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正如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托馬斯•馬爾文(ThomasF．Marvin)所說，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VonnegutJr．)是美國文壇“20世紀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Marvin2002:1)，而于1969年出版的《五號屠場》(Slaughter-house-Five)則是其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作。該作品是一部基于作者親身經歷的戰爭題材小說，借主人公比利•皮爾格里姆(BillyPilgrim)再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其中尤其揭露了二戰期間英美聯軍轟炸德國小城德萊斯頓的暴行。該作品一經問世，就以其犀利的反戰主題、深遠的歷史與現實意義及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引發了激烈的討論與爭議。由于書中一些頗具后現代主義特征的寫作風格及寫作手法的運用，國內外的大部分評論家們往往從它的后現代性入手對其加以評析，如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元小說的元素、拼貼雜亂的效果、科幻小說的色彩及黑色幽默的基調等。正因為如此，《五號屠場》常常被批評界定義為典型的后現代主義、黑色幽默或科幻小說等。然而，馮內古特本人痛恨評論家們為其任意貼上的這些“標簽”，并宣布“不覺得自己屬于文學發展創新的一部分”(Reilly1990:215)。本文作者認為，在《五號屠場》中，部分后現代創作手法與后現代主義不穩定性、不確定性、非連續性、反對使用單一的固定不變的邏輯和原則，及其開放性和多元性的主題相吻合，但通過挖掘《五號屠場》中元小說敘事中的自傳成分、科幻色彩中的回憶與幻覺細節以及黑色幽默中的諷刺與現實意義，可以論證出馮內古特通過這些具有傳統色彩的“后現代主義”創作手法帶來的“混亂”加強了而不是削弱了其旨在建立的“秩序”的現實主義意義。這種獨特的風格并非是馮內古特刻意追求實驗文學創作的成果，而是他為表達反戰主題及其內心深處的人文主義關懷而努力尋求出的最貼切的方式。

2．元小說敘事中的自傳———真實引發共鳴

布羅依徹(UlrichBroich)在其《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中將元小說定義為“后現代主義的商標”(Bro-ich1997:249)?？死锼诡D森(Christensen)與柯里(Cur-rie)也分別在其著作中闡述了元小說這一概念的意義。后現代主義者認為，意義僅僅源自經過加工的語言符號之間的區別，因此后現代的世界不再是永恒的現實，也無法得以真實再現(戴桂玉2011)。而元小說的顯著特征是小說中敘述與批評的結合，以此引起讀者對于小說創作本身是虛構的、被加工的本質的關注，進而引發人們對作品與現實之間關系的質疑。換句話說，元小說強調作品本身的虛構性，并在寫作過程中對作品加以評論。這種寫作手法挑戰了現實主義作家們再現真實世界的努力，同時模糊了現實與虛構、寫作與批評的界線。

在《五號屠場》中，馮內古特在試圖使用傳統敘事方式來再現戰爭的努力失敗后，最終尋求到一種新的方式，后現代主義評論家們稱之為元小說的敘事手法。在小說的開篇部分，馮內古特便以敘述者的身份出現，并直接告訴讀者他寫這部關于德萊斯頓大轟炸小說的艱辛。敘述者接著抱怨在過去的23年間，他是如何迫切的想要寫部小說來記錄他親身經歷過的二戰，卻又發現在試圖重現這段歷史時，語言又變得如何蒼白無力，并且他身邊了解戰爭的人都堅持認為他寫不出一部好的反戰作品。關于小說本身，敘述者在開篇便提前告知讀者這部小說的開頭與結尾，并強調這部作品絕不會是戰爭的贊美詩。同時，作為敘述者的馮內古特甚至還不時走進他虛構的世界里并成為故事的人物角色之一。從小說的第二章開始，馮內古特作為敘述者便消失不見，而以比利•皮爾格利姆為主人公的故事開始。然而，敘述者時常介入比利的故事并提醒讀者他也是故事的角色之一，并和比利一同經歷同樣的事件。例如，敘述者“我”的第一次出現是與比利一同作為戰俘同其他士兵一同被押上前往德國的貨車車廂時。正是以在寫作過程中設計并評論作品本身的這種典型的元小說敘事方式，馮內古特刻意營造出一種虛構的氛圍，而通過其本人作為敘述者甚至人物角色不斷出現在小說主人公的故事中，使得現實與虛構的界限逐漸模糊，后現代主義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以及開放性得以體現。

然而，了解馮內古特的生平和寫作背景的讀者卻不難發現，《五號屠場》的三重敘事角度，即作者馮內古特、敘述者馮內古特以及小說的主人公比利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同樣的出身與成長背景，同樣的經歷，且比利故事中的很多人物和事件都可以從作者馮內古特的經歷中找到原型。甚至從某個層面上講，比利的故事可以被視為作者馮內古特的自傳。或許會有讀者質疑，如果這部小說是作者的自傳，那么為什么作者還要假借一個虛構人物來代言，并不辭勞苦的使用一個三重的復雜敘事方式?答案正如馬爾文的判斷:“馮內古特對于這種文學形式的實驗創新是出于他想要找到一種表達自己對世界獨特看法的方式的迫切需要”(Marvin2002:17)。不難想象，作為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生還者，馮內古特受到的震撼和創傷足以使他在試圖重現這段歷史時感到無助和束手無策。因此，只有在敘述的同時遠離這段經歷才能夠使他在精神上不涉入、不再受傷害的前提下做出真實、冷靜、客觀的記錄，而小說的主人公比利便成為他的“面具”或代言人。正因為如此，馮內古特會在小說中反復提醒讀者他也是戰爭的目擊者及受害者，其中一處便是比利從轟炸事件中生還后同其他戰俘一同挖掘廢墟的場景，作者寫道:“我當時就在那里……我們一起在客棧老板漆黑的馬廄里待了兩個晚上……”(馮內古特2000:156)人稱單復數的轉換傳達出馮內古特對讀者的提醒:這個故事不僅僅是關于比利的故事，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更是千千萬萬個戰爭的受害者和生還者的故事。

事實上，在后現代的語境下，自傳有時也會被界定為一種元小說形式，但是它本身的現實意義并沒有改變。“當模糊了現實與虛構界線的后現代寫作方式與自傳的敘事方式相結合時，目的就是為了架起連接生活和藝術的橋梁”(Hornung1997:222-23)。在《五號屠場》中，具有自傳色彩的元小說敘事方式便具有治療的效果，它能夠幫助作者馮內古特調和再現歷史的迫切愿望與回避創傷之間的矛盾，使得他克服敘事困難，重建身份，從而更好的傳達小說的現實意義———戰爭給人們帶來的是無盡的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