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薄弱學校改造與建設政策梳理

　　摘 要: 改革開放以來，面對不同時期學校教育發展的形勢與需求，薄弱學校改造政策在不斷調整中逐漸成熟，并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有力地促進了薄弱學校改造質量的提升。以中國政府網與薄弱學校有關的政策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薄弱學校改造政策的演變歷程可以分為探索階段( 1978― 1985 年) 、適應調整階段( 1986― 1999 年) 、規范建設階段( 2000― 2007 年) 、穩步發展階段( 2008― 2013 年) 、深化階段( 2014 年至今) 。有關政策也呈現了薄弱學校改造的重視程度由弱變強、薄弱學校改造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薄弱學校改造由注重硬件設施建設轉向內涵式發展和薄弱學校的發展模式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發展的特點。薄弱學校改造是一個長期且艱巨的過程，改造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等的薄弱學校，加強學校標準化建設，提升教育質量并非能一蹴而就的事情，還需要各級政府不懈努力。

　　本文源自河南科技學院學報 2021年 04期 《河南科技學院學報》是由河南省教育廳主管、河南科技學院主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刊物，國內統一刊號為CN41-1382/Z，國際標準刊號為ISSN1673-6060。主要刊登政治、哲學、經濟、法律、德育、文學、藝術以及理論研究、高等職教、農村職教、教育與經濟、職業指導、比較職教、教育管理、課程研究、教學研究、實踐教學等方面未曾發表過的學術論文。主要讀者對象為高校和科研單位的研究人員、職教管理及研究部門、各級各類職業學校的廣大師生。曾用刊名：中原職業技術教育;教學研究;河南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學報(職業教育版);河南職技師院學報(職業教育版);高等職業技術教育;高等農業專科教育。

　　關鍵詞: 薄弱學校; 義務教育; 基本辦學條件; 優質教育資源; 貧困地區

　　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是特定時期國家以法律形式頒布的有關提升薄弱學校質量的指導性文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致力于薄弱學校的改造，從提出減少薄弱學校數量為前期目標，合理調整學校布局，到借助優勢學校資源，以提升教育質量為重點，再到以促進公平為導向，進入全面改薄階段。薄弱學校改造關乎我國基礎教育公平發展的走向，本文通過梳理改革開放以來薄弱學校改造政策的演變歷程，分析其內在演變特征，以期為我國薄弱學校徹底改善提供建議。

　　一、改革開放 40 年薄弱學校改造的政策演變

　　1986 年 3 月國家教委頒發《關于在普及初中的地方改革初中招生辦法的通知》，首次出現“薄弱學校”的概念，并強調要切實加強薄弱初中建設[1]，為薄弱學校界定提供了線索和啟發。目前國內學者對于“薄弱學校”的定義都比較模糊，還沒有明確的界定。對于改革開放 40 年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法規的演變階段的劃分，既要考慮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法規發展的外部大環境，又要注重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法規演變的內在特點。綜合二者，研究將改革開放 40 年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法規的演變階段分為探索階段( 1978― 1985 年) 、適應調整階段( 1986― 1999 年) 、規范建設階段( 2000― 2007 年) 、穩步發展階段( 2008― 2013 年) 、深化階段( 2014 年至今) 五個階段。

　　( 一) 以改革開放為肇始: 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法規的探索階段( 1978― 1985 年)

　　此階段對“薄弱學校”這一概念界定還比較模糊，但與之相關的說法和舉措已經出現。1978 年 1 月教育部就發出了《關于辦好一批重點中小學試行方案》的通知，通知指出: “要切實辦好一批重點中小學，以提高中小學的教育質量，總結經驗。”[2]雖然這是一個重點校建設的通知，但也是對中小學改造與建設的開始，從此拉開了學校快速建設的序幕。為了更好落實這一方案， 1980 年 10 月教育部頒發的《關于分期分批辦好重點中學的決定》提出: “必須首先集中力量辦好一批條件較好的重點中學，把約 700 所首批重點中學辦成全國、全省、全地區第一流的、高質量的、有特色的、有良好學風的學校。”[3]《決定》出臺后，各地通過改善辦學條件、調整充實學校領導班子和教師隊伍、整頓校風校紀和校容等措施顯著地改善了學校面貌。“到 1981 年，全國共有重點中學 4 016 所，占當時全部中學的 3. 8% ; 重點小學( 不含上海) 5 271 所”[4]。對重點中小學的建設和關注的同時，也催生了相對薄弱學校的產生，如何對薄弱學校改造也開始了起步探索。

　　( 二) 以數量改善為前提: 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法規的適應調整階段( 1986― 1999 年)

　　薄弱學校問題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后期開始凸顯， 1986 年 3 月國家教委頒發的《關于在普及初中的地方改革初中招生辦法的通知》強調，“切實加強初中，特別是要加強薄弱初中的建設，這是順利進行初中招生辦法改革的重要條件”[1]，薄弱學校問題在教育部文件中得以體現。1986 年 4 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指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合理設置小學、初級中等學校，使兒童、少年就近入學”[5]。雖然在《義務教育法》中沒有明確提出“薄弱學校”一詞，但從側面反映出政府對合理設置中小學的重視，增加學校數量，就近入學，由此“薄弱學校”改造計劃在我國經濟發達的部分省份率先施行。1987 年廣東省廣州市教育局開始了為期7 年的“薄弱學校改造工程”課題研究，徹底改變全市 25 所薄弱初中的整體面貌[6]。1993 年 2 月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教育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必須堅持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7]。《綱要》強調教育的重要地位，并重點突出提升辦學的質量。1995 年 6 月國家教委出臺《關于印發加強薄弱普通高級中學建設的十項措施( 試行) 的通知》提出，“由于多種原因，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一些基礎相對薄弱的普通高級中學”，“要有計劃、有步驟、分期分批地幫助薄弱高中改善辦學條件”[8]。由此，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開始著重改善薄弱學校的高中階段教育。北京市在 1996 年制定了《加強基礎薄弱學校建設工作管理辦法》提出: “力爭用三至五年時間使基礎薄弱學校的辦學條件得到明顯改善，教育教學質量有較大提高。”[9]至此，各地開始推動基礎薄弱學校建設的步伐。1997 年天津市在全市開展“治理薄弱學校”的調查研究，把薄弱學校改造和學校辦學體制相掛鉤，縮小校級差距，提升教育質量[10]。同年，江蘇省也實施了 “改造義務教育階段薄弱學校行動計劃”，調整學校布局，改革辦學體制[11]。1998 年 11 月教育部頒布的《關于加強大中城市薄弱學校建設，辦好義務教育階段每一所學校的若干意見》指出，“近年來，各地在實施義務教育的過程中，加強了薄弱學校的建設，采取了許多有效措施，一批薄弱學校改變了面貌，加強薄弱學校的建設已經取得階段性的顯著成效”，“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徹底改變薄弱學校的面貌，仍需艱苦的努力”[12]。《意見》表明國家對薄弱學校改造很有信心，并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效，這對如何開展下一步工作提供了經驗。 1999 年 6 月 13 日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提出: “各地要從實際出發，改造薄弱學校，提高義務教育階段的整體辦學水平。”[13]《決定》出臺后，國家加強扶貧工程建設，加大對老、少、邊、窮地區的教育對口支援。教育部從軟件和硬件設施上為薄弱學校改造提供政策支持并開展布局調整，同時也鼓勵地方政府加強對薄弱學校的投入力度，共同為薄弱學校改造與建設出力。

　　這一時期的改造重點是中學階段的薄弱學校改造。各發達地區開始進行薄弱學校改造的初探，成效顯著。

　　( 三) 以優質資源為依托: 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法規的規范建設階段( 2000― 2007 年)

　　這一階段是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法規的規范階段，為了推進薄弱學校改造，政府不斷出臺優惠政策，并開始大幅度向中西部地區和民族聚居區傾斜，從學校硬件設施建設和軟件設施建設兩方面加強薄弱學校改造的力度，提升薄弱學校的教學質量。教育部成立了專項督導組督導檢查情況，全面啟動的中小學“校校通”工程使得薄弱學校改造形成了一個聯系緊密的網絡，建立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重點學校與薄弱學校之間“手拉手”扶持制度，以先進地區的教育帶動落后地區的教育，薄弱學校改造制度走向了規范化階段，逐漸形成了政策體系。

　　2000 年教育部頒發的《關于在中小學普及信息技術教育的通知》提出: “要按照教育部提出的目標要求，因地制宜地制訂本地區本校信息技術教育設備配置標準和實現中小學‘校校通'的建設規劃，設備的配備要與未來技術的發展相銜接，建設規劃要與小城鎮的建設、學校布局結構調整和薄弱學校改造相結合，并充分發揮現有信息技術教育設備的作用。”[14]《通知》頒布后以信息化帶動教育的現代化，通過“校校通”工程改進薄弱學校的設備配置。2001 年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 “薄弱學校、國有企業所屬中小學和政府新建的學校等，在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的前提下，可以進行按民辦學校機制運行的改革試驗。”[15]《決定》出臺后，以公辦學校體制改革帶動薄弱學校改造是這個時期的一個特點，通過加強行政監督，推動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各盡其責共同加快建設薄弱學校，《決定》還強調了要繼續推行“校校通”工程，重點支持中西部貧困地區的信息技術教育。2005 年，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 “各縣( 市、區) 對本地辦學條件低于基本要求的薄弱學校，要制定限期改造計劃，集中力量加快薄弱學校改造進程，盡快使轄區內薄弱學校逐年減少。要充分發揮具有優質教育資源的公辦學校的輻射、帶動作用，采取與薄弱學校整合、重組、教育資源共享等方式，促進薄弱學校的改造。”[16]此《意見》通過撤點并校、加大經費投入等多項措施整合資源向薄弱地區、薄弱學校傾斜。在 2006 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的第四十五條提出: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在財政預算中將義務教育經費單列。縣級人民政府編制預算，除向農村地區學校和薄弱學校傾斜外，應當均衡安排義務教育經費。”[17]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強調各級政府要合理安排經費支出，在改造薄弱學校的同時要保障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2007 年國務院批轉《教育部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強調: “進一步加大薄弱學校改造力度，努力辦好每一所學校，使各學校辦學條件、經費、投 入 和 校 長、教師的配備及其待遇 大致均衡。”[18]《綱要》繼續提出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農村的政策傾斜，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資源，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

　　此階段國家出臺各項法令，要求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各盡其責共同加快薄弱學校建設，各級政府督導負責，依托優勢資源，加強對口支援，落實薄弱學校改造政策。

　　( 四) 以質量提升為重點: 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法規的穩步發展階段( 2008― 2013 年)

　　這一階段是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法規的穩步發展階段，國家和地方政府采取綜合措施、增強政策合力，加大改造力度，縮小薄弱學校與優質學校的差距，并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這一階段各地的薄弱學校改造都得到了質的提升，在信息化和科技化的帶動下，各地區薄弱學校的建設都取得了顯著成效，國家財政部也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偏遠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傾斜力度，提供專項建設資金，使得薄弱學校改造在這一階段得到了穩步發展。

　　此期我國出臺一系列政策，旨在縮小不同地區、不同學校的發展差距，以提升質量為重點。2008 年國務院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做好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工作的通知》指出: “要進一步擴大優質義務教育資源，逐步解決班額過大問題，加大城市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力度，縮小校際間差距。”[19]《通知》的出臺，是為了進一步強化政府對義務教育的保障責任，加快推進各地薄弱學校改造力度。《2009 年教育部工作要點》也強調: “均衡配置公共義務教育資源，加強薄弱學校建設，努力辦好每一所學校; 均衡配置教師資源，逐步推進校長和教師定期交流。”[20]教育部更加注重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2010 年教育部《關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提出: “要制定具體措施和辦法盡快提高農村和薄弱學校教學質量。要探索建立學校教育質量監測評價制度、教育質量目標管理制度和提高教育質量的保障機制。”[21]《意見》頒布后，國家將薄弱學校改造的重點轉向了農村和少數民族等偏遠地區，更加注重教育資源的合理均衡配置。2012 年財政部、教育部《關于實施農村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計劃的通知》提出: “薄弱學校改造計劃資金實行‘誰使用、誰負責'的責任追究機制，確保資金使用安全有效。”[22]《通知》的出臺，促使薄弱學校改造計劃要實現信息的公開透明，并通過建立督導責任制度落實改造政策。同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深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文件也提出，“深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著力提升農村學校和薄弱學校辦學水平，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努力實現所有適齡兒童少年‘上好學'”， “繼續實施農村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計劃和中西部農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積極推進節約型校園建設”[23]。《意見》強調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重要意義，推動薄弱學校改造向質的提升方面發展。2013 年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關于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的意見》強調，“覆蓋貧困地區，聚焦薄弱學校。從困難地方做起，從薄弱環節入手，主要面向農村，立足改善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不得將教育資金資源向少數優質學校集中”，“中央通過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適當調整薄弱學校改造計劃、繼續實施初中改造工程等措施，加大項目統籌與經費投入力度，按照‘總量控制、突出重點、動態調整、包干使用'的原則，對中西部貧困地區和東部部分困難地區改善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予以傾斜支持”[24]。《意見》體現出自國家提出薄弱學校計劃之后，取得了成效，但依舊不能松懈，主要面向農村地區，加大政策傾斜力度。

　　這一階段我國的政策旨在縮小不同地區差距，實現均衡發展，以質量提升為重點; 由注重硬件設施向注重軟硬件設施相結合，深入改進薄弱學校。

　　( 五) 以促進公平為導向: 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法規的深化階段( 2014 年至今)

　　2014 年以后，薄弱學校改造基本進入了全面改薄階段。此期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目標是縮小不同地區、不同學校的發展差距，促進教育公平。2014 年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關于制定《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實施方案的通知》提出，“只有根據實際制定出科學可行的‘全面改薄'實施方案，才能使‘全面改薄'有案可查，有章可循，才能做好各項工作的總體部署和合理安排，才能實現各級財政資金的統籌使用，真正做到可操作、可落實、可檢查”[25]。 “針對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的缺口，‘缺什么補什么'，實事求是地提出‘全面改薄'的總體和年度工作目標，保基本，補短板，改善基本辦學條件，保證辦學的正常運轉，縮小校際差距，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25]。《通知》的出臺體現出國家對“全面改薄” 的高度重視，由此拉開了“全面改薄”的序幕，也是切實落實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關于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的意見》的保障，由此制定具體的實施方案，推進改薄的進展。2016 年 5 月國務院頒發的《關于加快中西部教育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 “兜住底線。堅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著力從中西部最困難的地方和最薄弱的環節做起，把提升最貧困地區教育供給能力、提高最困難人群受教育水平作為優先任務，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每個孩子受教育的權利。”[26] 此《意見》是根據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戰略，積極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發展水平的重要體現。同年 7 月國務院頒發的《關于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 “科學推進城鄉義務教育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27]此《意見》體現出國家改薄工作的不斷深化，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逐步達到標準化的建設目標。2017 年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 三 五”規 劃 的 通知》提出: “統籌利用好、布局好各類教育資源，突出保基本、補短 板、促 公 平，公 共 教 育 資 源 配 置 向 薄 弱 地區、薄弱學校、薄弱環節和困難人群傾斜，推動區域、城鄉協調發展，著力提高基本公共教育服務的覆蓋面和質量水平。”[28]《通知》強調了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必要性，注重均衡配置教育資源。2018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2018 ― 2022 年) 》，該《規劃》強調，“科學推進義務教育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推動優質學校輻射農村薄弱學校常態化，加強城鄉教師交流輪崗”[29]。《規劃》開始強調對教師質量需要提升，通過城鄉教師的交流輪崗，交換經驗，提升教學質量。同年 12 月國家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四十五條強調: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在財政預算中將義務教育經費單列。縣級人民政府編制預算，除向農村地區學校和薄弱學校傾斜外，應當均衡安排義務教育經費。”[30]《義務教育法》也強調推動優質學校向薄弱學校的輻射力度，加強對師資的培訓。2018 年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提出: “全面推進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工作，重點加強鄉鎮寄宿制學校和鄉村小規模學校建設，確保所有義務教育學校達到基本辦學條件。實施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在貧困地區優先實施教育信息化 2. 0 行動計劃，加強學校網絡教學環境建設，共享優質教育資源。”[31]《指導意見》從扶貧角度要求全面推進貧困地區的薄弱學校改造，由每個學校上升到國家政府層面。

　　這一系列文件的出臺，旨在加快薄弱學校建設，更加重視農村、少數民族等偏遠地區的學校問題，縮小城鄉差距，從而促進義務教育的優質均衡發展。在薄弱學校改造過程中，國家和各地方政府重視對教師工資的分配，考慮每位教師的待遇及生活問題，增強教師的責任感，鞏固落實城鄉義務教育教師工資制度。這一階段，在國家政策的引領下，各地根據政府政策法規開啟了全面改薄的進程，使得部分薄弱學校在辦學的硬件和軟件設施上都得到了提升，進一步向教育公平邁進。

　　二、薄弱學校改造政策演變的特征分析

　　我國薄弱學校的改革與發展，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特點和動因。不同時期的政策和制度，大致呈現出如下特點。

　　( 一) 薄弱學校改造的重視程度由弱變強

　　改革開放后，城市和鄉村都出現了與“重點學校” 相對應的“薄弱學校”，薄弱學校的出現與民眾渴望上好學的愿望相違背，為了發展和建設人才，縮小城鄉、校際差距，“薄弱學校”開始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重視和關注，政府的主體責任逐漸確立。正如 1999 年 6 月 13 日教育部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將“薄弱學校”改造這一項目納入素質教育，強調要深化教育改革，并成立專項督導組和評委會針對各地區的薄弱學校進行評估、審議，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一以貫之，發揮政策的導向作用，使得各地加以重視[13]。自“薄弱學校”這一概念提出之后，國家圍繞“薄弱學校”出臺各種政策，國內各專家學者也對“薄弱學校”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使“薄弱學校”成為大家關注的重點。

　　( 二) 薄弱學校改造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

　　在 20 世紀 90 年代末，隨著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各地區的教育水平差異顯著，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對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產生了阻礙。進入 21 世紀后，教育資源開始向貧困地區轉移，各級政府在國家教育政策的指引下，使每一所學校達到標準化、規范化的水準，加大對薄弱學校的經費投入和政策傾斜，薄弱學校的改造重心向農村地區轉移。正如 2007 年國務院批轉《教育部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的通知中強調，要進行對口扶貧，充分發揮公立學校的優勢，將公立學校的體制優勢與薄弱學校相結合，以優質資源為依托，大幅度向中西部地區和民族聚居區傾斜，并實施“校校通”“村村通”工程，充分發揮優質資源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在優質學校和薄弱學校之間架構了橋梁，在相互交流和幫扶中不斷改進，政策中強調合理配置資源，農村各學校要因地制宜，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幫扶方案，各級政府督導負責，加強對口支援，落實薄弱學校改造政策[18]。這一時期的政策由之前的國家統一管理模式，將權力下放到各級行政管理部門，簡政放權，實現分級管理、分級負責，共同努力，從而使得管理模式更加合理化、規范化。將之前在經濟發達地區出現的問題在農村“改薄”過程中加以避免，以求縮小差距，學校改造重心的轉移為偏遠農村地區的學生接受良好的教育提供了保障。通過鄉土文化的后發優勢，從已有的優質學校中汲取經驗，激發薄弱學校自主發展的潛力。

　　( 三) 薄弱學校改造由注重硬件設施建設轉向內涵式發展

　　隨著一系列改造活動，部分薄弱學校建設取得了成效，硬件設施日益完善，辦學的規模也逐步擴大。但是教育理念和觀念滯后、課堂模式偏舊、教學效率較低等問題成為薄弱學校改造中急待解決的難題。加強薄弱學校的內涵建設成為這一時期追求的目標，在薄弱學校改造過程中，文化的薄弱是薄弱學校的根本問題所在，所以在改造過程中要因地制宜，發掘學校特色，構筑具有個性化的文化，不僅要關注顯性的文化，也要關心隱性文化建設，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全面發展。要提高教學的效率，建設高效課堂成了薄弱學校追求的目標，由內而外地推動薄弱學校的改造，使得薄弱學校改造向內涵式深入發展。正如 2010 年教育部《關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中所提到的，在對薄弱學校進行基礎設施標準化建設的同時要加強對薄弱學校的內涵式建設，加強校園文化、校園精神對學生潛移默化的作用[21]。“‘薄弱學校'的出現是我國義務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產物，這決定了我國的‘改薄'工作需要經歷較長的時間”[4]。只有進行城鄉改革，加強外部“硬件”投入和優質“軟件”資源的內生發展，才能真正擺脫薄弱的境地[4]。促進薄弱學校的改進應從“內在”到“內為”，推動薄弱學校的全面脫貧，實現薄弱學校的更好發展。

　　( 四) 薄弱學校的發展模式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發展

　　各地區在薄弱學校的實踐探索過程中，因地制宜，形成了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模式。上海市以“淞滬模式” 為典型，采用“集團化辦學”的方式，合理配置和共享優質資源，促進教育的均衡發展。北京市形成的“北京模式”是立足北京的地理位置優勢、整體規劃和發展，借助政府政策的主導作用改造薄弱學校，通過以名校辦分校形式擴大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促進薄弱學校從小學、初中到高中的標準化建設。湖北省形成的“湖北模式” 是在政府主導下，通過提升農村的師資隊伍建設，從軟件設施方面改造薄弱學校，主要解決農村師資力量不足、教學水平較低的問題，從而提升教學質量，改造薄弱學校。浙江省形成的“浙江模式”是利用雄厚的民間資本，通過“一校兩區”“中心校戰略”治理薄弱學校，從而達到優質資源共享和優質教育的普及化。這是我國現階段薄弱學校改造過程中形成的一些發展較完善的模式，因此這一時期的政策已經呈現個性化的特點。在 2018 年國家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強調各地都應借助國家政策的福利和地區優勢，推進各地薄弱學校改造的進程[30]。在既能保持本地區文化特色，又可以增強自身實力的情況下，借鑒各地區的優秀發展模式，提高薄弱學校教學質量，發揮獨特的社會文化影響，實現教育的優質均衡發展。

　　三、結語

　　薄弱學校改造是一個長期且艱巨的過程，改造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等的薄弱學校，加強學校標準化建設，提升教育質量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薄弱學校改造的相關政策是薄弱學校改革發展的方向和保障。改革開放以來，在相關政策的指導和驅動下，在各級政府的實施下，薄弱學校無論在硬件設施還是在軟件設施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黨和國家對薄弱學校改造的重視也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總之，在當前的改革過程中，社會各界在薄弱學校的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距促進義務教育的公平發展仍有一定的差距，需要我們不斷進行總結、反思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