄒容等革命家,南社等革命文學社團,以及一些傾向革命的文人為代表的,具有革命思想和革命色彩的文學創作,成為近代的革命派文學。革命派文學自孫中山提出革命綱領始,貫穿了整個革命過程直至民國成立,并且在辛亥革命之后還有反袁的二次革命等原因,革命派文學在民國成立后繼續延伸,其結束時間可以劃到1917年,以南社內訌并解體,新文化運動開始為標志。

 

　　革命派文學風格比較駁雜,不盡相同,而且相當一部分人表現出來的文學觀念和創作追求甚至十分“篤古”。但革命派文學仍然從多個方面推動了文學革新,影響了新文學運動。

 

　　從文學革新的角度來看辛亥革命的革命文學,可能會有兩方面的問題。其一,革命派表現出來的文學觀念和創作追求往往十分“篤古”。例如南社,就被認為是以革命和“篤古”為標志。再則,革命派文學表現出來的價值觀人生觀大多仍然囿于傳統道德倫理,而且政治先行影響了文學審美價值,也是這一時期革命文學的常見問題。其二,即使他們有所革新,往往是上承改良派文學改良的成果,除了話劇是革命派引進之外,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對小說和戲劇的重視,都是從改良派開始的。

 

　　關于第一個問題,因為國粹思潮是資產階級革命思潮的一部分,以章太炎和國學保存會為代表的一些革命派學者,以國學、國粹來言說革命和排滿,培育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所以這也是革命派文學篤古的一個因素。另一方面,革命派也希望用文學完成政治理想的宣傳和思想文化的啟蒙,如柳亞子說“思想界中初革命,欲憑文字播風潮”。他們也主張突破某些傳統文學程式,進行有時代特色的文學形式革新,如馬君武說“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鑄詩才。須從舊錦翻新樣,勿以今魂托古胎”。為表達革命的新思想新內容,不得不突破傳統文學的程式,為宣傳普及革命,也需要文字通俗化上有重要改革,因此,在篤古說之下,雖有擬古的文學追求和文學創作,但革命派文學仍有動力推動文學的各方面革新并對新文學產生影響。

 

　　關于第二個問題,革命派文學確實繼承了改良派文學的成果,很多革新并非是他們開創的,但對于改良派的詩界、文界、小說界革命,革命派文學是有參與、有拓展,并有更多超越的,才得以在五四新文學之前,奠定新文學革命的最后基石。在此對革命派文學的文學革新意義分述如下。

 

　　(一)革命派文學對文學革新的創新和擴散

 

　　革命派文學參與并拓展文學改良的詩界、文界、小說界革命,而且有比改良派更為豐富更為持久的文學實踐。通過這些大量的文學實踐,他們參與并推廣了文學的革新改良,特別是在改良派逐漸退出文學舞臺之后(1905年后革命派思潮逐步成為輿論與文學的主流),還繼續在更大規模地改變著近代文學中擬古文學與近代形態文學的比重,(本文認為,中國近代文學應該包括近代時期仍然持擬古的形態和內容的文學,及經過改良而有近代化意識和形態的“近代性文學”。)以及改變著文體體系中不同文體(詩文與小說戲劇)相互間在創作數量、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等各方面的比重。

 

　　這種推廣對近現代文體系統變革的貢獻,可以參考傳播學創新擴散理論來認識。創新與擴散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埃弗雷特·羅杰斯(E.M.Rogers)提出關于通過媒介勸服人們接受新觀念、新事物、新產品的理論。羅杰斯認為采納者的個人特征、社會特征、意識到創新的需要等將制約采納者對創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而社會系統規范、對偏離的容忍度、傳播完整度等也將影響創新事物被采納的程度。擴散過程中有五類創新采用者:革新者、早期的采納者、早期眾多跟進者、后期眾多跟進者、滯后者。早期創新擴散主要依靠大眾傳播的宣傳,后期則人際傳播更為重要。擴散的發生過程中幾乎大部分新思想、新事物的創新擴散的傳播過程是呈“S”形曲線。開頭采用人數很少,擴散的進程很慢,當采用人數增加到居民的10%—25%時會突然加快,曲線呈迅速上升趨勢,而在接近于最大飽和點時再次慢下來,因此,創新事物在一個社會系統中要能夠繼續擴散下去,首先必須有一定數量的人采納這種創新物。

 

　　革命派文學在近代文體革新的推廣和擴散上,正合于創新擴散理論。革命派原本具備的反叛性、革命思想綱領和革命宣傳需求,正是文學創新和擴散所需要的個人特征、社會特征、創新需要。他們建設了自有的系統規范和傳播體系,出版印刷了大量報刊書籍宣傳革命,同時既互相聯絡成群又有對民眾的組織與宣傳,既有強大的大眾傳播能力又有豐富的人際傳播渠道。他們的組織性與群體性使革命派文學一舉兼具了革新者、早期的采納者、跟進者等多個群體的特征,既形成意見領袖群體,又形成了創新事物擴散必須的一定數量的基礎人群,因此,革命派文學加速近代文學革新的擴散,是改良派的文學改良所不能比擬的。

 

　　例如,在大眾傳播方面,1900年自《中國日報》創刊后,革命派就興起了創辦革命報刊、印刷革命書籍、宣傳革命思想的熱潮。“據統計,革命黨人先后在國內外創辦了約一百二三十種報刊,用以‘灌輸最新學說’,‘傳播革命思潮’,‘鼓舞國民精神’。發行數量最多的達到兩萬多份。革命黨人創辦報刊的同時,還編印了大量宣傳革命的小冊子。從孫中山發動廣州起義失敗后到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期間,革命黨人共印發這類讀物130種左右。”

 

　　“在創辦報刊的同時,革命派還建立了自己的印書館,如鏡今書局、東大陸圖書局、國學社等,印刷革命書報。作新社、廣智書局、商務印書館、大同書局也競出新書。由革命派編撰和翻譯出版的革命書籍,不下百數十種。”

 

　　此外,重大革命事件的轟動效應,也有助于相關出版物的傳播。“1903年5月出版的《革命軍》,在短短的一兩年內,各地翻印達二十余版,風行海內外,銷售逾百十萬冊”,蘇報案與鄒容的瘐死獄中事件不能說沒有影響。徐錫麟和秋瑾的犧牲,亦成為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文學最重要最有影響的革命言說,革命派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都有大量相關題材的作品廣泛流傳。革命派文學也形成文壇上意見領袖群體,作品成為令人尊敬的典范之作。正如顧頡剛描述革命文學團體南社時所說:

 

　　“那時革命的文學團體,是陳去病和柳亞子所領導的南社,……使得我們作中學生的仰望之若神仙,我的同學葉紹鈞就在這報上抄下了許多心愛的詩詞,作為自己創作的模范。”革命派有意向社會各階層傳播的一些宣傳文本,又使革命傳播不僅有廣度而且有前所未有的社會深度。馮自由指出,陳天華“所著咸用白話文或通俗文,務使輿夫走卒皆能讀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冊散播于長江沿岸各省,最為盛行,”其影響甚至還深入了新軍和學校,成為傳唱的歌本。楊源浚的《陳天華殉國記》還說陳天華的文章進入了學校成為課本,“三戶之市,稍識字之人,無不喜朗誦之。湘中學堂,更聚資為之翻印,備作課本傳習”。

 

　　又如對俗文學語言體裁的應用和改良,雖然是改良派提出和開始的,但在文學實踐的成績和規模上,對這項文學革新倡導的力度上,改良派文學是遠遜于革命派的。辛亥革命前后很值得研究的一個現象,就是出現很多以革命為背景的通俗言情小說(類似的情況也見于改良新戲和文明戲),作者包括革命者和傾向革命的文人,也是當時通俗小說作家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力量。蘇曼殊的革命加言情小說開創了鴛鴦蝴蝶派言情小說的常見套路,然后以徐枕亞的《玉梨魂》為起點,形成了鴛鴦蝴蝶派小說創作熱。近代革命文人因之成為近代作家的職業化和文學商業化的早期實踐者,成為近代通俗小說和文明戲的重要作者群,對現代文學的生存方式也有重大影響。

 

　　以通俗文學中的戲劇為例,與改良派文學中改曲改良作品大多數局限于案頭所不同的是,革命派戲劇除了案頭作品,有更多實際演出。不僅有傾向革命的職業戲劇演員(如參加了南社的馮春航和陸子美)編演的革命劇目,還有許多熱愛戲劇的革命者(如王鐘聲等)和革命文人,親自組織劇團,親身投身戲劇表演。他們在宣傳革命啟蒙大眾的同時,也參與創造了近代戲劇的繁榮,促成了中國傳統戲曲的近代形式的建立和早期話劇的成形。在長江中下游,革命文明戲劇團的巡回演出更將文明戲深入普及到了二三線城鎮,擴大了文明戲的社會基礎,培養了觀眾市場和從業者群體,促進了文明戲的市場化和職業化。(雖然文明戲也因此受商業因素侵擾,但另一方面也為使革命結束后文明戲繼續生存,在政治之外獲得更多文學獨立性成為可能。)任天知主持的“進化團”帶著《黃金赤血》《共和萬歲》《黃鶴樓》等革命劇目,不僅在上海演出反響強烈,在南京、九江、蕪湖等長江沿江城鎮的巡演也相當成功。近年汪鳳霞發現了南社文人聯合春柳社及張堰地方劇團,在張堰鎮組織文明戲演出的紀錄,亦可見文明戲通過革命文人在地方上的影響和發展程度。(此外珠江流域也有兼演革命粵劇和文明戲革命戲班“志士班”。葉曙明.辛亥前后廣州的戲劇和電影南方報業新聞[N].南方都市報,2011-09-27.)以往人們只重視在革命宣傳方面的意義,而未意識到革命派的這類文字的這種廣泛的傳播和普及,尤其是深入到社會民眾和學堂,對這一時代民眾的文體習慣和文體觀念產生了潛移默化的轉移,實際為近代文學革新占領了文學陣地。質變以量變為基礎。俗語體的應用,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對傳統文學正宗文體的修正,小說和戲劇社會地位的提高,近代文學的所有這些方面的量變,在五四新文學之前,是革命派文學在實現著。

 

　　(二)革命派文學對文學的精神內質的解放

 

　　除了在外在文體形式的有限改良革新,革命文學還用更多的激情、靈感和個性的投入,在近代文學的精神內質上也帶來解放。革命派文學更為主張個性抒發,要求體現真性情,有更多源于民主革命思想的對個人權利的初步覺醒。革命派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把近代文學從僵化的程式的文學轉向人的文學。

 

　　例如,不同于改良派只出于某些有意的工具性目的進行詩界革命,革命派詩歌形式的改良是他們革命精神和意志的自然外化。胡樸安為《南社詩集》作序,稱革命派詩歌中不守聲律之現象為“草澤文學”:“于思想言,為革命之先驅,有驟然不可抵擋之勢;于文藝言,開解放之先路,有肆然不受拘束之情形。”

 

　　他以烈士寧調元與周實的詩為代表,認為他們對詩歌形式的突破是自然泄發:“太一才氣奔放,而學有根底,滿腔熱血,化作文字,隨處泄發,故其所作,異于時流。其詩以縉紳定字學論之,或議其粗豪,或議其無律,而不知其固草澤文學本色也”。出于激情,發自本心,所以外在的形式問題,并不需要刻意強調和強求。

 

　　做為近代知識份子的普遍修養和習慣表達方式,晚清革命者大多都有詩歌創作,很多人并沒有刻意要寫什么“詩界革命”的詩,但革命派文學流傳最廣的作品,大抵勝在既情懷慷慨,動人心魄,又出語自然,通暢易懂。這種富有激情的“草澤文學”,是革命文學最值得珍視的成就,是它獲得讀者的主要基礎。正如曹聚仁描述革命社團南社時說,“南社的詩文,活潑淋漓,有少壯氣,在暗示中華民族的更生。那時年青人愛讀南社詩文,就因為她是前進的,革命的富于民族意識的。我們紀念南社,也就是紀念富于革命性的少壯文藝”。

 

　　再如,在革命激情之外,革命派文學還注重個人性情和體驗。蘇曼殊將詩人分成了“國家詩人”與“靈界詩翁”兩大類。他說的國家詩人就是莎士比亞這樣的作家,以批判性地反映社會現實、民生疾苦為文學內容的現實主義文學家,而靈界詩翁則是以拜倫、雪萊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詩人,代表了重視表現個人性情和感觸的詩學追求:“衲常謂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師梨(雪萊)足以合義山、長吉。

 

　　而沙士比、彌爾頓、田尼孫以及美之郎弗勞諸子,只可與杜甫爭高下,此其所以為國家詩人,非所語于靈界詩翁也。”而革命派文學中的國家詩人,也不忘激情洋溢,其中的靈界詩翁,革命同時就更富于個人感傷。蘇曼殊詩歌寫個人身世的感傷和情愛掙扎,纏綿悱惻又清新靈動,正是“靈界詩翁”型的革命派詩人代表。與之類似的情況是蘇曼殊的小說,大多都是第一人稱的纏綿悱惻的愛情悲劇,寫相愛的青年因為種種原因不能結合的痛苦,結局往往是人物的死亡或出家。這一類愛情小說主人公都是思想正直、傾向進步的青年,故事時代背景的表述和品評也是有排滿和革命話語的,也是革命文學的一個組成,同時又充斥革命青年自憐自戀的時代感傷,很受歡迎。正是因為這種個人化的性情寫作,使蘇曼殊小說有他的“真氣和風致”,也使蘇式小說突破了傳統章回小說的故事結構,形成以個人為主線,以大量的自述心理描寫以及抒情描寫為風格的一種浪漫抒情小說,并影響了五四新文學中郁達夫等人的小說創作。

 

　　總之,與革命派文學在文體形式上外在的有限改良相比,他們對文學內質的解放顯得格外重要,并因此與新文學有了不可割裂的血脈聯系,也是革命派文學超越改良派的又一內容。

 

　　(三)革命政論和學術文對近現代中文思維方式和表達能力的豐富和提升

 

　　革命派文學中的散文,應該包括學術文和政論、宣傳讀物等,其中的學術文,主要是指國粹思潮中的研究國學的文章,以章太炎及國學保存會成員為代表。與改良派附會今文經學的維新學說相比,革命派國粹思潮中的國學學術文對傳統文化有更多史學的立場,他們的學術成果在破除舊文學迷信,梳理文學史和文字史,發展近現代中國文字的思辨和表達能力等方面都貢獻良多,因而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文化準備。

 

　　事實上,近代國粹思潮以復古的方式間接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章太炎的部分弟子如錢玄同、魯迅等是日后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也正是在章太炎式的國學學術文以及嚴復的西學名著譯文的基礎上,民國初年出現了章士釗為代表的一種稱為邏輯文的文言政論。胡適說:“章士釗一派是從嚴復、章炳麟兩派變化出來的,他們注重論理,注重文法,既能謹嚴,又頗能委婉,頗可以補救梁派的缺點。”

 

　　“大家不知不覺的造成一種修飾的、謹嚴的、邏輯的有時不免掉書袋的政論文學”。這種邏輯文雖然仍然是古文的形式,但有傳統古文所沒有的慎密的邏輯思維和分析能力,胡適稱之為歐化的古文。邏輯文“傳輸的現代民主思想和西方邏輯思維方式對國人,包括文學家們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14年章士釗創辦《甲寅》,使這種邏輯文成為一時流行文風,以甲寅為中心聚集的一批作者,錢基博說:“士釗始為《甲寅雜志》于日本,以文會友,獲二子焉:一直隸李大釗,一安徽高一涵也。皆摩士釗所為文。”

 

　　正是甲寅派作家群中的很多人,包括陳獨秀、吳稚暉、楊昌濟、李大釗、高一涵、胡適、易白沙、李寅恭、劉叔雅等,后來成為《新青年》的作者群,是新文化運動的理論貢獻者。可見受到提升的中文的邏輯思維力和表現力,后來成為現代白話理論性文字的內核,新文化運動的理論也受助于此。

 

　　總之,對五四文學來說,革命派文學中的學術文,雖然是文言,但它促進近現代中國語言的邏輯思維和理性分析能力,是章士釗邏輯文以及新文化運動中的理論文字的先聲,有人認為對新文學中的一種散文類型—學者散文也有影響。

 

　　革命派文學的文學革新意義還有很多方面,對近現代文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立體的,例如,革命文人中還有很多職業文人,是近代作家的職業化和文學商業化的早期實踐者,是近代通俗小說和文明戲的重要作者群,對現代文學的生存方式有重大影響。又如,革命文學社團南社及其周邊各種文化社團,上承中國幾復結社傳統,外承西方社團風習,開創了有組織有綱領有固定出版物的近代文學和文化社團形式,“略似前輩詩文雅集,而含歐美茶會之風。”(陳去病《神交社例言》)雖然南社的雅集等行為仍有相當濃重傳統色彩,但社員入社有入社書,定期集會,社團有自己的文學理想和價值觀,有共同的綱領,有堅持了相當長久的社刊,社內組織管理也大體上遵循了民主選舉制度,于新文化運動后的新文學社團不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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