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普選”指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由普選產生。這里所謂的普選，在涵義上等同于直選。2007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決議，2017年香港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另于2020年立法會亦由普選產生。至此，“雙普選”時間表得以正式確定。“雙普選”是香港政治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在不久的將來，它將付諸政治實踐。那么，“雙普選”實施后將對香港政治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該如何看待和應對這些影響？本文擬就這些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行政長官普選的政治影響

行政長官在香港的政治體制中處于核心地位，其未來由普選產生對于香港的政治體制及其運行，乃至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的關系，均會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從理論上分析，行政長官普選有可能帶來如下政治影響：

1.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制度會相應改變

現行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選舉委員會中不少于100名的選舉委員提名。行政長官實行普選，內在地要求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制度要發生相應的改變。作為行政長官普選的配套制度，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制度最后究竟如何修改，目前還沒有明確方案，但圍繞著適應普選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制度的設計及爭議卻早已開始，概括起來，大致包括以下內容及爭論觀點：（1）關于提名委員會的組成。香港目前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以泛民主派為代表的“立法會提名制”；另一種是特區政府及建制派為代表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制”。（2）關于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人數。立法會內不同黨派及獨立議員主張由800人或多于800人組成；而民意調查顯示，較多市民主張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應多于800人。（3）關于候選人的人數。多數香港民眾認為以2～4名為宜，但究竟如何確定，可留給香港社會作進一步討論。（4）關于提名門檻。關于提名門檻以多少人為宜，香港社會內部意見分歧很大。針對不同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提名人數各不相同。即使針對按現在的800人的選舉委員會組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各派主張的提名人數也不一樣，泛民主派主張50人，政府堅持維持現有的100人。［1］雖然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制度目前尚未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該制度務必在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之前確立并開始運行。

2.罷免行政長官制度需要增設

罷免權是與選舉權相對應的權利，是人民召回當選人的權利。罷免行政長官的理論基礎是直接民主理論，由人民選出的行政長官，若其失去人民的信任，人民自然可以行使“召回”性的罷免權。目前行政長官并非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所以基本法沒有規定選民擁有直接罷免行政長官的權利。與2017年以后行政長官普選相適應，應在香港基本法中增設“罷免”行政長官的條款。從學理上說，對行政長官的罷免是對其政治責任的追究，而政治責任基本上系總體考察，不需要有特定的事件，特別是現行制度規范下，行政長官在職權上對于行政事務確有相當大實權，此時特區政府總體施政的成敗，行政長官應負重要責任，所以提出罷免案不須有特定的失職事由和具體違法事實。為此，基本法既應規定提出罷免案的原因，也應規定提出罷免案的機關與程序。在此，筆者設計了擬在香港基本法中增設的罷免條款，內容如下：“行政長官的罷免案，須經全體立法會議員1/3提議，全體立法會議員2/3同意后提出，并經香港特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的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即為通過”。“罷免案經由香港居民通過后，報中央人民政府批準。”“罷免案經由中央人民政府批準后，被罷免人應于公告之日起，解除行政長官職務；并且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的5年內，不得再提名為行政長官的候選人。”罷免案既然是對政治責任的追究，交由全體香港居民表決也就合乎民主法理。為了防止罷免權的濫用，基本法在賦予罷免主體罷免權的同時，也可對罷免案的提出進行限制，主要內容可設計為：“對就職未滿1年的行政長官，不得提起罷免案；罷免案如經否決，對于同一行政長官，原提案人不得再為此對其提出罷免案”。換言之，對于行政長官的罷免案，在其任期內只有一次。

3.行政長官的政黨身份限制可能被取消

香港特區政治體制設計之初，并未考慮政黨因素對其之影響。其后隨著政黨在香港的產生和發展，為了避免香港行政系統出現政黨化傾向，1996年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通過的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產生辦法中規定：“具有政黨身份的人在表明參選意愿前必須退出政治團體”。這表明，行政長官不得具有政黨身份。2001年通過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規定，任何有政黨背景的人當選行政長官后，必須脫離原來所屬政黨，行政長官在任期內也不得加入任何政黨組織。這些限制性規定的初衷是使行政長官超然于各黨派和利益群體之上，但這在實際上也切斷了政黨對行政長官的支持。同時，政府為游說議員支持政府法案，不得不承擔大量本應由執政黨來協調的工作，這又降低了政府工作效率。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政黨政治是連接立法和行政的一個重要渠道，但目前香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以兩種完全不相關的方式產生，而且沒有政黨政治的配合，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便缺少了連接的渠道，立法會為了體現自己的權威和贏得民意的支持，必定會采取反對政府政策的方式。立法會內只有親政府的政黨，沒有執政黨，也沒有占多數席位的政黨，各黨派既不能主導政府的政策，自然也就不會完全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2017年實施行政長官普選，是否允許行政長官有自己的政黨背景，實為一個非常關鍵和敏感的問題。筆者認為，香港若想繼續維持并完善行政主導體制，則需將政黨納入政治架構，不能單純沿用抑制政黨發展的政治設計。具有政黨身份的行政長官自然會得到同一政黨的立法會議員的鼎力支持，且政黨的支持更為持久、穩定。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處理好政府與政黨的關系，獲取政黨的支持，有助于維持行政在香港政治運行中的主導作用。從香港政黨政治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普選之后，有政黨背景的人士很可能被選為行政長官。當然，香港不會出現執政黨，但有可能會出現類似俄羅斯的“政權黨”。不僅關于行政長官的非政黨背景的規定有所松動，就是政府官員非政黨背景的做法也明顯松動。隨著政治委任制的推行，更多的政黨人士會在特區政府中擔任要職。在現時的政治委任制度下，不論是司長、局長、副局長或是政治助理的職位，都可吸納具有政黨背景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