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英雙語者道歉言語行為中的“語用反向遷移”實證研究

　　本文通過DCT測試卷，調查了在校大學生漢英雙語者道歉言語行為的實施情況，發現其母語漢語確實受到其二語英語的影響，證實了英語向漢語的語用反向遷移的存在。但在具體的道歉模式和策略項目中，這種反向遷移表現得并不均衡。同時由于語言結構類型的距離和語用規范的差異，漢英兩種語言之間的中介文化風格尚未形成。

　　《語言教育》的辦刊宗旨是：以英語為主、其他語種為輔，開展語言和語言教育領域的學術研究，關注語言教育領域的宏觀戰略、策略問題和微觀教學法的研究，促進各語種教育教學和科學研究的交流與發展。讀者對象：語言教育工作者、研究者和廣大碩士、博士研究生等。

　　一、引言

　　道歉是人際交往中最常見的交際行為之一。當某人的某個言行事實上或潛在地對他人構成了某種程度的妨害，并有可能損害雙方的和諧關系時，就需要運用道歉來予以彌補。同時，“在決定實行一個言語上的道歉時，S(說話者)愿意在某種程度上讓自己蒙受羞辱，并為妨害行為承認錯誤和責任”，因而“道歉行為對H(受話者)來說具有面子保留性(face-saving)，并對S具有面子威脅性(face-threatening)”(Olshtain，1989：155)。由于道歉涉及“面子問題”(face-work)，反映了特定社會中復雜的人際關系，因而各種語言都為道歉言語行為提供了一整套行為策略和模式。

　　由Blum-Kulka et al(1989)主持的“跨文化言語行為實現項目”(CCSARP)，以請求和道歉這兩種“面子威脅性”言語行為為例，針對英語、法語、德語、希伯來語等4種西方語言進行了大規模的跨文化調查和對比研究。其中，Olshtain(1989：171)在對道歉數據的跨文化分析中發現，這4種語言在一般道歉策略的使用方面高度相似。

　　然而，不同社會的文化距離以及語言本身的類型學距離的存在，也造成了不同語言之間在道歉策略和模式方面的跨文化差異，因而二語學習者在道歉言語行為中的語用遷移也在所難免。例如，國內關于漢英道歉言語行為的對比研究發現，兩種語言之間既有共性，也有差異(如：黃永紅，2001;李志君、秦傲松，2005;李燕，2006;易蘭、文舉，2013)。在語用遷移方面，姜占好(2004)、王紅等(2008)先后在中國大學生的英語道歉策略中發現存在一定程度的母語對英語的影響。

　　不過，對于中國外語學習者的道歉言語行為中可能存在的外語對母語的語用反向遷移現象，卻尚未引起人們的重視。在語用反向遷移研究方面，目前僅有恭維語回應如：(黎娜，2005;康燦輝，2008)、請求如：(范燕妮、李柏令，2011;李瓊、李柏令，2012;原坤陽，2012)、拒絕(張姝，2009;孫姬州、李柏令，2014)等少量的幾種言語行為得到了關注，而針對道歉的相關研究尚未展開。

　　事實上，隨著英語的普及，漢語的道歉語已經明顯地受到了影響。在日常生活中，常可發現在不少人(尤其是一些年輕人)的道歉用語中出現了語碼混雜的現象，即在漢語語境中直接用英語的“sorry”代替漢語的“對不起”，如“sorry，你沒事吧?”這一現象也已得到相關調查(王燕、徐慧，2006)的初步證實。相比之下，在其他言語行為中出現類似情況的則仍然較為少見。由此可見，道歉言語行為可能更容易受到英語影響而出現語用反向遷移，因而也是語用反向遷移研究中一個更不容忽視的領域。

　　語用反向遷移是雙向的語用遷移的一部分。隨著二語學習者二語水平的提高，其頭腦中的兩種語言之間的雙向互動有可能導致學習者的兩種語言的語用行為趨向一致，從而融合形成一種獨特的中介文化樣式，它既不同于母語語用規范，也不同于目的語語用規范。據此，Blum-Kulka(1990)提出了“中介文化風格假說”(intercultural Style Hypothesis)，將這種獨特的中介文化樣式稱為“中介文化風格”。而Cenoz(2003：62～80)在針對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英語學習者的請求言語行為的研究則進一步證實，中介文化風格不僅在二語學習環境(即目的語環境)中存在，也可能在外語學習環境(即母語環境)中存在。

　　近年來，國內針對“中介文化風格”在外語學習環境中是否存在的相關研究，如范燕妮、李柏令(2011)、李瓊、李柏令(2012)、原坤陽(2012)針對英語學習者請求言語行為的調查，均顯示語用反向遷移確實存在，而“中介文化風格”在總體上尚未形成，或者雖有形成的趨勢，但尚不夠典型或顯著。

　　鑒于英語對漢語的影響在道歉方面已經有一些很明顯的體現，我們設想，在道歉言語行為中，不僅語用反向遷移存在，而且“中介文化風格”也可能已經形成。為了驗證這一設想，我們開展了本研究。

　　二、本研究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對象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在校大學生，共計40名，并根據其是否來自英語專業分為英語專業組(實驗組，n=20)和非英語專業組(對照組，n=20)。英語專業組被試的英語水平至少為專業英語4級，非英語專業組被試的英語水平至高達到大學英語4級。

　　調查工具為“話語補全測試”(DCT)，包含影響道歉言語行為的3個語境制約因素(社會權勢、社會距離、冒犯程度)的10個情境。我們參考了Olshtain(1989：172～173)在CCSARP中所設計的7個情境，并根據調查對象的特點，增加了“弄壞好朋友的照相機”以及“同學間踢球發生碰撞”等貼合學生生活的情境，最終形成本調查所使用的測試卷。

　　測試卷分為內容相同的漢英兩個版本。非英語專業組被試只完成漢語卷，英語專業組被試則需完成漢語和英語兩份測試卷。

　　兩組的漢語卷將用來對比被試在用漢語實施道歉言語行為時，其實施方式是否展現差異;若展現差異，則表明英語專業組中存在語用反向遷移。英語專業組的漢英兩份測試卷將用來對比被試在分別使用漢語和英語實施道歉言語行為時，其實施方式是否展現差異;若沒有差異，則表明英語專業組中已形成“中介文化風格”。

　　(二)調查結果分析

　　道歉言語行為可以從多個維度加以考察，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圍繞道歉詞語使用模式、語氣詞、道歉策略等3個要素進行分析討論。

　　1.道歉詞語使用模式

　　Vollmer&Olshtain(1989：197～217)在Olshtain&Cohen(1983)的基礎上將道歉策略歸納為8種，第一種為“示意語力指明手段”(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IFID)，即使用“對不起”“抱歉”等習慣性的、比較固定的道歉詞語明確地表示道歉(以下簡稱“直接道歉”)。一般來說，道歉詞語的使用是各種語言中最高頻的，但不同語言的道歉詞語使用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差異。

　　本文考察的“道歉詞語使用模式”分為單一式(單用一個道歉詞語)和組合式(連用兩個道歉詞語或重復使用同一個道歉詞語)兩種。在漢語中，既可以使用單一式，也可以通過組合式來增強道歉的語氣，如：“對不起，不好意思哦”“對不起，對不起”等。英語中則不存在這種現象，一般是通過使用副詞等其他手段來達到這一效果，如“very sorry”“Im so sorry”等。這樣就產生了漢語和英語在道歉詞語使用模式上的差異。

　　本研究被試的具體使用情況如表1所示。

　　表1a：兩組漢語和英語道歉詞語使用模式對照

　　模式∕組別非英語專業組

　　漢語(n=97)英語專業組

　　漢語(n=102)英語(n=124)

　　單一式93%87%96%

　　組合式7%13%4%

　　表1b：兩組漢語和英語道歉詞語使用模式差異卡方檢驗

　　檢驗分組/模式單一式組合式

　　非英語專業組/英語專業組漢語P=0.383P=0.044*

　　英語專業組漢語/英語P=0.345P=0.048*

　　從表1a中可見，在單一式的使用頻率中，從非英語專業組漢語(93%)到英語專業組漢語(87%)再到英語專業組英語(96%)呈現一個先降后升的趨勢。但通過兩兩卡方檢驗(見表1b)卻可以發現，“非英語專業組/英語專業組漢語”和“英語專業組漢語/英語”這兩組的P值分別為0.383和0.345(p>0.05)，顯示非英語專業組和英語專業組的漢語之間，以及英語專業組漢語和英語之間均沒有顯著性差異，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

　　在組合式的使用(見表1a)中，從非英語專業組漢語(7%)到英語專業組漢語(13%)再到英語專業組英語(4%)相應地出現了與單一式相反的先升后降的趨勢。通過兩兩卡方檢驗(見表1b)發現，“非英語專業組/英語專業組漢語”和“英語專業組漢語/英語”兩組的P值分別為0.044和0.048(p<0.05)，顯示非英語專業組和英語專業組的漢語之間，以及英語專業組的漢語和英語之間均存在顯著性差異，說明英語專業組的漢語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語用反向遷移，但該組的漢語和英語之間還未形成中介文化風格。

　　2.語氣詞

　　漢語中存在豐富的語氣詞，可以用來作為緩和或者加強語氣的手段。而英語中不存在語氣詞，一般可以通過詞匯(如副詞)或語法(如動詞的形態變化)等手段來起到相同的作用。語氣詞有3種使用模式，一是僅出現在道歉詞語后面，二是僅出現在其他成分后面，三是在各個成分后面反復出現，如“不好意思哦，你沒事吧?”。本次調查的語氣詞使用情況如表2所示。

　　表2：兩組漢語和英語語氣詞使用情況對比

　　分組非英語專業組

　　漢語英語專業組

　　漢語英語

　　百分比15%3%0%

　　兩兩卡方檢驗P=0.026*

　　P=0.014*

　　從表2中我們不難發現，英語專業組漢語的語氣詞使用率僅為3%，與非英語專業組漢語(15%)的差異極為明顯，使用量大為減少。而且，卡方檢驗所得P值也呈現出顯著性差異，即0.026(p<0.05)。這無疑說明，英語專業組的漢語出現了明顯的語用反向遷移。

　　另一方面，英語專業組的英語中沒有出現語氣詞，與該組的漢語也存在明顯的差異。卡方檢驗所得P值為0.014(p<0.05)，也表明兩組在語氣詞使用上存在顯著性差異，提示中介文化風格尚未形成。

　　3.道歉策略

　　上文提到，Vollmer & Olshtain(1989：197～217)將道歉策略歸納為8種，即：①“示意語力指明手段”(即“直接道歉”);②表達說話者對冒犯所擔負的責任;③對造成冒犯的原因進行解釋和說明;④提供補償;⑤保證克制;⑥道歉強化;⑦表達對受害人的關心;⑧減輕責任。這一分類基本能夠涵蓋人們在道歉時會采用的策略，因此本文也將據此進行分析。同時，我們也將引用Olshtain(1989：164)關于英語的調查數據作為“英語參照組”，以反映各種策略使用情況在不同組別之間的變化趨勢。本研究中被試道歉策略的使用情況如表3a、圖1所示。

　　表3a：道歉策略使用情況比較

　　道歉策略非英語專業組漢語英語專業組英語參照組

　　漢語英語

　　①直接道歉65%68%83%75%

　　②擔負責任10%4%15%71%

　　③解釋和說明27%26%28%4%

　　④提供補償15%17%21%12%

　　⑤保證克制3%1%4%0

　　⑥強化5%9%11%24%

　　⑦表達關心11%7%13%5%

　　⑧減輕責任17%14%13%8%

　　圖1：道歉策略在各組別間的變化趨勢

　　從表3a和圖1可見，在四組中，①直接道歉、③解釋和說明、④提供補償、⑤保證克制、⑦表達關心、⑧減輕責任等策略的使用情況十分相似，起伏較小。而且，卡方檢驗(見表3b)也顯示，“非英語專業組/英語專業組漢語”之間和“英語專業組漢語/英語”之間的P值均大于0.05(p>0.05)，因而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在②擔負責任和⑥強化策略的使用中，則呈現出較大的波動。其中，在②擔負責任這一策略中，被試的3組數據差異較小，但與參照組差異較大。經卡方檢驗(表3b)，“非英語專業組/英語專業組漢語”和“英語專業組漢語/英語”測得的p值分別為0.469(p>0.05)和0.049(p<0.05)，顯示英語專業組的漢語中語用反向遷移沒有產生，而英語專業組的漢語和英語之間，中介文化風格也尚未形成。而在⑥強化這一策略中，“非英語專業組/英語專業組漢語”和“英語專業組漢語/英語”測得的p值分別為0.020(p<0.05)和0.000(p<0.05)，顯示兩者均存在顯著性差異，說明英語專業組的漢語中語用反向遷移已經產生，但英語專業組的漢語和英語之間，中介文化風格還沒有形成。

　　表3b：兩組漢語和英語道歉策略使用情況差異卡方檢驗

　　分組① 直接道歉② 擔負責任③ 解釋和說明④ 提供補償⑤ 保證克制⑥ 強化⑦ 表達關心⑧ 減輕責任

　　非英語專業組/英語專業組漢語P=0.539P=0.469P=0.638P=0.805P=0.595P=0.020*P=0.211P=0.912

　　英語專業組

　　漢語/英語P=0.416P=0.049*P=0.719P=0.815P=0.357P=0.000*P=0.381P=0.280

　　總之，就以上8種策略的總體情況看，僅在⑥強化策略方面產生了語用反向遷移。至于中介文化風格，則在任何方面都沒有形成。

　　三、討論和總結

　　通過上述調查分析，我們可以從下列3個方面展開討論。

　　首先，中介文化風格是語用反向遷移和正向遷移共同作用、雙向互動的產物，因而語用反向遷移的產生是中介文化風格形成的前提。語用反向遷移產生的證據是英語專業組(實驗組)和非英語專業組(對照組)的漢語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而中介文化風格形成的證據則是實驗組的兩種語言(漢語和英語)之間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但在以上的數據分析中，我們發現在某些項目(即單一式道歉詞語使用模式和直接道歉等6種道歉策略)中，3組被試的數據通過兩兩檢驗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從這一結果中，我們既無法認定英語專業組的漢語中沒有出現語用反向遷移，也無法認定該組的漢語和英語之間形成了中介文化風格。我們可以將這三者的一致性歸因于漢語和英語之間本身的相似性，因而基本不存在語用反向遷移和中介文化風格的問題。

　　其次，我們還發現，在漢語和英語差異較大的項目中，英語專業組被試的漢語中，有的確實已產生語用反向遷移(如道歉詞語的組合式、語氣詞、強化策略)，也有的尚未產生語用反向遷移(如擔負責任策略)，反映了語用反向遷移產生的不平衡性，即有的項目較容易產生而有的項目不容易產生。

　　在產生了語用反向遷移的3個方面中，具體的表現及其產生原因也不盡相同。調查發現，英語專業組的漢語語氣詞使用頻率與對照組相比大為下降，而英語專業組的漢語強化策略的使用頻率也比對照組有所上升，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向英語規范靠攏的趨勢，顯示語用反向遷移已經產生。

　　另一方面，在道歉詞語的組合式使用方面，英語專業組和對照組的漢語之間確實存在顯著性差異，可以認為語用反向遷移已經產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這種差異的具體表現是英語專業組的使用頻率(13%)反而比對照組(7%)上升，而不是呈下降趨勢并向英語規范靠攏;反倒是該組的英語表現(4%)與對照組的漢語表現(7%)大體一致，出現了向漢語“回歸”的趨勢。從被試使用漢語組合式的心理動因來分析，這可能是因為，長期而集中的英語學習，使被試的心理詞匯中擁有了更加豐富的道歉詞語選項，而且漢英兩種語言經常處于激活狀態;由于漢語是允許使用組合式的語言，并以組合式作為強化道歉語氣的手段之一，一旦被試需要使用強化策略時，便充分使用組合式，以至于組合式的使用率比對照組還要高。而被試在強化策略方面的上升趨勢也可以間接地證明這一點。由此可見，這種現象仍然是語用反向遷移的一種表現。事實上，被試的英語中出現的組合式，一方面可以視為從母語向英語的正向遷移的證據，另一方面也間接證明了被試的心理詞匯中道歉詞語確實比較豐富并處于激活狀態。

　　再次，在以上產生語用反向遷移的項目中，通過英語專業組被試的漢語和英語表現的對比考察，均顯示中介文化風格尚未形成。其原因可以從語言結構類型距離和語用規范差異兩個角度來考察。一是語言結構的差異。在語氣詞方面，由于漢語和英語截然不同，雖然英語學習者的漢語可以減少語氣詞的使用而向英語靠攏(語用反向遷移)，卻很難將母語中的語氣詞遷移到英語中(正向遷移)，兩種語言之間無法產生雙向的互動，因此難以形成中介文化風格。當然，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可能出現帶有語氣詞的類似“新加坡英語”的現象，而這一條件在中國不存在。在道歉詞語的組合式方面，漢語允許組合式，而英語不允許組合式，這種差異也阻礙著被試最終將兩種規范融合為一。二是語用規范的差異。我們從英語參照組(Olshtain，1989：164)可以看到，英語中使用強化策略高達24%，而非英語專業組(對照組)則僅為5%，兩者差異巨大，因而中介文化風格的形成尚需時日。

　　綜上所述，在英語水平較高的漢英雙語者人群的漢語道歉言語行為中，確實存在英語向漢語的語用反向遷移，這也證實了道歉言語行為與其他言語行為一樣也可能發生語用反向遷移。同時，在具體的道歉模式和策略項目中，英語對漢語影響的分布并不均衡，語用反向遷移的具體表現、產生機制和心理動因也不盡相同。至于學習者的漢語和英語之間的中介文化風格，在我們考察的所有項目中，雖有一定的形成趨勢，但并沒有最終形成，其原因則與語言結構類型的距離和語用規范的差異有關。

　　(本文系201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漢英雙語者請求行為表現的多元語言能力雙向研究”[項目批號：10BYY025]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范燕妮，李柏令.漢英雙語者請求言語行為的“中介文化風格”

　　實證研究[J].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11，(11).

　　[2]黃永紅.對言語行為—道歉的跨文化研究[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

　　學報，2001，(5).

　　[3]姜占好.中澳大學生英語道歉策略的對比研究[J].外語研究，

　　2004，(2).

　　[4]康燦輝.對比分析英語專業和非英語專業大學生對漢語贊美語的回

　　應——語用遷移的實證研究[J].懷化學院學報，2008，(1).

　　[5]黎娜.英語學習者恭維應答語：謙虛還是贊同——語用上的“外

　　借遷移”[J].咸寧學院學報，2005，(2).

　　[6]李瓊，李柏令.論語言學習環境對中介文化風格形成的影響[J].

　　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12，(36).

　　[7]李燕.中美大學生道歉策略對比研究[J].醫學教育探索，2006，

　　(4).

　　[8]李志君，秦傲松.漢英道歉策略對比研究[J].外國語言文學，

　　2005，(2).

　　[9]孫姬州，李柏令.中國韓語學習者的韓語對其母語拒絕言語行為

　　的影響研究[J].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14，(12).

　　[10]王紅，曾濟民，李進.中國英語學習者道歉策略語用遷移的DCT

　　研究[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08，(4).

　　[11]王燕，徐慧.現代漢語道歉言語行為策略研究[J].現代語文

　　(語言研究版)，2006，(11).

　　[12]易蘭，文舉.不同語言及不同策略：道歉語中的語用策略[J].

　　黑龍江高教研究，2013，(8).

　　[13]原坤陽.漢英雙語者請求行為的中介文化風格研究[D].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14]張姝.英語專業學生在漢語語境下的拒絕語使用情況——一項

　　關于二語對一語影響的調查[D].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15]Cenoz，J.The Intercultural Style Hypothesis L1 and

　　L2 interaction in requesting behavior[A].In V.Cook(eds.).Effect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on the First[C].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2003.

　　[16]Blum-Kulka，S.You dont touch lettuce with your fingers：

　　Parental politeness in family discourse[J].Journal of Pragmatics，1990，(14).

　　[17]Blum-Kulka，S，House，J.&Kasper，G.Cross cultural

　　Pragmatics：Requests and Apologies[M].Norwood，NJ：Ablex，1989.

　　[18]Olshtain，E.&Cohen，A.D.Apology：A speech act set[A].

　　In N.Wolfson & E.Judd(Eds.).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C].Rowley，MA：Newbury House，1983.

　　[19]Olshtain，E.Apologies Across Languages[A].In S.Blum-Kulka，

　　J.House&G.Kasper(eds.).Cross cultural Pragmatics：Requests and Apologies[C].Norwood，NJ：Ablex，1989.

　　[20]Vollmer，H.J.& Olshtain，E.The Language of Apologies in

　　German[A].In S.Blum-Kulka，J.House & G.Kasper(eds.).Cross cultural Pragmatics：Requests and Apologies[C].Norwood，NJ：Ablex，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