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由于家庭物質條件好，是否可以上大學主要和學習能力有一定的關系，和其他因素關系并不大，因此，這些人上大學比例還是很高的。相比之下農村青年就處于劣勢了，是否上大學和學習能力，家庭經濟條件有一定的關系，因此這些人上大學的比例就不固定了。下面文章通過計量經濟學方法，研究城鄉收入，GDP、城市居民CPI對農村青年上大學的影響，并根據相關結果對社會相關現象展開論述，希望社會各部門可以重視起來。
[關鍵詞]農村青年,教育,打工,經濟學
1 引 言
當前，在我國很多省份和地區農村適齡青年普遍面臨著一個重要的人生選擇：上大學還是外出打工。從青年自身角度出發，不難發現其做出選擇的出發點和關鍵原因：經濟利益與教育回報的綜合考慮。
一方面，城市各方面條件優于農村，農村青年愿意在城市生活，學歷成為基本條件之一。伴隨著城市經濟、生活、就業等各方面條件的不斷提高，城市逐漸成為優秀人才的競技場。在這里，只要你足夠優秀就能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舞臺，只要肯付出努力，財富和地位唾手可得。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進入城市人才越來越多，導致門檻越來越高。在眾多門檻中首要的就是學歷。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無法評估直觀看出一個人是否滿足工作的需求，是否天賦異稟。
遇到這種問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學歷。社會普遍認為，學歷越高的人學習能力越強，即使對當前崗位不熟悉，也能夠通過學習短期內達到要求。同時，學歷與收入的關系也比較密切。在較高學歷層次，學歷與收入之間呈一定正相關關系，在城鎮學歷每提高一個層次，月工資收入大約會提高700元，而在農村大約只有550元(丁一飛，2009)。這一點更加突出了學歷對在城市是否能扎根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現實生活的種種限制，讓青年不得不放棄進入大學學習的機會。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
①生活的壓力。在中國，各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呈現出鮮明的地區差異性。具體到一個家庭而言，地區不同，家庭收入也不同。隨著GDP的快速增長，這種趨勢在不斷擴大。在經濟發達地區，家庭收入較高，青年人不用忙于承擔家庭責任，有更多時間用于在校學習。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情況則剛好相反，青年人往往很早就需要承擔家庭責任。
②經濟利益的驅使。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政策的不斷寬松，很多農村青年通過外出打工獲得了豐厚的報酬，成為時代的佼佼者。很多農村青年因此對打工心生好感。據研究表明，改革開放時期，我國農民工名義貨幣工資長期呈增長趨勢，年均增速約為9.7%。20世紀80年代前中期顯著增長，隨后十來年相對停滯，最近十多年增長較快(盧鋒，2012)。
③對學歷價值認可的變化。在以前，社會普遍認為學歷是獲得財富和地位的唯一渠道，盲目地崇拜高學歷。現在，很多人對學歷的認識逐步理性化。認為學習不僅需要勤奮刻苦，也需要天賦。經濟地位的提升也能獲得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學歷高也不一定能夠獲得預期的財富和地位。一些研究也表明了這個問題，如：教育回報率因為能力變量的缺失確實存在被高估的情況，且認知能力對勞動者收入具有正向作用(王子涵等，2015)。
在農村家庭影響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的主要因素有：子女自身學習狀況、母親決策權×母親受教育年限、教育投資價格、父親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李旻等，2006)。除了上述的原因外，個人認為城市居民CPI也是影響青年進入大學學習的原因。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側面反映了農村青年在城市學習期間所需要承擔的生活成本問題。我國的大學基本上都位于大型城市內，因此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越高，反映出家庭教育投資也越高，越不利于進入大學學習。
從知網搜索結果來看，當前學界對于農村青年上大學意愿的研究還十分匱乏。部分文獻只是略有提及，沒有充分證據給予證實。為此，本文試圖通過相關經濟數據對青年上大學意愿進行分析，并提出若干經驗證據。
2 理論分析和相關假設
2.1 影響農村青年上大學行為的理論分析
我國自古就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特別是實行科舉考試以來，教育成為社會成員終其一生的最高追求，涌現出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成為群眾茶余飯后的談資。時至今日社會上依然有較大人群認為教育是改變命運的重要手段。從青年自身發展來看，他們也十分愿意接受高等教育，希望通過學習提高社會競爭力和自身綜合素質。
從其家庭來看，父母依然把子女成績優異作為無上榮耀，并為此甘愿付出。這種現象是本文的立足點，即所有青年都十分愿意上大學。對于城市青年，由于家庭物質、經濟基礎好，是否能上大學主要與學習能力相關，受其他因素影響較弱，因此認為這些人上大學比例是相對固定的。農村青年在各方面處于劣勢，是否上大學受除學習能力外的其他因素影響較強，因此認為這些人上大學的比例是不固定的。文章重點研究影響農村青年上大學的因素。
盡管農村青年愿意上大學，但是在具體行為實施中又有一些限制條件。如：教育投資價格、農民工工資水平、學歷對工資的影響等多重因素。教育投資價格是影響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的重要因素，收入仍然是制約因素(李旻等，2006)。城鄉居民之間存在著同學歷不同工作報酬的現象(丁一飛，2009)。我國農民工工資在 1985—1995 年非常平穩，但從 1996 年開始不斷上漲，特別是 2004 年以后出現加速上漲的態勢(易露霞等，2011)。
盡管國家十分重視“三農”問題，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幫助農民致富增收，但受基礎設施、投資環境、人員素質等多方面影響，城鄉家庭收入差額在不斷擴大，家庭教育支出的承受能力也因此頗受影響。農村青年不得不面對現實，在上大學還是外出打工二者之間做出艱難選擇。
2.2 實證研究假設
由于城市在工資水平、就業崗位數量、物質生活條件等方面和農村相比具有優勢，這優勢差別越大，農村青年進入城市的欲望就越強。要想順利立足于城市，就必須遵守城市的生存法則，第一就是高學歷。根據這種實際，可以提出本文的假設一：伴隨城鄉收入差的增大，農村青年希望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扎根城市，享受城市居民的優厚待遇。
教育回報周期長，影響回報率的不可控因素較多，相比之下打工回報周期短、回報率相對較高，因此打工更加容易滿足現實需求。根據這個原因，可以提出文章第二個假設：隨著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外出務工的回報率高于教育回報率，更符合生活實際。
3 數據與實證檢驗
3.1 實證模型與變量說明
根據實證假設內容，作者建立了以下實證模型：
模型中，JRUt為初中畢業生進入大學學習比例，等于大學招生人數除以三年前初中畢業生人數，該值把1980年作為基期進行了調整;SRCt為城鄉收入差，等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減去農村居民純收入;GDPt為國家統計年鑒公布的GDP數值，該值把1980年作為基期進行了調整;CPIt為國家統計年鑒公布的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α0到α3是回歸系數;t是回歸殘差項。其中解釋變量為SRCt和GDPt。
按照上面的定義，JRUt 越大表明學生進入大學學習的積極性越高。故研究假設一要求α1顯著為正。研究假設二，要求α2和α3顯著為負。
3.2 樣本選擇與研究數據
統計學一般認為n≥30為大樣本，可以有效避免樣本容量不足帶來的諸多弊端。根據現有數據情況和有關歷史事實，本文選擇了從1978年開始作為數據收集的起點，之前數據不予收集和采納。
為保證結論的準確性，在數據選擇上全部使用了官方統計資料的數據。教育方面數字來源于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77—2015)，經濟方面數字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81—2015)。在保證數據準確性同時，作者對部分數字進行了適度的調整，如：被解釋變量為比值，數值太小，而GDP數字又太大，因此把1980年作為基期進行了適當調整，防止回歸系數因數值太小而被忽略的情況。
3.3 實證研究結果
3.3.1 數據描述
表1給出了1980—2014年四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情況。最大值和最小值、標準差都反映出樣本數據的波動性較大。
3.3.2 單位根檢驗
在做協整檢驗前，首先應對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的平穩性檢驗。文章采用ADF方法，該檢法的基本原理是通過n次差分法將非平穩序列轉化為平穩序列。首先要對JRUt、SRCt、GDPt做原序列的ADF檢驗，通過觀察可以發現三個序列都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
通過檢驗發現JRUt、SRCt、GDPt都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假設，所以需要進行差分。
JRUt通過一階差分后，通過了ADF檢驗。SRCt和GDPt在一階差分后沒有通過了ADF檢驗，需要進行二階差分。
SRCt和GDPt在二階差分后通過了ADF檢驗。綜合檢驗結果得出：JRUt序列為一階平穩序列，SRCt和GDPt為二階平穩序列。
3.3.3 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的基本思想在于：盡管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變量序列為非平穩序列，但它們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可能呈現穩定性，則這兩個變量之間便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即協整關系。上面的ADF檢驗已經表明，JRUt序列的一階差分后已平穩，SRCt和GDPt在二階差分后也已平穩，滿足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可以進行協整檢驗。我們對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得到殘差序列t，并進行了單位根檢驗。
殘差t序列的檢驗值為-2.240<-1.950(5%顯著水平觀測值)，說明JRUt、SRCt、GDPt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3.3.4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只能告訴我們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是要想證明其是因果關系，還必須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表9所示的結果表明，SRCt、GDPt并不是JRUt的格蘭杰因，而JRUt、GDPt卻是SRCt的格蘭杰因，即進入高校學習比例和GDP水平對收入差的影響更為明顯。
3.3.5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我們明白了JRUt、SRCt、GDPt存在因果關系，但是對于具體影響的大小還不明確，需要通過回歸進行測算。同時，為了明確各自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針對不同解釋變量進行了三次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
第一次回歸表明，SRCt對JRUt具有十分顯著的正向影響，擬合優度也十分高。說明城鄉收入差額的不斷加大確實會刺激適齡青年到大學讀書，畢竟學歷在我國的就業影響因素中占有較大份額。
第二次回歸表明，SRCt對JRUt具有十分顯著的正向影響的同時，GDPt對JRU也具有十分顯著的負向影響，擬合優度也由于GDPt的加入進一步提高。GDPt的負向作用突出地顯現出，經濟的快速發展并沒有提升人們進入大學學習的欲望，反而由于就業形勢的利好，部分青年愿意放棄進入大學學習的機會，轉而選擇直接就業。
在第三次回歸中，加入了控制變量CPIt。CPIt加入后，SRCt和GDPt對JRUt的影響沒有明顯改變，但CPIt的t值不高。根據經驗來看，可能是由于CPI通常與GDP、收入等因素關系密切的原因。鑒于擬合優度的進一步提高，作者認為應保留。
4 結 論
通過實證檢驗，各項數據支持了文章提出的兩個假設。從假設一不難看出，農村青年希望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扎根城市，折射出的是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試想如果城鄉同步發展，那么就不存在享受城市居民的優厚待遇問題，農村青年還會背井離鄉地進入城市嗎?為進入城市而學習使學習更容易流于形式，成為“敲門磚”，一旦目的達到
就會被拋棄，會導致整個社會學習風氣的低下。從這點來看，城鄉收入差距造成農村青年上大學意愿增強，對整個社會而言不是一件好事。
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也驗證了上述觀點。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越發顯現。城市工業化程度急劇提高，城鎮居民收入也有顯著提高。而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生產力水平并沒有明顯提高，在有些地區連最基本的機械化都沒有實現，這種狀況導致農村居民收入長期偏低。在城市發展初期，本地勞動人口能夠滿足各種行業發展的需要。地方政府為防止外來人口進入城市影響當地就業，采取了嚴格的管理措施，但為了發展的需要，地方政府不得不允許高素質人才進入城市。
在這種情況下成為高素質人才是進入城市的唯一渠道，高學歷成為重要需求，青年進入大學學習意愿不斷增強，但學習目的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之前，學生學習更多是為了獲取知識，而此時更多是為了進入城市，學習開始扮演“敲門磚”的角色，并成為一種社會風氣。知識改變未來，對于一個國家也如此。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依靠人口紅利創造了中國奇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優勢伴隨工資的上漲逐漸消失。創新成為推動中國繼續發展的重要動力，而人才是動力形成的根本。“敲門磚”風氣的形成使大多數人才在學術上淺嘗輒止、應付了事，真正能為創新發展提供多大動力有待商榷。到目前為止，城鄉二元結構的難題依然沒有破解，因此學生學習的目的并沒有大的轉變，只是隨著經濟條件的好轉，比例有所減輕。
假設二主要反映出了教育回報率的問題。通常人們普遍認為GDP的增長會引起人均財富的增加，伴隨人均財富增加人們教育投資能力隨之增強，有更多青年可以進入高校學習。事實并非如此。
在1996年之前，大學生由于包分配，基本都能夠進入國家單位工作。1996年后，全國開始取消包分配，大學生面臨自主擇業。在1999年高校擴招之前，全國高校普遍采取的是精英教育，學生知識能力水平較高。雖然不包分配，但就業形勢并沒有大的變動。高校擴招后，大量適齡青年進入高校，導致學生素質開始下降，畢業等于失業的現象日益突出。
很多大學生在畢業后只能選擇外出打工。和初中畢業進入社會工作的打工者相比，大學生在很多方面顯現出了劣勢，如：熟練程度、崗位要求、待遇要求等。初中生進入社會工作早，在大學生畢業時初中生已工作多年，十分熟悉工作的方方面面，而大學生依然是新手。初中生認為自己學歷低，有一份工作已經非常滿足，對崗位和待遇要求相對較低。而大學生認為自己學歷高，理應從事相對體面的工作、享受豐厚的薪水。各方面條件的對比，使很多年輕人重新審視教育回報率的問題，產生了上大學用處不大的思想。
正是由于這種思想的影響，GDP的增加沒能提高學生進入高校學習的比例，反而對這一比例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從長遠來看會形成這種認識會導致人們熱衷于就業而不是學習，結果只能是低層次社會勞動者大量待業、高層次社會勞動者資源匱乏，進而引發一系列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無論是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還是教育回報率問題，都是我國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處理不好這些問題會嚴重影響國家現代化的進程。而這些問題涉及的社會面都比較廣，處理難度非常大，無法依靠社會成員自行解決，需要政府下大力氣專門治理。同時也需要各方專家加大研究力度，積極向政府獻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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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教育黨建科學化的含義就是要把黨的建設規律、執政規律和教育發展規律相結合，用科學的理論指導黨的建設。本文主要針對農村教育基層黨建科學化分析進行了一些研究論述，文章是一篇論文發表期刊投稿的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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