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委內瑞拉為例探究國別社會安全風險評估

　　為了更加全面的開展社會安全風險評估工作，在關注戰爭，武裝綁架，極端勢力等問題的同時，對這些現象所賴以形成和發展的資源稟賦，政府治理能力，社會價值取向，民族結構和民族性，政黨和貧富差距，這些經濟、社會的相關要素進行詳細分析和探究，并且文章中以委內瑞拉為例進行詳細討論，希望對現有評估體系進行有效補充，從而提升國別風險評估精確度。

　　關鍵詞：安保風險,軟要素,委內瑞拉

　　風險評估就是測量不確定性對“安全”這個目標的影響。社會安全風險是社會經濟、政治的綜合作用結果，深入認識國別社會經濟和政治這些軟要素，有助于認識風險的特征，從而有助于安保管理人員制定科學的管理方案。

　　1資源稟賦的基礎作用決定國別社會安全整體風險

　　一個國家的國土面積、人口、自然環境、資源及儲量、氣候、生態、民族結構、地緣政治、人文、歷史、宗教、社會生產以及人口結構，如:勞動力人口比例、老齡化比例，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國民性格。以委內瑞拉為例，其人口約3100萬，國土面積91.6萬平方公里，資源豐富、災害較少;民族比較單一，少數土著印第安人、歐洲移民和占多數的印歐混血人，族群沖突較少;勞動力人口占比較高，老齡化比例低;外來殖民歷史和天主教占主導的信仰氛圍，使國民較為寬容、溫和，不好戰，沒有產生極端主義和極端思潮的土壤;周邊各國間發展均衡，文化相似;除美國以外，受外來干涉較少，與周邊國家沖突較少。

　　而委內瑞拉社會街頭抗議所引發的社會騷亂，多為示威人群“群體心理”和“從眾心理”的表現，狂熱的群體在“人多勢眾”的優勢感中，由于個人道德和社會機制失去效力，經常引發暴力事件。據非政府組織OVV統計，2016年委內瑞拉死于暴力事件的人數達28479人[1]。

　　2經濟發展能力決定社會安全風險的高低

　　宏觀經濟形勢，如:GDP增長、通脹水平、貨幣穩定性、匯率等可以判斷國別社會安全總體態勢、發展趨勢、持續時間、改善或惡化預期等。通常情況下，經濟形勢惡化與社會治安惡化為線性關系;在微觀經濟層面，則反映在民生、民眾幸福感和社會公平與正義感，民生惡化意味著社會基層治安的惡化，幸福感越低，犯罪就越高，社會公平與正義感越低，有組織犯罪和暴力犯罪就越高，其廣度、深度將決定犯罪惡劣程度。委內瑞拉豐富的自然資源基礎和上世紀70—80年代的高速發展，為經濟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委內瑞拉的貧困率曾一度從43%降低到27.5%[2]。

　　但委內瑞拉工業化并未充分發育，經濟對資源的依賴仍然較高，經濟和財政收入隨著資源價格的變化而劇烈波動。出口收入的90%和財政收入的40%都來自石油，石油業占GDP的20%，進出口市場單一，通貨膨脹居全球最高。經濟的不可持續發展，使全社會物資短缺，高通脹、高犯罪率，政治沖突加劇[3]。

　　反應經濟競爭力的國際貿易、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大幅增加，嚴重影響了其國內經濟結構和政治穩定;外債高筑，要靠資本流入刺激經濟或維持經濟發展。“進口替代”政策失敗，導致與此行業相關的就業機會損失，類似美國的“鐵銹地帶”現象產生。社會經濟發展缺乏活力，占經濟重要地位的家族經濟攜資本出逃，要推動經濟發展，只有左派的“革命”道路和右派的“促進外資和私人領域投資”2條道路，國家在道路選擇上掙扎和搖擺，讓社會陷入政治動蕩和社會騷亂。

　　3貧富分化是造成社會安全風險的主要原因

　　委內瑞拉首都隨處可見的貧民窟印證了貧富分化的嚴峻，而其背后是生產資料的貧富兩極化。貧富分化嚴重削弱了國家的內需市場，降低了國家的儲蓄能力，降低了人們的社會親和度，民眾之間的矛盾升級，引發猖獗的犯罪現象，并助長了腐敗。貧富分化造成的社會不公和經濟歧視，加重了窮人的沮喪情緒，加大了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平等。

　　部分群體被邊緣化，享受不到社會提供的福利(如:教育、醫療、公共服務和參政權利)，不能與社會建立溝通、互動渠道，不能與社會體系進行交換。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暴力犯罪被視為結構性失衡的結果:個體組成的群體為過上正常生活付出的努力，與潛在獲得和自身實際能力相匹配的機會之間的矛盾。“結構性暴力犯罪”成為社會經濟結構的一部分[4]。

　　2016年，全球50個最危險城市，委內瑞拉占去5席，加拉加斯連續多年領先全球最危險城市，原因不是非法毒品交易、犯罪團伙火拼、內戰甚至幫派暴力，而是貧富分化導致的社會階層分化和政治對立[5]。根據2010年委內瑞拉國家統計局數據，56.6%的謀殺案件為低收入階層所為，27.2%的謀殺案件為窮人階層所為，70%的謀殺為持槍搶劫，且多為摩托車作案(70%)，公共場合謀殺占到55.1%，其中青年匪徒作案占16.9%。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家軍警實施作案占謀殺案的4.5%(2016年統計數據)，委內瑞拉全國和首都加拉加斯每十萬人謀殺死亡率如圖1所示。

　　4政治因素對社會安全治理的影響

　　社會安全政策是一個國家的基本政策。政治治理和司法治理水平，也自然反應在社會安全上。公正的政治和司法環境，高效、有競爭力的社會安全管理機構和執法機構，是社會安全治理的最好保障。委內瑞拉1999年以來實施的“波利瓦爾革命”，致力于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并取得顯著成績，獲得聯合國糧農組織等的肯定。但同一時期，暴力犯罪并未降低，出現“謀殺死亡率與人類發展指數(HDI)的微小負相關性”(聯合國發展計劃署2013人類發展報告，39頁)。

　　這是因為，基于救濟手段的各種社會援助項目，未能惠及那些最貧窮的、缺乏技能的15～24歲的青年人;政治分化導致社會凝聚力下降，反而提高了民眾之間的對立和敵視。社會分裂為支持前總統查韋斯的查派(西班牙語Chavista)和被查派貶稱為“瘦子”(西語Escual-idos)的反對派。一個打著“公平”、“打擊寡頭政治”的旗號，一個高舉“民主、反獨裁”的旗號，雙方對立、難以調和。貧富分化在政治的干預下，導致國家地理上的政治分裂(首都東部和東南部的富人聚居區與西部邊緣地帶的窮人聚居區)和街頭暴力對抗升級。這也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讓公民對國家行政權利和機構失去信任，道德層面不再遵守法律和規則[6]。

　　委內瑞拉社會的政治對立，導致社會安全政策協調困難，公民對權利機關的“去法制化”加速，選擇性執法現象頻現，政策沒有連續性，社會安全管理領域腐敗，并在一些情況下發生因政治利益而保護暴力犯罪的現象。許多暴力犯罪得不到報警、調查偵辦、起訴、裁決，又助長了暴力犯罪[7]。2016年，委內瑞拉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只有31.4%的暴力犯罪事件報警，現在委內瑞拉合法和非法槍支擁有量超過800萬支。

　　5利益攸關方管理工具用于識別社會安全風險

　　由于社會安全風險的加害方和受害者是一定意義上“利益攸關方”，利用利益攸關方概念借助FREEMIND軟件，采用“頭腦風暴”識別和評估國別社會安全風險。在地緣社會安全風險評估中，也可以用利益攸關方概念，研判各利益攸關方的利益所在。舉例來說，作為地緣政治大國的美國，對拉美有著天然的影響，而拉美左翼政府大多與華盛頓關系不佳，因此支持右翼上臺成為美國對拉美政策的總體面貌。以此為主線，可在每次危機中用利益攸關方識別美國的關切、制裁工具、各方反應，有利于對社會風險發展做出研判。對委內瑞拉社會治安的危險源源所做利益攸關方如圖2所示。

　　6結論

　　1)從社會經濟、政治、人文等軟要素分析風險產生的根源，結合歷史事件分析，有助于社會安全管理人員更好把握國別安全形勢，制定更加合理、科學、細致的安保方案和應急預案，更好預測社會安全走勢，研判應急撤離條件。

　　2)以委內瑞拉為例，其社會安全風險主要是由于貧富差距造成的，相比由戰爭導致的地域限制和教派沖突造成的人群限制，由于貧富差距和貧困人口增加帶來的社會治安風險，具有更高的不確定性、突發性、隨機性、常態性，對企業員工造成的精神壓力也更高，更需要科學的社會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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