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學者最早記錄渤海遺跡可以追溯到宋金時期，最先實地踏查游訪和研究的是清初流放東北的寓賢。17世紀渤海歷史考古成果主要是渤海上京城址的發現著錄，19世紀的成果是考定17世紀發現的古大城即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20世紀，渤海歷史考古研究則從有限的宏觀逐步深入多領域的“微觀”。

一、20世紀頭30年間是以對渤海遺址調查為主的時期

由日本、俄羅斯學者（確切地說是旅哈俄籍學者）壟斷，主要目標是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和三靈墳等。日本學者在軍國主義支持和庇護下，積極配合向“滿蒙”地區滲透。１８８３年，日軍間諜潛入中國吉林集安盜拓《好太王碑》。１８９４年御用文人九鬼隆一向日本當局獻策掠奪中國文化財富。嗣后，日本一些學者相繼潛入中國（首先是東北地區）進行考古和人類學的調查研究，如鳥居龍藏、鳥山喜一、關野貞、白鳥庫吉、黑板勝美和內藤湖南等等。鳥居龍藏的《東北亞洲搜訪記》、《滿蒙古跡考》和鳥山喜一《渤海上京龍泉府考察記》都記述渤海遺址。在掠奪中國歷史文化財產的過程中，２０世紀２０年代中成立的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里應該特別指出的是，中國一些學者對渤海上京城址調查記錄做出的貢獻。成書于１９２１年的《寧安縣志》（王世選修，梅文昭總纂）對上京城的記錄超過同期的任何人的任何著作，所附上京龍泉府遺址圖是已知最早的實測圖。俄羅斯學者注意和研究渤海歷史及其國內渤海遺跡始于19世紀70年代以后，但直到十月革命前后，他們對渤海遺跡雖作過調查和個別挖掘，認識和理解上還有差距，甚至難以分辨某些遺跡性質。30年代前后，對渤海歷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如1919年率賓唐晏撰《渤海國志》，后黃維翰撰《渤海國記》，金毓黻先生撰《渤海國志長編》。日本則有鳥山喜一于1915年撰《渤海史考》和津田左右吉《渤海考》以及松井、池內宏等人都有渤海論著發表。蘇聯的Э•Ｈ•馬特維耶夫于1929年出版《渤海》。朝鮮學者也有相關論著問世。

二、30年代初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可劃為渤海考古研究的第二期

特點是發掘范圍擴大，進入以發掘為主和調查發掘交替進行時期。東北地區淪陷后，日本學者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基本是步侵略軍后塵而至。不過，據目前掌握的材料，首先發掘渤海上京龍泉府宮城殿址的不是日本學者。1931年，在日軍占領哈爾濱之前，這里組建東省特區文化發展研究所，當年即組織大型綜合考察隊赴東部地區考察，中國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尹贊勛先生參加地質分隊，還曾參加古人類分隊的考古工作。古人類分隊由Ｂ•包諾索夫領導，調查渤海上京城址、三靈墳等，包氏的調查試掘材料（《關于東京城遺址調查的初步報告》）于1932年首先用俄文發表。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內宏為首的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發掘隊在日軍刺刀保護下發掘渤海上京城宮殿遺址———這在國際考古發掘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一例。因為日軍曾在上京城宮城南門前（五鳳樓前）同抗日軍民激戰，傷亡慘重，今五鳳樓前的高大水泥標志就是由為超度這些罪孽深重的亡靈所建“忠魂碑”改制的。參加發掘的日本學者有駒井和愛、鳥山喜一、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中國學者金毓黻等參加部分發掘工作。1934年7月發掘結束。1939年，出版了專題研究報告《東京城———渤海上京龍泉府址的調查發掘》，產生很大影響。發掘文物裝了23箱運回日本。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后，對東北地區渤海遺跡的掠奪性調查和發掘范圍也隨之擴大了。在日偽統治東北的14年中，凡是日本學者已經掌握或了解的渤海遺跡，基本都被發掘了。如何評價三四十年代日本學者主持的考古發掘呢？據有關資料和知情者透露，他們的發掘有時基本上是有什么挖什么，科學性不敢過多恭維。謂其挖寶式盜掘可能不服氣，說掠奪也會有應詞。但他們是在別國土地上掠奪，受占有心態支配和挖寶欲望的驅動，考古調查發掘必然是主動掠奪式的，因而發掘必有很大隨意性，造成學術上的混亂，也嚴重地破壞了遺跡。

三、抗戰勝利迄今為第三期

20世紀后半期中國、俄羅斯、朝鮮和韓國學者已經成長起來，中國由于得天獨厚等條件而占據主導地位，每一重要發現和研究進展，都對國內外渤海歷史學界產生重大影響。從半個世紀的渤海考古發現和研究情況，可以看出一些脈絡，表現出某種程度的階段性。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抗戰勝利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是新中國渤海考古研究起步階段。重要標志是1949年8月吉林敦化六頂山渤海墓葬的發掘和貞惠公主墓志的發現。

第二階段是1950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為止。這是中國的渤海考古調查發掘進一步擴大、研究整理并取得很大收獲階段，訓練和培養了相關的專門人才。50年代中后期迄1966年，黑龍江省考古工作者對牡丹江流域進行系統調查。1957～1958年對渤海上京城等作調查。1958年牡丹江下游地區考古調查中發現渤海墓葬近140座，渤海城址4座，建筑址1處。牡丹江中游地區的調查和復查渤海城址2座，橋梁址3處、墓葬2處，堡壘和倉窖各1處。1960年發現大朱屯渤海墓群；在松乙溝調查了“二十四塊石”和建筑址各1處。1961年調查發現沙蘭洋草溝渤海墓群和杏山的渤海磚瓦窯址等。1963～1964年，對東京城進行大規模考古調查和復查。1966年，調查海林山嘴子渤海墓葬。1963—1964年，中朝聯合考古隊對上京宮城西區、外城區街坊址、三靈墳和大朱屯渤海墓葬進行發掘。60年代中朝聯合考古隊發掘的收獲主要反映在70年代朝鮮出版的《渤海文化》和90年代中國出版的《六頂山與渤海鎮》。1966年至1977年渤海考古研究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中國的渤海考古調查研究基本處于停滯狀態，不過也有意外的重要發現，如1975年渤海上京城遺址舍利函首次出土；另外一項重大收獲是撥正扶直渤海石燈幢，搞清結構。1971年，吉林和龍縣河南屯發現渤海貴族合葬墓，出土一批珍貴精美的金制品。1973年，和龍縣北大地渤海清理發掘50多座渤海墓葬等。朝鮮和韓國研究渤海歷史和考古可追溯到19世紀。朝鮮分為南北方后，北南方的學者各自在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下進行研究工作。就渤海考古遺存研究而言，北方先于南方，大致開始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進入60年代前后，朝鮮更多地將注意力集中到中國東北地區，特別是黑龍江和吉林兩省。中國已有的發掘研究成果和中朝聯合考古隊的一些重大發掘收獲成為其研究基礎。70年代又有朝鮮文物考察團訪問中國東北地區。此前，朝鮮在咸鏡南、北道發現一些渤海遺存。80年代以來，朝鮮加強了對渤海研究，擴充機構增加研究力量，積極尋找渤海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