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盤山特困片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互動關系研究

　　摘 要：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六盤山特困片區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強力抓手。以六盤山特困片區典型區域甘肅慶陽市為例，基于2000-2017年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相關數據，運用協整檢驗、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構建回歸模型等計量分析方法實證檢驗六盤山特困片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結論表明，慶陽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呈現長期穩定均衡關系，且具有單向Granger 因果關系：區域經濟整體實力增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帶動作用明顯強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區域經濟的促進作用。因此，要在加速推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大力營造優質營商環境，堅持問題導向補齊發展短板，力促非公有制經濟實現超常規跨越式發展。

　　關鍵詞：六盤山特困片區;非公有制經濟;經濟增長;協整檢驗;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

　　一、引言

　　黨的十九報告明確強調，“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要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改革開放40年來，非公有制經濟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穩增長、調結構、促創新、增就業、惠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可或缺力量。數據表明，非公有制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1]。

　　甘肅省慶陽市作為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典型代表，是國家六盤山特困片區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其所轄慶城、環縣、華池、合水、寧縣、鎮原、正寧7縣均屬特困片區縣，西峰區屬甘肅“插花”型貧困縣[2]。長期以來，由于當地近70%的農戶住在山區，加之自然條件嚴酷、經濟基礎薄弱、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民技能單一等多因素制約，使得區域脫貧攻堅工作異常艱巨。而非公有制經濟作為極具活力、最富創新意識和最關乎民生的經濟領域，是公認的百姓經濟、就業經濟和富民經濟，已成為連片特困片區破解深度貧困難題、全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力量。

　　慶陽市作為甘肅唯一的革命老區，近年來在國家一系列政策的有力支持下，非公有制經濟持續發展壯大，已成為拉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據統計， 2017年慶陽全市非公經濟市場主體總數達到11.4萬戶，較上年新增1.08萬戶，增長10.51%;非公有制經濟完成增加值215億元，同比增長4%;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35.8%[3]，同比提高1.4個百分點。顯而易見，非公有制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喜人格局在慶陽已初步形成，非公有制經濟已逐步成為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拉動城鄉居民增收、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強力抓手。有鑒于此，有效審視和評估非公有制經濟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可為六盤山特困片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實現非公有制經濟跨越式發展提供參考借鑒。

　　二、文獻綜述

　　關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互動關系的研究，已成為學界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趙英軍、張均苗(2001)基于浙江1978—1998年的相關數據，剖析了所有制結構變革對工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是非國有經濟的超常發展帶動了資源配置效率提高進而拉動了經濟增長[4];秦璐(2002)研究認為，西部地區要借鑒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成功經驗，從制度創新、發展優勢產業特色經濟、加大政策扶持落實等方面入手，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使之成為西部開發中的新的增長點之一[5];徐芳、賈彥東(2003)基于四川1980—2001年的統計數據，利用相關性分析、回歸分析等手段對非公有制經濟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探究，結論是非公有制經濟比公有制經濟更能促進經濟增長且在經濟增長進程中處于主動地位[6];刁懷宏(2004)研究指出，非公有制經濟即民營經濟已日益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民營經濟不可逆轉地成為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之一[7];宋冬林、趙新宇(2005)以吉林省為研究對象，利用回歸分析方法測算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程度和對外開放程度三個制度變量對經濟增長影響力的大小，結論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較為強烈[8];何莉(2006)基于1994—2005年民營企業進、出口和我國GDP數據進行協整分析，利用EG兩步法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發現民營企業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十分顯著[9];王靚等(2007)基于協整理論對1991—2005年中國個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和國內生產總值進行實證研究，結論是兩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呈現短期動態調整機制[10];朱春蘭(2008)基于浙江11個地級市民營企業出口貿易總值和區域生產總值數據，建立面板數據模型檢驗民營企業出口貿易對區域經濟影響，發現民營企業出口貿易對GDP增長影響顯著且作用持續增大[11];楊冬梅、冀相豹(2010)采用狀態空間模型構建經濟增長與私營經濟關系之間變參數模型，用卡爾曼濾波估計山東私營經濟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是私營經濟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彈性隨時期不同而顯著波動，但總趨勢上升[12];馮利英、李海霞(2010)基于內蒙古統計數據，采用灰色關聯方法分析評價非公有制經濟與區域經濟增長相關性，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度量非公有制經濟要素投入對其發展的貢獻，結論是非公有制經濟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是規模報酬遞增[13];黃澤海、何靈(2013)以懷化為研究對象，探究非公有制經濟與城鎮化二者間的耦合機制機理和有效耦合發展模式，結論是非公有制經濟和城鎮化之間存在密切聯動效應且耦合協調呈“長期性、交互式”演進特征，政府應采取措施力促其形成良性互動機制[14];謝松(2013)基于貴州2005—2011年有關數據，對非公有制經濟增長及其分產業構成增長對貴州經濟增長以及其各產業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數量測度，結論是非公有制經濟對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顯著且逐步成為推動三次產業增長的主要力量[15];何國君(2015)基于《成都統計年鑒》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論是非公有制經濟與地區生產總值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且非公有制經濟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規模報酬遞增效應[16];呂艷麗等(2017)基于蘭州市1985—2015年時間序列數據，運用協整檢驗、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等方法對非公經濟、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等之的關系進行研究，結論是非公經濟、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調整特征[17];林毅夫(2018)指出民營經濟是推動經濟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主力軍，未來民營經濟發展將對國家做出更大貢獻[18];白永秀等(2019)研究認為，改革開放的過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由弱到強、走向世界的過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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