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確立環境法學邏輯起點的標準

任何學術研究必須在一定的學術范疇中展開，總是建立在一定的學術共識基礎上。為了建構特定的學科門類，研究者之間需要對該學科的邏輯起點形成共識，以同一概念作為基石范疇去組織和安排理論體系。缺乏這種學術共識，缺乏共同的學術范疇，所謂的學術研究就只是研究者的自說自話。因此，某門學科的研究者并不能任意地選擇研究的邏輯起點。在一定的學科知識體系內，研究者需要尋求某一共同的范疇作為該學科的邏輯起點。只有如此，這些獨立的研究成果才能夠整合成系統性的知識體系，構成一門學科的內容。況且許多學術研究不僅僅是一種書齋中的學問，其理論成果還會應用于社會實踐，影響到每一社會成員的利益。所以，對于學術研究而言，確立適宜、妥當的邏輯起點尤為重要。就環境法學而言，環境法學者可以自由地選擇理論研究的起點，但是，作為一門實踐性強，為環境立法、司法和執法提供智識服務的學科，環境法學絕不能任意地設定其邏輯起點。確立何種基石范疇作為環境法學的邏輯起點，取決于該種范疇幫助研究者組織環境法學理論體系、設計環境法律制度以更好地完成環境法的使命和實現環境法學的學科任務的潛力。簡言之，某種范疇能否成為環境法學的邏輯起點，取決于該范疇的理論潛力和實踐應用潛力。基于此，環境法學邏輯起點的確立，應遵循如下的標準：

（一）符合學科邏輯起點一般標準、滿足環境法知識化的需要

邏輯起點構成整個學科研究的理論基石，也是學科研究的各個具體的、部分的理論觀點得以聯系、組成嚴密的理論體系的主線。缺乏共同邏輯起點的各部分理論之間不會形成一個理論體系，即使它們之間具有一定的相關性。當然，這些理論更不會組成一個完整的學科。學科研究的邏輯起點對于學科自身意義重大。研究者選擇何種范疇作為環境法學的邏輯起點決定了其研究的科學性和客觀性。選擇學科邏輯起點的一般標準就是：（１）邏輯起點必須是對所研究對象最簡單、最一般與最抽象的概括與表述；（２）邏輯起點的概念能夠成為學科內部研究者之間最易達成共識的概念；（３）作為學科研究邏輯起點的概念范疇要最能夠準確表征研究對象的本質。學科中任一具體知識都是對其研究對象的具體闡述和說明，只有準確描述和概括研究對象的基石范疇才能夠涵括這一學科的全部知識的內在特征。

環境法學的基本任務是在理論上說明、闡釋與論證環境法律制度的作用、方法與原則，考察現行環境法律制度的實效、查找其中的缺陷以及提出相應的對策與方法。這種理論作業是在一定的知識系統內進行的。環境法學的任務乃是構筑環境法的知識系統，使學習者與研究者能夠明了環境法律制度的具體內容、運行方式與實際效果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向。在進行環境立法時，立法者并不總是以某種系統化規則為模板，也不總是在相應的規范性文件中闡明立法的目的與條文的含義。同時，法院在適用環境法律規則于個案時，也未必清晰地論證了司法的理由。因此，為了幫助社會成員理解環境法律規則的具體含義，便于他們遵守相關法律，也便于環境法的學習，學者們需要使用某種基石范疇去組織與安排該知識系統，把零散乃至凌亂的環境法律規范予以知識化。

把環境法的內容予以知識化，使之成為一種體系完整、邏輯嚴密的知識體系，研究者必須選擇一個具備理論推衍潛力的基石范疇作為環境法學的邏輯起點。因為只有具備了相應的理論推衍潛力，這一范疇才能夠成為基石范疇，研究者才能夠運用這一范疇去組織相應的知識要素。以民法學為例，民法學中的基石范疇就是法律行為。因為法律行為這一范疇具有理論推衍潛力，以法律行為為中心，民法學者可以把合同、物權、婚姻、繼承等民事行為組織起來，形成完整的民法學知識體系。如果不以法律行為為基石范疇，民法學無法被構建成為一種知識系統①。環境法學也應該像民法學那樣，找一個基石范疇作為邏輯起點。顯然，這一基石范疇必須符合學科設定邏輯起點的一般規律。

（二）有利于構建環境法體系，實現環境法的使命

研究環境法治實踐是環境法學的一項基本任務。不過，環境法學者并不總是以已經頒布的某項環境法律規范或者已經建立的某項環境法律制度為對象，被動地研究環境法律制度。科學、客觀地評價現行環境法律制度的實施效果，填補其中的漏洞和消除其中的缺陷，需要解決一個前提性的問題———完善的理想型環境法是什么？完善的理想型環境法是我們據以判斷現實的環境法律制度健全與否的標準，是對現實的環境法律制度提出改進措施的模范法。至此，尋找完善的理想型環境法，更為抽象、也更為重要的問題出現了：環境法的使命是什么？我們需要何種環境法？環境法的使命就是保護環境以滿足社會的需要［１］［２］。環境法學的任務是科學地分析、總結出保護環境的社會需要的具體形式與具體表達，促使環境立法、環境執法和環境司法符合這種社會需要。

當然，保護環境的法律規則不僅僅限于環境法中，刑法、民法也包含了一些保護環境的規則。但是，傳統法，尤其是傳統民法以自由主義為根本價值依歸，強調不得干預民眾行動的自由，因此，其并不注重在事前預防某種損害的發生，而是強調事后對某種損害的賠償或者填補。如企業排放污染物質以致造成重大的人員傷亡或者財產損失時，檢察機關可以提起刑事公訴，追究企業的刑事責任。當企業排污行為造成環境污染致人損害時，受害人可以要求該企業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這些法律規則可以起到間接地阻止企業排污以保護環境的作用。但是，刑法與民法中規定的責任制度屬于事后責任。在追究行為人的責任時，環境已經遭受到嚴重損害，難以挽回了。這不能責怪刑法、民法等傳統的部門法。人類自作為一種生物在地球上誕生之日起，就不斷地影響與改造著環繞其間的環境。沒有這種對人類周圍環境的改造就沒有人類自身的生存、發展，因此這種改造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這種改造、影響沒有造成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環境問題，或者當時的人們沒有意識到這種問題的嚴重性。實際上，社會需要環境法之時，正是傳統法律制度無法解決環境問題之時，也是傳統法學無法提供解決環境問題的智識支持之時。為了避免環境遭受損害，環境法并不把這些事后責任規則作為主要內容進行規定，相反，它專注于環境損害的事前預防。通過種種制度安排，如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公眾參與環境決策制度等，來預防環境損害于未然。另外，傳統法學中沒有整體人類的地位，也沒有整體的人類利益的地位。在傳統法學看來，社會中的利益沖突發生在個體人與個體人之間。傳統法律的使命是解決個體人與個體人之間的利益沖突與糾紛。傳統法學為傳統法律提供智力支持，準備相應的法律理論。它們沒有為解決整體的人類利益與個體人利益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準備相應的規則和知識。如民法中的環境侵權損害賠償規則，其目的在于保護個體的受害自然人或企業的與環境有關的利益。當排污者向環境排放污染物質損害了環境以及以環境為媒介損害了其他人的利益時，民法只要求排污者對其他人的環境權益予以填補，并不要求排污者對環境的損害予以賠償或者修復。這說明，整體的人類作為環境污染的受害人在現行的侵權行為法中沒有存在的余地，也不會被當做“受害人”來對待。因此，傳統部門法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類整體利益受到事實上損害的問題。刑法、民法等具體的部門法本身就不是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而制定的，它們的立法目的本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