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及歷史性變化

　　中美貿易戰拉開了中美關系轉型的序幕, 凸顯兩國之間矛盾不僅僅是利益之爭, 更是戰略之爭。中美關系首次面臨“壓艙石”失效甚至缺失的嚴峻挑戰, 未來能否“斗而不破”, 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方能否超越三個相互關聯又各不相同的陷阱。中美關系轉型從深層次上折射出逆全球化風潮、民粹主義思潮和多極化政治不穩定等世界發展趨勢, 其走向也將直接影響世界未來發展。中美競爭中對中國不利的因素正在增多, 如何穩妥駕馭雙邊關系, 維護國家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 將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面臨的最大考驗。

　　《國際貿易》(月刊)創刊于1982年，由中國商務出版社主辦。對外貿易專業刊物。宣傳和闡述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方針、政策、法規，研究和分析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國際市場趨勢動向。讀者對象為：對外經濟貿易主管和決策人員、業務人員、理論研究工作者及相關專業大專院校師生。

　　美國對華政策近來發生重大變化, 中美關系正在經歷兩國建交以來最為深刻的轉型。中美關系轉型伴隨著多方面風險和挑戰, 也反映世界發展的有關潮流和趨勢。分析中美關系變化的動因、性質和走勢, 認識中國外部環境的變化趨勢和可能面對的重大挑戰, 妥善運籌大國關系, 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面臨的重大課題, 對積極塑造良好外部環境, 維護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具有重要意義。

　　一、美國對華政策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

　　2018年6月15日, 美國特朗普政府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約5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的關稅。次日, 中國宣布對原產于美國的659項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正式展開大規模貿易戰, 并且都拉開架勢做好全面升級的準備, 這在和平時期的世界經濟史上還是第一次, 世界為之震動。中美貿易戰以如此震撼的方式開場, 體現的絕不僅僅是雙方經濟利益之爭的升級, 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美關系正在經歷自建交以來最為深刻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 中美貿易戰拉開了中美關系轉型的序幕。這種轉型的動因, 體現在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系列歷史性變化上。

　　第一, 美國朝野人士對華認知發生根本性變化。美國兩黨、左中右各派對華認知總體呈負面化一邊倒態勢, 其最重要的共識是:美國自中美建交以來對中國發展方向的基本判斷是錯誤的。[1]中國并未按照美國在過去數十年一直抱有的期望發展, 即隨著逐步融入美國和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 朝著西方期待的方向發展。[2]特朗普總統前戰略顧問班農對此表達得最為直白, 稱自從20世紀70年代兩國關系正常化以來, 美國精英們就一直相信一種錯誤的期待, 認為一旦中國變得更加富足、經濟得到發展, 民主狀況將得到相應改進。在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的克林頓總統任期內, 美國精英們相信, 通過遵循從二戰結束到蘇聯東歐陣營解體期間由美國及其盟國建立的國際架構和規則, 中國會逐步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于是美國花了很大努力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 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以此來幫助中國走向世界。班農認為實際情況恰好相反, 中國制定的發展目標與西方的預判背道而馳, “而今我們卻發現事實是相反的, 我們在過去二十年內看到的不過是個儒家重商主義專制模式”。[1]6月18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底特律經濟俱樂部”發表長篇演講, 攻擊中國是世界上“掠奪性最強的經濟體”, 稱中國談論“開放和全球化”就是個“笑話”。[2]

　　第二, 美國對華認知的負面化趨勢與戰略界對國際形勢主流看法的基調形成呼應。美國戰略界流行的觀點認為, 冷戰后一度出現的“大國禮讓”作為一種國際規范已成為過去, 大國競爭重新成為當今國際政治的主要準則。原因在于, 威權主義對手從未與西方自由主義秩序完全調和, 而只是迫于美國和西方的強勢地位勉強接受。現在中俄所代表的威權主義勢力正利用其相對有所增強的力量, 從東亞到中東和東歐的各個地緣政治關鍵性地區挑戰美國和西方的主導地位。由于受到挑戰的區域秩序是后冷戰體系的基礎, 這些國家實際上是在“自下而上”地顛覆后冷戰體系。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在各自地區推行的地緣“修正主義”, 使大國競爭日趨緊張激烈, 導致軍備競賽和安全困境等冷戰現象回歸, 也使圍繞國際秩序和全球規則的沖突加劇。盡管大國地緣政治斗爭還沒有達到20世紀那么劇烈的程度, 但世界正回歸大國沖突的歷史范式。美國對華政策需要進行戰略性而非策略性調整。[3]

　　第三, 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在主基調、戰略定位與策略方法上與上述美國對華認知變化趨勢是一致的。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及美國黨政軍情各部門隨后發布的其他文件, 均認定中國有能力、有意愿挑戰美國霸權地位, 稱中國和俄羅斯為地緣“修正主義”國家, 并將地緣“修正主義”、“流氓國家” (主要指伊朗、朝鮮等) 和國際恐怖主義列為美國面臨的三大威脅。[1]在對華政策問題上, 強硬派在特朗普內閣團隊和國會中全面占據上風, 溫和派噤若寒蟬。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著眼點是, 美國必須放下幻想, 面對挑戰, 采取多種方式制衡中國崛起。美國強硬派篤信美國有能力贏得與中國的競爭。在強硬派占壓倒性優勢的背景下, 美國對華政策以強化競爭為主, 兼顧合作為輔, 對華施壓力度明顯上升, 在經貿問題上極限施壓, 在臺灣問題、南海問題上觸碰中國底線, 在地緣政治上以“印太戰略”加強制衡中國, 在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聯手西方國家抹黑中國。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基調可以說已從“接觸加遏制”轉向“全面遏制”。將中美經貿問題放在這一大背景下可以清楚地看出, 兩國貿易戰本質上不同于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戰或經貿糾紛, 因為后者主要是利益之爭, 而中美之間不僅是利益之爭, 更是戰略之爭。

　　美國對華政策的上述變化對兩國關系發展帶來嚴重負面影響, 最突出的問題有兩方面。

　　一方面, 中美關系首次面臨“壓艙石”失效甚至缺失的風險。自兩國建交以來, 甚至從尼克松總統訪華以來, 中美關系始終面臨各種結構性矛盾干擾, 但從總體看, 兩國關系相對平穩的大局始終沒有被打破, 雙邊關系一直在“斗而不破”的總體態勢中持續向前發展。中美關系能夠長期保持“斗而不破”, 一個關鍵因素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始終都有一塊“壓艙石”在發揮作用。冷戰時期, 聯手抗衡蘇聯的戰略需要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冷戰結束后, 基于經貿合作的相互依存關系很快成為新的“壓艙石”, 并在冷戰結束后的二十多年間對穩定兩國關系大局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國際金融危機后, 在美國經濟受到重創、國內外各種矛盾日益凸顯的大背景下, 隨著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進一步發展, 經貿合作的“壓艙石”作用趨于弱化。特朗普上臺后推行“美國第一”的保護主義政策, 并將中國視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 兩國貿易不平衡問題被美國視為亟待解決的迫切問題。此番貿易爭端如能順利解決, 經貿合作在中美關系中仍可繼續發揮“壓艙石”作用;解決不順利并引發大規模貿易戰, 兩國關系失掉“壓艙石”也就在所難免。失掉“壓艙石”的穩定作用, 中美關系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還是第一次, 不能不說是歷史性的大事件。

　　另一方面, 失掉“壓艙石”對中美關系未來發展影響重大, 最突出的問題是能否繼續保持“斗而不破”。國內有一種流行多年的看法, 即“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去, 壞也壞不到哪去”。這種看法放在過去不無道理, 因為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關系長期保持“斗而不破”的客觀狀態。在新形勢下, 這種傳統思維方式對于研判中美關系的未來是否合適需要打問號。隨著中美兩國實力差距縮小、競爭加劇, 兩國關系中的結構性矛盾進一步凸顯。在此背景下, 雙方都更加需要用擴大合作、加強相互依存關系來平衡結構性矛盾的負面影響, 當前中美關系可以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壓艙石”的穩定作用。此時失掉“壓艙石”的穩定作用, 原本相互依存很強的利益環節在弱化甚至在脫鉤, 會使中美沖突的成本下降、風險上升, 兩國管控許多領域的結構性矛盾會更加困難。從當前中美關系總體發展態勢看, “好也好不到哪去”似乎不是問題, 但“壞也壞不到哪去”越來越成為問題。總體看, 中美關系能否繼續“斗而不破”, 關鍵取決于以下三大考驗。

　　二、中美關系轉型面臨三大考驗

　　中美關系未來能否保持“斗而不破”, 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方能否超越三個相互關聯又各不相同的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戰陷阱”以及“金德爾伯格陷阱”。

　　(一) 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來談論中美關系時經常涉及的一個老問題。從近來大的變化趨勢看, 老問題有了新內涵, 中美關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在上升。

　　首先, 雙方戰略目標對立愈發突出。盡管奧巴馬政府從2010年前后就開始推行所謂“亞太再平衡”戰略, 加大對華戰略壓力, 但直至2015年, 奧巴馬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仍高度評價同中國“前所未有的合作”, 稱中國為“戰略伙伴”。2017年特朗普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則一改以往對中國的定位, 稱之為“戰略競爭對手”, 并首次將中國置于俄羅斯之前。美國政府對中美關系性質的界定發生根本變化, 反映的不僅僅是特朗普個人的對華認知, 而且是美國社會對華認知的主流看法。美國朝野人士普遍認為, 中共十九大制定的民族復興目標是要取代美國霸權地位, 以犧牲美國和西方利益和價值觀為代價, 謀求中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與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使美國再偉大”的戰略目標存在根本沖突。戰略目標的沖突使中美關系中潛在和現實的對抗性增強。

　　其次, 雙方日益上升的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情緒, 強化了雙方走向沖突和對抗的社會基礎。特朗普在中美經貿問題上的態度經歷了反復后走向強硬, 與美國輿論界的壓力有很大關系。在中國副總理劉鶴率團赴美就雙邊貿易問題進行談判的關鍵時刻, 班農在白宮外保守派媒體上號召盟友推動美國政府采取更強硬立場, 隨后特朗普在對華政策上面對的批評和壓力陡增;福克斯新聞網主持人魯道柏 (Lou Dobbs) 攻擊白宮的“全球主義陣營”允許中國偷走美國知識產權并維持龐大的貿易赤字;《華盛頓郵報》發表評論文章《特朗普同中國的貿易戰休戰:中國贏了》;[1]參議院多數黨 (共和黨) 黨鞭約翰·科尼恩起草了一份有27名參議員簽名的信, 警告政府不要在執法行為上對中興妥協。這些攻擊使特朗普政府再度轉向, 最終出臺了四十年來最為強硬的對華貿易政策。[2]上述情況說明, 在特朗普政府轉向強硬對華貿易政策過程中, 美國保守派勢力的脅迫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中美之間的爭端和矛盾, 類似的民族主義情緒近年來在中國社會輿論界同樣有增無減。國內學界某些人士提出的“中國實力全面超美論”、輿論界某些影視作品對中國實力脫離實際的拔高宣傳, 不僅誤導國內民眾, 也加劇了美國社會對華認知的扭曲, 強化了美國保守勢力恐華厭華心態, 對中美關系向消極方向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最后, 中美貿易戰如果持續并全面擴大, 帶來的問題將不僅僅是雙方經濟損失的加重, 而且是戰略層面的沖突。如果說中美貿易戰意味著雙邊關系中的“壓艙石”失效, 那么貿易戰全面升級、無限擴大必將導致雙方經貿完全脫鉤,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關系將不復存在。失去了相互依存, 雙方在發生沖突時付出的經濟成本幾乎歸零, 中美在安全領域的諸多結構性矛盾引發雙方正面沖突將變成大概率事件。歷史經驗證明, 大國之間要避免結構性矛盾轉化為沖突, 最有效的措施是雙管齊下, 同時運用積極和消極兩種方式管控矛盾:積極方式就是通過做大蛋糕、擴大共同利益來淡化雙方利益分歧;消極方式就是加強相互威懾。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最好的方式是依靠前者, 只有在相互依存不起作用的情況下, 才會單純依靠增強威懾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這種不得已的做法在核大國之間即使有效, 能夠避免熱戰, 也會留下嚴重后遺癥, 即落入冷戰陷阱。

　　(二) 冷戰陷阱

　　冷戰陷阱是未來中美關系面臨的另一主要風險。近來, 東西方不少人士認為, 美國和中國、俄羅斯之間已經陷入第二次冷戰。[1]盡管有關看法和結論值得商榷, 但從中美關系近來出現的許多跡象看, 這一擔憂并非無稽之談。

　　冷戰陷阱有兩個基本特征。其一, 它與修昔底德陷阱密切相關, 可以說是其副產品。當大國利益沖突不可調和、陷入對抗, 但雙方又無法承受相互摧毀的后果時, 修昔底德陷阱造成的后果就更可能是大國之間的冷戰。其二, 冷戰陷阱涉及意識形態因素。意識形態對立并不必然導致大國之間冷戰, 如果存在共同戰略利益, 大國之間依然可以尋求有限的合作, 如二戰時期蘇聯與英美結盟, 20世紀70年代后中美聯手抗衡蘇聯。但意識形態對立的大國之間一旦發生重大利益沖突, 在熱戰不堪設想的情況下, 冷戰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當前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不僅涉及經濟利益, 更涉及意識形態和發展道路。對中美貿易爭端問題, 美國朝野強硬勢力占上風, 并不單純出于爭利考慮, 更重要的是維護西方自由主義秩序和價值體系。在這一點上, 中美貿易爭端與美歐、美加甚至美印等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有本質區別, 后者基本是利益之爭, 遠沒有中美貿易問題那么復雜。正因如此, 盡管美歐之間也存在貿易分歧, 但近年來在一系列對華問題上仍形成統一戰線:認定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國家, 實行的是重點經濟主體和市場資源配置均由政府直接控制或間接操縱的國家資本主義;[1]指責中國通過限制市場準入、強制技術轉讓、侵犯知識產權等方式進行不公平競爭;聲稱以中國、俄羅斯為代表的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對手的崛起正在顛覆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2]呼吁聯手阻止中國勢力的擴張, 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 中美貿易戰很可能成為冷戰的前奏。“如果美國強硬派想把中美關系引向冷戰, 那么這次貿易戰至少可以起到兩個作用。第一, 減少中美貿易依存度, 直到最后脫鉤。第二, 美國向盟友發出信號, 并開始調整和強化與盟國關系。在兩國貿易高度依賴的情況下開始冷戰, 對美國自身傷害會很大。貿易戰便是一個調整時期, 逐漸把成本降下來。一旦實現貿易脫鉤, 政治上甚至軍事上的冷戰便可開始。”[3]以上分析和提醒不無道理, 中美貿易戰如僅以當前有限規模 (500億美元) 展開, 以妥協告終, 對雙邊關系的穩定影響不大;如果貿易戰全面升級, 近乎必然導致冷戰。

　　(三) 金德爾伯格陷阱

　　中美關系發展面臨的第三個風險來自所謂“金德爾伯格陷阱”。金德爾伯格是美國世界經濟史學家和國際關系學霸權穩定理論奠基者之一, 也是二戰后馬歇爾計劃的主要設計者之一。他認為, 20世紀30年代的災難起源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大強權, 但又未能像英國一樣承擔起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責任。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但未能接替英國扮演的角色, 導致了全球經濟衰退、種族滅絕和世界大戰。2017年1月, 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歐洲新聞網發表文章重提金德爾伯格陷阱論, 意在告誡美國人:中國崛起以后的動向可能不是“示強”, 而是“示弱”, 即不愿承擔目前美國無力負擔的重要國際公共產品供給, 從而使世界陷入領導力空缺、危機四起的險境。

　　“金德爾伯格陷阱”理論被重新提出后, 引起國際學術界和媒體的關注, 但在中國還不太為人重視, 或許人們認為該理論與中國關系不大。但實際上, 金德爾伯格陷阱如果存在的話, 需要面對的不僅是美國, 還有中國, 因為該理論本質上是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關系會如何影響世界穩定, 與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形成某種互補關系。如果說修昔底德陷阱主要講大國沖突如何影響世界穩定, 那么金德爾伯格陷阱主要講大國合作與權力交接問題對世界穩定的影響。而大國間的沖突與合作, 向來是同一個問題相關的兩面。當今這兩方面的問題在中美關系上的表現都很突出, 也很復雜。在中美關系沖突因素上升、合作空間下降的背景下, 金德爾伯格陷阱的現實意義就更加顯著。美國在繼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方面面臨能力和意愿下降問題, 中國在承擔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者責任方面則不僅存在能力與意愿問題, 而且面臨非常棘手和嚴峻的形勢。

　　在特朗普政府不斷從國際多邊機制中局部“退群”的情況下, 中國是否有能力和有必要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缺?答案是中國既不能全面接盤, 也不能一概拒絕。前者會給中國帶來背不動的負擔, 后者則會令中國面對“不負責任”的指責。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某些問題上中國需要也可以承擔更多國際責任, 如推動更加開放包容的多邊國際合作;有些則是中國替代不了的, 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 中國無法替美國做特朗普政府拒絕做的事情。

　　在超越金德爾伯格陷阱方面, 中國當前面臨的最為嚴峻的問題還不是如何填補美國“退群”引起的公共產品缺失, 而是如何應對美國“另起爐灶”重構國際秩序帶來的挑戰。特朗普政府從國際多邊機制有選擇的“退群”并不意味要重回孤立主義, 而是要繞開不符合美國利益的現行體制另搞一套新體制, 使現行體制邊緣化。近期特朗普總統在七國集團首腦會議 (G7) 上首次提出G7國家經濟一體化 (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 , 據說該方案已得到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認可。鑒于G7幾乎占世界經濟的一半 (48%左右) , 此方案一旦實施, 并吸引更多發達經濟體加入, WTO將被邊緣化, 中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現行多邊國際秩序中的競爭力都將受到嚴重沖擊。如何應對這方面的問題是金德爾伯格陷阱給中國帶來的更嚴峻的挑戰。

　　上述三大風險表明, 中美關系正在經歷深刻轉型, 形勢嚴峻, 發展前景中的風險和挑戰明顯增多, 不容樂觀。

　　三、中美關系轉型折射當今世界三大潮流

　　中美關系能否超越上述三大陷阱有許多不確定性。作為當代最具全球影響力的兩個大國, 中美關系轉型的動因和影響均遠遠超出雙邊關系的邏輯和范疇, 與當今世界的有關潮流和趨勢密切相關。換句話說, 中美關系轉型既是當今世界發展潮流的產物, 反過來又將直接影響當今時代的有關發展趨勢, 主要體現于三方面。

　　(一) 中美關系折射全球化轉型趨勢

　　中美關系的變化從一個重要視角反映了全球化的轉型發展趨勢。中美貿易不平衡并非新問題, 如今這個問題從貿易摩擦轉為貿易戰, 說明問題由量變發生了質變。質變的原因除中美雙邊因素外, 還離不開逆全球化風潮這個國際大背景。逆全球化風潮是全球化中的一些突出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結果, 最突出的問題是全球化加劇了社會分配不公平與國家間發展不平衡, 全球化應有的普惠性沒有得到應有體現, 造成此輪全球化發展空間與可持續性日漸衰減, 全球化的轉型勢在必行。[1]當前逆全球化仍在升溫, 中美貿易戰, 美國同歐洲多國、加拿大、韓國、日本和印度等國之間的貿易摩擦, 說明逆全球化風潮仍很強勁。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風潮已經使國際社會形成了一定共識, 即現在的問題已不是全球化要不要轉型, 而是如何轉、朝什么方向轉。這表明逆全球化風潮應對得當, 也可以轉化為全球化轉型發展的強勁動力。美國“退群”并非要全面退出全球化, 而是要通過另起爐灶, 將其認為“不再公平”的全球化機制徹底邊緣化, 全面重塑全球化的規范和秩序, 再造由美國和西方主導的全球化。

　　不過, 全球化轉型的方向之爭已經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之間展開。美歐日等認為, 中國所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破壞了現有全球化體系中的公平競爭。這是影響全球化命運、事關全球化轉型方向的一個關鍵問題, 也是中美貿易爭端中最尖銳、最敏感的問題之一, 可見中美關系轉型與全球化轉型存在相當緊密的互動關系。如果新興國家和西方國家, 特別是中美之間能夠就關鍵問題達成共識或妥協, 則全球化轉型有望順利進行, 中美經貿爭端也有望緩解。否則, WTO等機制代表的現行全球一體化國際秩序幾乎注定要走向邊緣化, 取而代之的將是以西方發達國家一體化集團為一方, 以新興國家構建的合作機制為另一方, 加上若干區域性合作機制的集團化和碎片化的國際秩序。

　　(二) 中美關系反映全球社會轉型趨勢

　　討論中美關系轉型, 幾乎不能不提所謂的“特朗普現象”, 進而使人聯想到當今西方流行的民粹主義思潮, 因為特朗普當選被普遍認為是民粹主義興起的產物。如何看待民粹主義的興起?這種現象是暫時的還是長期的?對這些問題的解讀, 反過來對分析“特朗普現象”和認識中美關系變化與轉型是有幫助的。

　　從當前形勢特點和歷史經驗兩方面看, 民粹主義的興起不是短暫的偶然現象, 而是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革命在全球引發社會轉型的產物, 其深刻性在許多方面堪比甚至可能超過工業革命給各國社會轉型帶來的影響。民粹思潮近年來在西方社會更為活躍, 但這并不意味著民粹主義是西方社會特有的局部現象, 而只是反映新一輪科技革命對西方社會的沖擊和影響要先于其他地區, 當然西方的社會輿論環境也為民粹主義思潮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催化劑。

　　民粹主義思潮最典型的表現是民眾對所謂社會精英的說教興趣下降或不再信服。這并不是由于當今社會精英的認知與說服能力不如以往, 而是由信息革命引領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在全球對經濟發展方式、社會交往方式、國家和社會治理方式的影響和沖擊日新月異且異常深刻, 由此產生的問題與困惑層出不窮。對于其中一些問題, 例如智能機器人是否會反過來控制人類, 由于給出答案的條件尚不成熟, 即便是社會精英或業內權威人士也很難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或預判。在一個科技革命推動的社會大變革時代, 由于社會精英的認知跟不上形勢變化, 往往會形成社會權威失落期與民粹思潮高漲期。世界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代曾經出現過類似狀況。工業革命從英國到歐洲, 再到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將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帶入工業文明時代, 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農業文明時代人們司空見慣的許多行業和職業消失或大幅萎縮, 取而代之的是人們不曾見過的只屬于工業文明的新興行業與工種。這種變化經歷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漫長過程, 給社會生活帶來巨大沖擊、扭曲, 給經歷者心理和認知上造成過許多彷徨和茫然。

　　為解決社會轉型帶來的各種問題和矛盾, 人們也經歷了漫長艱辛的探索過程, 對各種社會變革方案進行過嘗試, 這個過程伴隨著許多痛苦和動蕩, 引發過慘烈的國內沖突甚至世界大戰。然而, 一旦人們逐漸認識和找到適應時代變化的正確途徑和方式, 社會轉型最終帶給人類世界的是進步。當今時代變革的深刻程度和持續歷程在許多方面可能超過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有關研究預測, 未來一二十年, 隨著人工智能等科技的發展, 數十種行業如出租車司機、律師、證券市場傳統職業等可能消失或大幅萎縮,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一項研究報告認為, 至2030年, 自動化將使許多行業中超過73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1]世界各國出現反映時代變革時期各種困惑的社會思潮與社會動蕩, 可以說是必然趨勢。與19世紀和20世紀不同的是, 信息時代社會精英權威降低、傳統媒體對社會輿論引導力下降的同時, 普通民眾可以通過自媒體進行社會溝通, 民粹思潮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顯得更活躍, 對社會輿論更具影響力。

　　從歷史縱深視角考察新一輪科技革命引發的社會轉型及其伴生的社會思潮變化可以發現, 如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并未導致福山的所謂“歷史終結”一樣, 當前西方社會興起的民粹思潮也并不意味著所謂“西方之亂”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在一個社會大變革時代, 某種程度的社會動蕩是常態。從歷史發展規律看, 變革給一個社會帶來動蕩的同時, 更多還是機遇。一旦適應了時代帶來的變化, 社會就會進步, 彷徨困惑引起的動蕩就會逐漸平息。這種歷史發展規律不僅適用于當前西方社會正在經歷的變革, 對分析科技革命對世界各國社會的影響也具有普遍意義。

　　西方社會在變革時期形成的社會躁動, 通過所謂“特朗普現象”也折射到中美關系上, 影響中美關系發展趨勢。認識中美關系轉型與科技革命推動的社會變革之間的這種互動關系, 有助于我們了解中美關系變化的必然趨勢, 也提醒我們警惕中美關系轉型過程中蘊含的巨大風險。由工業革命推動興起的社會變革,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世界掀起巨大動蕩、沖突和兩次世界大戰。世界是否能夠更加理性、平和地駕馭新一輪科技革命引發的全球性社會變革, 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課題, 中美兩國對解決好這個問題尤其負有特殊責任和義務。當世界處于社會變革時期, 中美兩國之間理性處理業已展開的道路之爭、制度之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三) 中美關系轉型與多極國際政治不穩定特征

　　中美關系深刻變化第三個深層動因來自世界多極化趨勢。戰略學界流行一種說法, 即美國對于力量與其最接近的追趕者始終保持高度警惕。追趕者經濟規模接近或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 通常被視為臨界點, 凡接近臨界點的國家都將受到美國的強力打壓。從二戰以來美國國際戰略發展歷程看, 此說并不確定。20世紀80年代美國對日本加大打壓力度時, 日本經濟規模大體相當于美國的三分之二。但若將上述經濟規模臨界論用于解釋美蘇發生冷戰的原因則是不成立的。因為二戰結束時美國經濟規模超過全球一半, 美蘇兩國經濟規模懸殊很大, 但這并未影響美蘇兩國因為其他因素而展開冷戰。盡管如此, 從國際競爭邏輯看, 追趕者縮小與被追趕者的差距會使后者感到緊張, 是說得通的。中美矛盾加劇, 與雙方力量消長有直接關系是可以確定的。這說明世界格局多極化趨勢會加劇大國競爭, 增加國際政治的不穩定。

　　長期以來, 世界多極化作為新興國家抵制霸權主義的一種概念, 在國際秩序的塑造上更多被賦予積極意義, 與所謂國際關系民主化幾乎等價。由此演繹出的理想化的多極世界固有其追求價值, 但多極世界不會自發帶來國際關系民主化, 國際秩序仍將取決于大國政治。從歷史經驗看, 如果多極化世界不能構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國際規范秩序, 或者已有的國際秩序對規范各國的行為不再起作用, 則多極化給世界帶來的動蕩更加值得關注。

　　多極化下的大國競爭模式在以下幾個方面不同于單極或兩極世界:一是大國競爭更加重視力量平衡, 因為在多極世界, 影響力量平衡的因素增多, 力量平衡游戲變得更加復雜。二是大國競爭更加崇尚實力。力量平衡這個詞聽起來很中性, 似乎無害, 但一個完全依靠力量平衡維系的世界實際上很可怕, 因為這是一個沒有權威、沒有標準、唯力是從的世界, 強權就是真理, 國際政治將回歸叢林社會。三是由于合縱連橫空間擴大, 敵友關系調整將更加頻繁, 權力平衡體系將變得脆弱多變。基于國際關系民主化的理想化的多極世界與一切回歸強權的多極化世界, 在理論上是多極化趨勢的兩個極端, 在可預見的未來, 兩者在現實中出現的可能性都不大。多極化趨勢實際帶給世界的是介于兩個極端之間的某種狀況, 問題只是離哪一端更近一些。從當前情況看, 一方面是現行國際規范秩序作用在弱化, 另一方面是多極化趨勢在強化, 這意味著對多極化帶來的動蕩與不確定因素不可低估。這對分析中美關系未來發展趨勢尤其重要。

　　對中美競爭的前景, 國內外主流看法認為總趨勢的確仍對中國有利, 時間在中國一邊。但與此同時, 也要注意中美競爭中對中國不利的因素在增多。首先要認識到, 多極化趨勢正加劇中美競爭, 尤其是正在深刻改變美國對華態度和與中國競爭的方式, 而這將使中美競爭環境變得更加復雜。在新的競爭環境中, 以下幾個對中國不利的因素作用可能會更加突出。

　　第一, 中國在量和質兩方面追趕美國被遲滯的可能性在增大。在中國經濟持續面臨下行壓力和中美貿易戰背景下, 未來中國經濟規模趕超美國的速度趨于放慢將不可避免, 不可能延續前三十年的軌跡。在美國和西方全面加強控制對華科技輸出背景下, 中國經濟在質量上追趕美國將面臨更多困難。反觀美國方面, 多極化至多意味著美國的相對衰落, 不會輕易使美國喪失第一強國地位。從近中期看, 美國經濟向好勢頭可望持續, 就業率、股指、經濟增長率都不同程度創新高, 在發達經濟體中表現優異, 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美國債務壓力雖有所上升, 但里根政府時期的經驗表明, 只要經濟基本面向好, 加上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 國債不會給美國發展造成大問題。民粹思潮雖有撕裂美國社會等副作用, 但也有助于美國擺脫“歷史終結論”帶來的自滿情緒與思想僵化, 對推動美國社會變革、緩解美國經濟和社會政策中的一些結構性問題有積極作用。此外, 美能源獨立后, 在控制國際能源價格方面收放更加自如, 一方面通過操縱中東地緣政治推高國際能源價格, 另一方面美聯儲加息縮表, 在全球吸金, 給新興經濟體造成資金外流和輸入性通脹等多重壓力, 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新興經濟體面臨更大經濟下行壓力。從中長期看, 美國創新能力和綜合國力未來二十年仍可望穩居世界第一。在上述背景下, 美國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在經濟增長速度上的差距趨于收窄。

　　第二, 在多極世界的力量平衡游戲中, 盡管中美在戰略布局和運作策略上各有千秋, 但美國占據地緣政治的天然優勢。從歷史經驗看, 世界近現代出現的所有均勢聯盟針對的都是歐亞大陸的霸權國家, 而不是歐亞大陸以外的擁有海上霸權的國家。十七世紀的荷蘭雖然在貿易、金融和海軍力量等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但當時并沒有形成一個針對荷蘭的制衡聯盟, 卻反而形成了一個針對路易十四統治的法國的制衡聯盟, 因為法國擁有當時歐洲最強大的陸軍力量。18世紀末和19世紀末是英國綜合國力臻于鼎盛時期, 但并未出現一個針對英國的制衡聯盟, 反而先后形成了針對拿破侖帝國的反法聯盟和針對十九世紀后半期德意志帝國的制衡聯盟。[1]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無論從哪一個方面看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但當時并沒有形成一個針對美國的制衡聯盟, 反倒最終形成了一個針對蘇聯的制衡聯盟。當今世界沒有出現一個針對美國的制衡聯盟并非一種特殊現象, 未來是否會形成一個針對美國的制衡聯盟有一定不確定性, 但從上述歷史經驗看, 可能性不太大。

　　第三, 美國在全球有其主導的龐大同盟體系, 而中國目前奉行的是結伴不結盟政策。如果要在力量平衡游戲中爭取主動, 相對而言前者更有優勢。中國在這方面唯一能夠平衡美國這種優勢的因素就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中國國內也不乏中俄結盟的呼吁。然而, 盡管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最近十余年來在制衡美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中俄戰略協作的作用也有其限度, 不足以用來平衡美國的同盟體系。中俄雙方有戰略上相互借重的需要, 但都沒有結盟的需求。從地緣戰略傳統看, 俄國同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海洋國家在根本戰略利益上往往有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作為一個位于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大陸強國, 俄國同那些占主導地位的海洋國家 (以前是英國、后來是美國) 不論政治上有什么差異與摩擦, 在地緣戰略利益上與后者往往相當接近, 核心就是防止一個位于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強國主導歐亞大陸上的國際秩序。[2]我們無須懷疑中俄戰略協作的重要性與可持續性, 但對于被近現代歷史一再驗證有效的歷史經驗教訓, 任何一個歐亞大陸國家在同俄羅斯交往時都應該牢記。

　　四、結語

　　美國因素是中國崛起與民族復興繞不開的最后一道坎。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變化, 中美關系的深刻轉型, 事關中國外部環境全局, 要增強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 客觀評估中美關系對形勢的影響。如何妥善駕馭中美關系面臨的風險和挑戰, 穩定中美關系大局, 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面臨的最大考驗。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美國對華政策調整與中美關系轉型既是這一歷史大背景的產物, 也是這種歷史大變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中美關系與世界形勢之間的內在關聯, 給人們帶來一些重要的啟示。中美關系的轉型和變化反映了世界發展趨勢和歷史潮流, 具有必然性。不論我們樂見還是擔心中美關系正在發生的變化, 都必須坦然面對, 并用積極態度應對可能出現的機遇和挑戰, 推動中美關系轉型朝著健康方向發展。

　　中美關系轉型中的三大風險及其反映的世界發展潮流, 集中反映了中美關系正在發生本質性變化, 即中美之間的競爭與合作, 核心問題已不再是雙方在市場、資源等問題上的利益平衡問題, 而是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的發展方向。這是一個重大變化。近代以來的國際關系發展史表明, 在既定的國家體系中, 大國之間的競爭在所難免, 但沖突通常是可以避免的。然而, “過去300年間大多數大國戰爭都是由一個崛起大國渴望改變國際政治的規范和制度而引起的”, [1]這一歷史經驗的現實意義在于, 當中美在國際秩序問題上將對方互相視為對手的時候, 如何在強化競爭的同時避免沖突就成為一個更加復雜和緊迫的問題。換句話說, 如果中美不能在世界向何處去的問題上達成某種共識或妥協, 從歷史經驗來看中美避免沖突將變得越來越困難。這也是中美戰略界對兩國關系未來的消極和悲觀情緒上升的重要原因。

　　然而, 強調歷史經驗, 關注中美關系轉型蘊含的風險, 并非為了強化悲觀情緒, 而是為了尋求超越大國沖突的有效途徑。鑒于中美關系的復雜性, “沖突和對抗未必是中美關系的必然結局, 差異和競爭也并非中美關系的全部特征”。[1]中美兩國要避免沖突, 必須在國際秩序發展方向、在世界向何處去問題上加強溝通、尋求共識。在綿延數百年的世界現代化進程中, 中美兩國被視為“沿襲了不同道路、但均在追求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世界級大國”, [2]雙方現代化之路雖各具特點, 但也不乏深層共通性, 存在互學空間, 更有互鑒的必要性與緊迫性。習近平倡導的“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3]對中美關系具有特殊意義, 是雙方在國際體系問題上尋求共識的必經之路。未來如在這方面能夠取得積極進展, 對維護中美關系穩定大局、化解中美關系轉型各種風險、引導國際秩序健康有序調整均具重大積極意義。當然, 這需要中美雙方在政治和哲學高度以更加積極的眼光審視對方的經驗、成就與思想文化, 而不是緊盯雙方的差異或放大對方的缺陷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