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念很復雜，一般認為，文化就其內容來講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視角給文化下的定義為:“人類適應自然的方式。即文化是人類在自然界生存、享受和發展的一種特殊方式;或者，文化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存在方式。”［1］(P328)科學發展觀要求在充分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這種發展觀內涵的生態文化既是對中華傳統“天人合一”、“天道自然”生態文化思想的繼承與超越，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自然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是自然的有機組成部分”生態文化思想論述的吸收與發展，同時是與中華的發展進步有機融合而形成的全新的生態文化。具體內容也可以從物質、制度和精神三方面去挖掘。

一、崇儉抑奢、需求引導供給的物質生態文化

馬克思認為，勞動是人按照自然規律利用自然并改造自然的活動，正是這種區別于動物的活動，產生了人從動物中分離出來的文化。勞動實踐反映著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同時，也正是這種勞動實踐，揭示著勞動“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說，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同其它自然物之間的物質變換是自然系統內部的客觀過程。這正揭示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這種物質變換的勞動實踐的生態本質。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論述道:“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地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45)這清晰地指出了，人在通過自身的勞動實踐來實現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保證人類的生存發展，同時，人還需要自覺地調控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依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的物質生產文化是具有生態本質的。馬克思強調人在生存發展中利用自然，但在利用過程中要確立享用與節約相統一的生態消費文化觀念。在強調節約自然資源的同時，提出了復活自然的主張，“生產廢料再轉化為同一個產業部門或另一個產業部門新的生產要素”，“通過這個過程，這種所謂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產而消費(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的循環中”，使“這種廢料本身才重新成為貿易的對象，從而成為新的生產要素。”［3］(P94)

中國傳統文化有著豐富的崇儉抑奢思想。道家代表老子強調“見素抱樸，少私寡欲”［4］(第19章)的生態消費理念，統治者應該放棄“有為之政”，讓百姓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并保持純樸的本性，減少私心和欲望。統治者在為百姓提供良好的生產生活條件后，減少對百姓的干擾，不從統治者的視角去評判百姓的生活。中華傳統文化強調“自然界是一個生命有機體，它不僅有生命，而且不斷地創造新的生命。世界萬物來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創造，人的生命也來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創造。這是自然界的內在價值。”［5］與此同時，“人與自然是一個生命整體，是不可分離的，人不能離開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也需要人去實現其價值。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存共榮。”［5］儒家大師孔子強調:“節用，愛人，遵照時限讓百姓服勞股。”［6］荀子進一步提出，“節用”的方法和目的，“節用，使百姓富裕。”“節用的方法是用政”。可見，儒家思想中“節用”、“富民”也是通過生態消費理念引導物質生產，展示了“可持續發展”觀念。《管子》認為“造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7］(P1013)治理國家和社會，最重要的任務在于“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7］(P259)。

中華傳統文化中“自然界是一個生命有機體”及馬克思主義經典中“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的經典論述，都闡明了自然的生態價值，為科學發展觀中物質文化生產提供了生態淵源。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生態文化對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意義，結合中國發展實際，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戰略構想與部署。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既是遵從馬克思主義經典生態文化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生態文化思想的吸收與發展，更是對中華傳統經典文化的繼承與弘揚。科學發展觀，不單繼承經典文化的生態智慧，也是對改革開放30余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同時出現的資源巨大浪費和環境嚴重破壞的深刻反思。科學發展觀就是要解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相異化的矛盾，實現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以人為本、自由發展的制度生態文化

科學發展觀強調加快和諧社會構建，即從制度層次建設生態文化。這種制度生態文化，可以追溯到老子的“無為而治”和馬克思主義的“自由發展的共產主義制度”。老子追求國家長治久安的政治理想，提出“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無為”即遵從自然運行法則，在治理國家中強調“一切順其自然，不干涉人民的生活，社會自然會好起來。”［5］“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4］(第2章)意思是說，圣人以“無為”的法則治理國家，身體力行而不施行教化，使萬物生長而不發號施令，孕育萬物而不占為己有，施恩于萬物而不圖回報，建立功勛而不居功自傲。正是因為不居功，功勛才會永不磨滅。老子“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恰是老子制度生態文化思想的最佳佐證。“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4］(第80章)

生活于西周末期戰亂之中的老子，對于統治者為了個人利益而不顧百姓死活使用武力進行戰爭以爭奪勢力范圍非常不滿，盼望著百姓能夠按照“小國寡民”的狀態進行恬淡的生活。老子追求一種沒有戰爭，百姓安居樂業的理想國度，恰恰是對統治者追求自身政治經濟地位而不顧百姓饑苦的統治理念的有力反駁。對“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句的理解和今譯也多種多樣，但多數都把老子的思想理解成鄰國之間能夠聽到雞鳴狗叫卻不相互往來，這是沒有弄清楚老子所處時代和老子思想的內涵。老子期盼國家安寧，百姓安居樂業，在能聽到鄰國雞鳴狗叫的情況下，百姓也不用因為生活的不安定遷至別國。我們透過“小國寡民”國家理想能夠體會到老子的生態制度文化田園詩般的民間生活圖景。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的制度模式是制度生態文化的又一重要思想淵源。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變革社會制度，以及由該社會制度所規定的政策、規范，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的重要前提是構建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基本取向的經濟、社會制度，也就是說只有確立社會制度的生態化取向，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馬克思主義如此深刻的生態文化思想，是基于馬克思對19世紀人與自然關系惡化所作的深入思考和實踐探索，是他們在革命實踐中為解決19世紀工業文明對自然生態環境破壞這一現實問題的理論反駁。工業文明引發了社會觀念的一系列變革，使人脫離了對自然的“崇拜”和傳統文化的束縛，構筑起以利益為中心的生產分配關系。馬克思根據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種以私利為中心的分配關系和對自然環境的無限征服和破壞的深刻反思后，引發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刻反思和強烈反駁。這種強烈的反思和反駁，激發了馬克思對未來共產主義的無限暢想:“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P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