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與農業技術進步路徑

　　[提要]本文以我國 2003—2019 年 31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為基礎，運用單要素生產率指標分析方法測度了農業技術進步路徑的偏向指數，并通過構建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 PVAR) 實證分析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的影響。結果表明: 我國農業技術進步路徑總體上偏向節約勞動力的機械型技術進步模式，且農業技術變遷在區域間呈現出較大異質性，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女性化引致的勞動力供給結構變化對這一路徑偏向產生了顯著影響。農村勞動力年齡結構、就業結構和高等教育層次人口比重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存在正向沖擊，促進了農業技術創新路徑偏向機械型技術進步模式，勞動力女性化則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偏向機械型技術進步的進程。為適應農村勞動力的結構性變化，需加快突破農業關鍵核心技術，因地制宜推進農業機械化，做好針對大齡勞動力和女性勞動力的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工作，加快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大力提高鄉村人力資本水平，進一步提高農民應用先進農業技術的組織化程度。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結構; 農業技術進步; 偏向指數; 鄉村振興; 農業現代化

　　劉皇; 周靈靈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2-01-07

　　一、問題的提出和已有研究

　　農村勞動力作為重要的農業生產要素，隨著人口結構轉變和工業化、城鎮化的深入推進，正逐漸從過剩轉變為稀缺狀態，在結構上則面臨著老齡化、女性化、兼業化等巨大變化。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 我國農業生產經營人員中，年齡在 55 歲及以上的已占1 /3，農業勞動力老化特征愈發明顯。勞動力結構變化顯然會改變生產要素稟賦結構，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產生影響。

　　一般而言，農業生產技術根據其功能特點可以分為土地節約型的生物化學技術和勞動節約型的機械技術( Evenson & Kislev，1975; [1]Mundlak， 2005 [2]) 。前者可以突破土地供給缺乏彈性所產生的限制，后者則可以突破勞動力供給缺乏彈性所產生的限制，兩者之間的選擇和轉換即為農業技術進步的方向和路徑。誘致性技術創新理論認為，農業生產要素稀缺性變化所引起的要素相對價格變化會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產生誘致性作用。現實中，農業技術選擇除了受要素相對稀缺程度決定的相對價格變化的誘致，還會受到資源稟賦特征的約束( 鄭旭媛、徐志剛，2017) [3]。從文獻看，關于農業技術進步路徑的研究主要包括兩方面: 一是農業技術進步模式的選擇，二是農業技術進步模式的影響因素。林毅夫運用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對中國農業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中國技術變革受到要素相對價格變化和市場需求的雙重影響( Lin，1991) [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技術路線的選擇是以土地要素為基礎、以勞動力要素為核心，勞動力價格的變動決定了農業機械、化肥、農藥等其他生產要素對土地和勞動力的替代( 孔祥智等，2018) [5]。單純就農作物生產而言，勞動密集度越高，要素稀缺因素的誘致性作用越弱( 張在一等，2018) [6]。然而在現實中，農業技術進步模式的選擇還會受多重外部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比如經濟發展階段、農業現代化目標導向、區位條件( 蔣永穆、張曉磊，2017; [7] 曹博、趙芝俊，2017 [8]) 。特別是在制度和政策約束下，要素價格非市場化、要素非自由流動，造成勞動力、土地資源配置不當，是影響技術進步方向偏離誘致性路徑的重要因素 ( 蓋慶恩等，2017; [9] Restuccia &Rogerson，2017 [10]) 。針對具體的農業技術進步模式，Ito( 2010) [11]發現地方政府的農業科研投入越多，越傾向于選擇生化型技術進步模式，同時科研溢出效應也對生化型技術進步產生影響，而影響機械技術最主要的因素是土地勞動比。此外，農業技術進步模式的選擇還需考慮農戶技術選擇的內部因素。一些研究者基于技術需求意愿、體力狀況、生產經驗、接受新技術的能力等角度，揭示了農戶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非農就業狀況、經營規模等因素對農戶技術選擇的影響( Mariano et. al，2012; [12]朱萌等，2015; [13]蔡鍵等，2017 [14]) 。

　　對于中國農業技術進步模式“應該是什么”，學者們的觀點存在明顯分歧。部分學者認為，由于人多地少的稟賦條件，我國農業發展必須依靠生物化學技術，選擇土地節約型技術進步模式( 盛喜真、王元璋，2004; [15]全炯振，2010 [16]) 。因農業要素稟賦結構和相對價格處于不斷變化之中，一些學者提出應當根據農業要素稟賦結構選擇合適的農業生產技術，比如在勞動力價格不斷上漲的情形下應注重農業機械技術與生物化學技術并重發展( 王波、李偉，2012) [17]，最后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與美日相類似的“高生物化、高機械化”道路( 高帆，2015) [18]。對于中國農業技術進步模式是什么的現實判斷，學者們主要是從兩個層面開展研究，一是基于總量水平，從農業整體層面進行判斷，二是針對單種農作物的生產特性，研究其技術進步的發展模式。例如，姜鑫( 2007) [19] 通過對 1982—2005 年農業技術變革的實證分析，認為相對于機械技術進步，生物和化學技術進步在我國農 業 產 量 的 增 加 中 更 為 重 要; 周 曉 時 等 ( 2015) [20]、尹朝靜等( 2018) [21]的研究表明，我國農業總體上呈現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模式，且不同地區表現出不同的農業技術進步要素投入偏向分布特征; 蔣永穆、張曉磊( 2017) [7]則認為我國農業技術變遷呈現歷史階段性特征，1949 ― 1978 年為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模式、1978 ― 2002 年為土地節約型技術進步模式、2002 年以來為復合型技術進步模式; 從時間維度看，土地密集型作物和勞動密集型作物的生產技術進步模式年際之間變動明顯( 孫玉竹等，2019) [22]。

　　毋庸置疑，現有文獻對農業技術進步的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取得了諸多有益成果，但也存在不足。其一，大量的研究重點關注的是勞動力相對價格變化導致的資本對勞動的替代。盡管有學者陸續注意到了老齡化、女性化、兼業化等因素對農業技術進步的影響，但仍相對缺乏從農業勞動力整體結構上去考察其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的影響。其二，未能充分識別農業勞動力群體特征對農業技術進步模式的影響。由于農戶對農業技術的選擇容易模仿他人或受到生產群體的影響，故而研究農業技術進步模式，需考慮勞動力群體特征的影響。本文立足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動角度，探討勞動力結構變動對我國農業技術進步路徑的影響。特別是，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農業技術變遷在區域間是否呈現出異質性; 作為農業技術需求主體的農村勞動力，其結構變化會不會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產生直接影響。探討這些問題，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二、勞動力結構變化影響農業技術進步的主要機理

　　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對農業技術進步模式的影響可分為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大體可以從勞動力供給規模和供給質量兩個方面來考察。

　　( 一) 勞動力供給規模與農業技術進步模式

　　勞動力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體力逐漸衰減，相應地，勞動參與率和從事農業勞動的強度也會有所降低，從而減少有效勞動的供給規模。我國農村長期存在的兼業行為，會使得農村勞動力隨著非農就業工資水平上升以及非農就業機會增加，投入農業生產的勞動時間總量不斷減少。據測算，農村老年人口比重提高與勞動力轉移，使得農業勞動投入指數年均下拉了 2. 26 個百分點( 陳錫文等，2011) [23]。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導致的農業勞動投入減少，使得農業生產更依賴于機械、生化技術等非勞動生產要素。一方面，勞動力年齡越大，體力狀況越差，為彌補自身體力的不足，他們對能夠節省體力的機械化技術有更大的需求。同時，勞動力年齡越大，越希望通過提高產量來增加收入。因此，勞動力年齡對病蟲害防治技術、施肥技術等生化技術的需求有顯著正向效應( 展進濤、陳超，2009) [24]。盡管男性勞動力對農業技術需求的概率更大( 朱萌等，2015) [13]，但女性在肥料搬運和耕種方面存在的體力劣勢，有可能對容易操作的小型農業機械需求較高( 吳惠芳、饒靜， 2009) [25]，也有可能通過增加施肥等生化技術來彌補體力、時間上的不足，從而達到保障產量的目的( 王則宇等，2018) [26]。從要素替代視角看，農用機械、化肥、農藥、良種等要素是農業新技術的載體，這些不同技術要素投入對勞動、土地的替代，標志著農業技術進步的方向由勞動數量偏向型逐漸演化為物質資本偏向型。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和兼業行為導致農業勞動力供給不足，為農村土地流轉和集約化經營創造了條件，有利于農業機械化發展。例如，紀月清( 2013) [27]發現: 農戶非農就業增加 1 人將使農機需求增加 70. 8%，勞動力減少 1 人將使農機需求增加 29. 5%。然而，農業機械替代勞動力的程度在不同的地形上存在明顯差異，相關文獻也證明了這一點。譬如，王善高和田旭 ( 2018) 研究發現: 隨著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平原地區老年農戶家庭會增加機械化程度較高的糧食作物的種植比例，從而比丘陵山區表現出更高程度的機械替代勞動力現象。[28]

　　( 二) 勞動力供給質量與農業技術進步模式

　　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引致的勞動力供給質量變化，主要是通過人力資本存量和增量水平影響農業技術進步模式的選擇。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較高的農業勞動力對農業新技術的需求更強。教育程度不僅對新技術的采用概率與采用密度具有正效應，也能正向影響先進農業技術擴散( Yue & Sonoda，2012) [29]。隨著農村勞動力教育水平逐步提高，勞動力的身體素質、認知能力、知識更新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進而提升了人力資本水平。然則，受教育程度越高，獲得非農就業的機會也相對越多，因此農村勞動力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擁有高水平人力資本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或非農產業，導致農村人力資本流失。目前，中國農村人口正在向高人力資本積累率和低生育率的質量偏好轉型，這一轉型對農業機械化水平和化肥施用量都起到了推動作用( 杭帆、郭劍雄，2016) [30]。其次，農村勞動力老齡化通過生產經驗、學習能力、認知能力等因素影響人力資本水平，進而影響農業技術進步模式的選擇。老齡勞動力擁有的生產經驗由于知識更新而變得過時，同時認知能力、學習新知識新技術的能力、適應新技術的能力皆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降低，這些都加速了老齡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折舊。因此，年齡越大的農業勞動力，對于諸如新品種技術、良種技術、機械化技術等長周期技術的需求意愿并不強烈。

　　三、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的測算及結果

　　( 一) 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測算方法

　　生物化學技術的采用可以提高單位面積土地的生產率，機械技術可以提高勞動力的生產率，故而對于農業增長路徑和技術進步偏向的研究，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這兩種單要素生產率指標分析方法更具優勢，得到了廣泛應用。例如，楊海鈺等( 2018) [31]運用單要素生產率方法，提出了測算技術增長路徑偏向程度的指數，并測度了蘋果產業在 7 個主產省份的技術變遷路徑; 曹博和趙芝俊( 2017) [8]采用單要素生產率方法，檢驗了我國農業技術進步的要素貢獻; 周曉時等( 2015) [20]運用單要素生產率方法，考察了我國 28 個省份的農業增長路徑以及技術進步方向。基于研究目的，我們參考楊海鈺等( 2018) [31]的做法，用勞動生產率指數與土地生產率指數的比值，來衡量各省份農業技術進步路徑的偏向性。具體方法如下:

　　用 Y、L、A 分別表示農業產出、勞動投入和土地投入，用 M、N、B 分別表示勞動生產率指數、土地生產率指數和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則有 ( 1) ( 2) ( 3) 如果 B > 1，說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程度大于土地生產率，表現為以機械型技術進步模式為主導的農業技術進步路徑; 如果 B < 1，說明土地生產率的提高程度大于勞動生產率，表現為以生化型技術進步模式為主導的農業技術進步路徑。故而，指數 B 的變化趨勢反映了農業技術變遷的基本路徑。

　　( 二) 變量和數據

　　這里的變量包括農業產出、勞動投入和土地投入變量。其中，農業產出為農林牧漁業總產值 ( 億元) ，采用各省份鄉村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 萬人) 作為勞動投入變量，為更好體現土地實際利用率，采用農作物播種面積( 萬公頃) 作為土地投入變量。由于國家統計局自 2003 年起執行新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包括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為保持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我們將研究時段界定為 2003—2019 年。數據來源于 31 個省份( 不含港澳臺) 相關年度統計年鑒和《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業統計資料匯編》。為剔除價格變化的影響，以 2003 年為基期，對農林牧漁業總產值采用農林牧漁業生產總值指數進行了平減。

　　( 三) 全國和 31 省份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

　　表 1 列示了全國及 31 省( 自治區、直轄市) 的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圖 1 直觀展示了 31 省份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的逐年變化情況。從全國層面看，2003—2019 年我國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均大于 1，且呈上升趨勢，說明農業技術進步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導向，表現出機械型技術進步模式為主導的農業增長路徑，這可能與人口老齡化、勞動力成本快速攀升直接相關。從省級層面看，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呈現出上升型、平穩型、下降型三大類型。其中，上升型又分為三種情形，天津、河北、山東、遼寧、吉林、湖南的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呈現出微弱上升的趨勢; 黑龍江、內蒙古、四川、重慶、貴州、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上海的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上升趨勢非常明顯，且上升幅度較大; 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陜西、云南的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則呈現不斷波動上升的趨勢。

　　相形之下，廣東、廣西、山西、西藏的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變化非常平穩，有點偏向于提高土地生產率的技術進步發展模式。北京、福建、海南的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則呈現下降趨勢，尤其是北京，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從 2004 年的 1. 0377 下降到 2019 年的 0. 4291，該時期北京的農作物播種面積縮減了將近一半，土地資源非常稀缺。近些年北京、福建、海南的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小于 1，表明其技術進步是以提高土地生產率為導向、生化型技術進步模式為主導的農業增長路徑。顯然，我國農業技術變遷在區域間呈現出了明顯的異質性。總體而言，在人口結構變化、勞動力成本攀升背景下，大部分省份農業進入了以勞動生產率為導向的增長路徑。由于要素稟賦差異，各省份對勞動力價格上漲具有不同的反應程度，從而表現出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上升幅度的差異。例如，北京農業屬于典型的城郊型農業，設施化和集約化為其主要發展趨勢，在土地資源非常稀缺的條件下，需通過提高土地單位面積產出來增加農業產出，而福建、海南地形以丘陵和山地為主，耕地多為坡耕地，生產機械化較難以推進，表現出以土地生產率為導向的農業增長路徑。

　　四、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與農業技術進步偏向性的內在邏輯檢驗 ( 一) 計量模型

　　( 一) 計量模型

　　面板向量自回歸( PVAR) 模型融合了面板數據模型和 VAR 模型的優點。我們采用 PVAR 模型，對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與農業技術進步偏向性之間的內在經濟邏輯進行實證分析。基準模型設定為: Yit = α0 + ∑ p j =1 βj Yi，t-j + ∑ p j =1 αj Xi，t-j + ηi + γt + εi，t ( 4) 其中，Yit 代表農業技術進步偏向，Xi，t-j 為自變量，包括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α0 是控制殘差分布均值的截距項，αj 、βj 是待估計參數，ηi、γt 分別表示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εi，t 為隨機擾動項。

　　( 二) 變量設定與數據來源

　　1. 變量設定。被解釋變量為上文計算的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核心解釋變量主要包括年齡結構( old) 、性別結構( wom) 、就業結構( ptf) 以及受教育水平( edu) 。通過引入控制變量對模型殘差進行控制，包括勞動和土地要素的相對稀缺性( rs) 、財政支農( fss) 、經濟發展水平( pgdp) 和城鎮化水平( urb) 。為剔除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分別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指數和人均 GDP 實際增長指數( 上年 = 100) 調整為以 2003 年為基期的實際值。為消除量綱差異、減小異方差及殘差的波動范圍，我 們 對 農 村 勞 動 力 人 均 受 教 育 水 平 ( edu) 、勞動和土地要素的相對稀缺性( rs) 、財政支農( fss) 以及經濟發展水平( pgdp) 指標取自然對數。主要變量及定義見表 2。

　　2. 數據來源。農村勞動力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受教育水平的原始數據來自《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財政支農、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份的統計年鑒。變量的統計性描述如表 3 所示。

　　( 三) 模型估計與分析 1. 平穩性檢驗與最優滯后階數的確定

　　做面板向量自回歸( PVAR) 之前，需對各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我們采用 LLC 和 IPS 兩種方法進行了平穩性檢驗。根據 MAIC、MBIC 和 MQIC 原則選擇滯后階數，表 4 展示了一階面板 VAR 模型具有最小的 MAIC、MBIC 和 MQIC，故而確定 PVAR 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一階。

　　根據 所 選 滯 后 階 數，通 過 前 向 均 值 差 分 Helmert 轉換法( Helmert Procedure) 和截面均值法，分別對模型中的個體固定效應以及時間固定效 應 進 行 消 除。由 于 動 態 系 統 廣 義 矩 估 計 ( GMM) 方法給出了 PVAR 的一致估計，故而使用系統 GMM 方法估計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的動態影響，結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具有明顯的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效應。其中，年齡結構、就業結構滯后一期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而性別結構、受教育水平滯后一期的影響為負。這說明我國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兼業化促進了農業技術進步偏向機械型技術進步模式，農村勞動力女性化、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則在某種程度上減緩了農業技術進步偏向機械型技術進步模式的進程。

　　3. 脈沖響應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用于分析一個變量受到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另一個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軌跡，可以直觀刻畫各變量之間的影響機制。我們通過蒙特卡洛模擬 500 次得到的脈沖響應函數如圖 2、圖 3 所示，圖中橫軸表示沖擊反應的響應期數( 設定為 10 期) ，縱軸代表變量對于沖擊的響應程度，虛線表示為 95% 的置信區間，實線表示具體的沖擊效應。圖 2 展示了農村勞動力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就業結構和受教育水平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的沖擊結果。

　　具體而言，對年齡結構一個標準差的沖擊，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整體上呈現正向響應，在第一期就有一個明顯的正向響應，并在第 1 期末達到峰值，之后響應程度逐漸遞減，第 6 期末減少至 0。這可能由于農村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動因是，城鎮化和工業化所引致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規模向城鎮遷移( 李學鋒、駱培聰，2018) [32]，考慮到機會成本的差異，遷移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傾向于在農業生產中利用機械投入來替代人工投入。這進一步說明為緩解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導致的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力約束，更可能發生機械對勞動的替代。對性別結構一個標準差的沖擊，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整體上呈現負向響應，在第一期就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負向響應，并在第 1 期末就達到了最小值，隨后負向沖擊幅度逐漸減小，第 6 期末逐漸收斂至 0。這可能是由于決定農業勞動力女性化程度的一個原因在于經營土地規模的細碎化( 文華成，2015) [33]，畢竟土地規模的細碎化不利于機械化發展。同時，當女性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的主要目標是滿足家庭農產品需求時，并不一定會在生產過程中利用機械投入來替代人工投入，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對農業機械技術的需求。

　　從兼業化程度看，對就業結構一個標準差的沖擊，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的響應在總體上表現為先正向后負向。初始響應為正，且在第 1 期末就達到了頂峰，之后正響應程度迅速下降，并在第 2 期末達到負向沖擊最小值，第 4 期末逐漸收斂至 0。原因可能在于非農收入突破了農戶的資本約束，為農業機械創造了市場需求，機械化又進一步促進農民收入增長，逐步富裕起來的農民將非農收入用于人力資本投資和其他耐用品支出。從影響幅度看，就業結構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的正向沖擊幅度大于負向沖擊，這也符合農業機械總動力增幅較快的時期是我國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幅較快時期的事實。勞動力素質方面，對受教育水平一個標準差的沖擊，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的響應在總體上表現為先負向后正向，在第一期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負向響應，且在第 1 期末就達到了最小值，之后呈現上升趨勢并迅速轉為正向響應，在第 3 期末達到峰值之后減弱，在第 6 期末趨近于 0。從影響幅度看，勞動力受教育水平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的負向沖擊幅度大于正向沖擊，這與理論預期方向不一致，也與一般經驗不符，接下來我們對此做進一步探討。

　　4. 進一步討論

　　邏輯上，農村勞動力接受教育的時間越長，其認知能力、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術的能力也相對越強，不僅有更強的新技術需求，也更具備推廣農業新技術的條件，從而更能促進農業生產的機械化。為進一步闡釋這些推理，我們借鑒李富強和王立勇( 2014) [34]關于農村教育人力資本的度量指標，使用農村學齡以上人口中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和高中( h1) 、大專及以上的人口占比( h2) 作為農村勞動力教育水平的替代變量。圖 3 展示了變更教育水平變量后的脈沖響應結果。可知，初等教育層次人口比重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指數的沖擊初始為負，在第 1 期達到最小值，但在第 2 期滯后影響逐漸轉為正向，第 5 期開始收斂至 0，其負向沖擊幅度明顯大于正向沖擊幅度; 高等教育層次人口比重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指數的沖擊剛開始的響應較為迅速，在第 1 期達到了峰值，在第 2 期降到最低，5 期后基本收斂至 0。這說明現階段我國農村教育結構在短期內不利于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機械型技術進步模式，原因可能在于我國農業生產經營人員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總體上還處于中等及以下教育層次。農村勞動力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就業結構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的沖擊與上文基本一致，說明結果比較穩健。

　　為考察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的影響程度，我們通過方差分解來量化農村勞動力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就業結構和教育水平沖擊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波動的貢獻度。表 6 列出了第 1—10 個預測期的方差分解結果，在第 5 個預測期后，方差分解結果一致，系統達到穩定。顯然，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除了受自身慣性影響，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貢獻度的大小依次為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就業結構和教育水平。

　　五、結論和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我國 31 個省份 2003 ― 2019 年面板數據，通過測度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指數，研判各地區農業技術進步模式，并運用 PVAR 模型實證分析了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對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的動態影響。結果表明，我國農業技術變遷在區域間呈現出一定的異質性，絕大多數省份的農業技術進步模式選擇具有偏向性，即以節約勞動力的機械技術創新和應用為主，從要素相對稀缺性的角度看，該發展方向與誘致性技術創新理論下的技術進步路線相符。我們發現，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具有明顯的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效應，綜合 GMM 估計與脈沖響應結果，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兼業化和高等教育層次人口比重提高促進了農業技術創新路徑偏向機械型技術進步模式，農村勞動力女性化則在某種程度上減緩了農業技術進步偏向機械型技術進步模式的進程。從脈沖函數響應的強度看，農業技術進步路徑偏向對農村勞動力年齡結構、性別結構變化的反應程度更強烈。方差分解顯示，農村勞動力年齡結構、性別結構變化對農業技術進步偏向的貢獻程度較大。總之，由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女性化、兼業化帶來的勞動供給結構性變化，是影響我國農業技術進步路徑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結論，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加快突破農業關鍵核心技術，因地制宜推進農業機械化，做好針對大齡勞動力和女性勞動力的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工作。瞄準良種培育、疫病防控、設施農業、農業物聯網和裝備智能化、土壤改良、旱作節水、新型肥藥、加工貯存、食品安全等領域，切實做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等各項工作。對于農業機械裝備使用技能的培訓，可重點考慮機械化水平較低、勞動力老化較為嚴重的區域，有針對性地培訓大齡農業勞動力。推廣適合婦女使用的家用自動化、智能化小型農機，鼓勵女性勞動者使用先進設備，進一步提高農機服務水平。

　　第二，加快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支持職業院校加強涉農專業建設，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各類人才流入農村就業創業。加快構建融教育培訓、認定管理和政策扶持為一體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體系，積極引導和組織農民自覺接受種植、養殖、市場和法律知識等多元化、實用性的職業技能培訓，著力打造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職業農民隊伍，從整體上提高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

　　第三，健全縣( 市) 農技推廣中心、鄉鎮農技推廣區域站、村( 居) 科技示范主體等科技服務網絡，進一步提高農民應用先進農業技術的組織化程度。健全完善科技特派員技術服務鏈，積極探索 “科技特派員 + 示范基地 + 農戶”“科技特派員 + 種養大戶 + 農戶”“科技特派員 + 農業協會 + 農戶”等服務模式。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農技推廣服務，引導和支持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等開展農技推廣服務。例如，鼓勵新型農業服務主體由提供關鍵環節農業生產性服務向提供全程農業生產性服務轉變; 由面向特定環節提供“碎片化”服務向提供覆蓋全程的綜合集成服務轉變，服務對象更好地兼顧小農戶和規模化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