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克羅齊起，關于比較文學的爭論似乎就再也沒有停止過，爭論的內容各有不同，但都是圍繞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展開的。而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恰好是一個學科是否能夠存在的關鍵因素。1993年，蘇珊•巴斯奈特發出了“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氣數已盡”的讖語，并為比較文學開出了一劑藥方：“從現在起我們應當將翻譯研究看作是一級學科，其中含有比較文學，后者是一個有價值的但卻是從屬的領域。”[1]（P161）2004年，作為ACLA新的學科現狀和未來發展報告起草人的蘇源熙，也對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的合法性持懷疑態度，認為“像比較文學這樣一個由例證（及例證引取理論）構成的學科，很難說有學術上的獨立性”。[2]（P12）同年，斯皮瓦克干脆宣布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已經死亡。2006年，在斯皮瓦克的推動下，巴斯奈特又對自己開出的藥方進行了否定，直接宣稱：“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都不應該看作是學科：它們都是研究文學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閱讀文學的方法。”[3]（P6）巴斯奈特等人與比較文學的“較勁”，再次激起了人們討伐的沖動。在反對者看來，巴斯奈特等人簡直是在睜眼說瞎話，君不見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隊伍多么龐大、人才培養多么富有成效、學術成果多么令人矚目。但是，反對者似乎回避一個事實，那就是巴斯奈特等人是在何種層面上認為比較文學“氣數已盡”。他們并不是沒有看見比較文學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反認為“過去的30年我們取得了巨大的進展”，[3]（P6）也看到了“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確有其繁榮的一面，數十個國家設有分會，相關的雜志、學術會議、研究生項目，以及各種學術組織的繁榮景象證明，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堅實的研究領域而存在”。[3]（P4）同時，他們也并沒有否認比較文學研究的價值、意義，而是認為比較文學“是一個有價值的領域”。他們否認的只是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的合法性。

如果避開這一切入點，任何批評都是無力的。對待比較文學，應該理性地反思它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學科存在。首先要說明的是，比較文學在中國從來都不是作為一個學科而存在的。那種認為比較文學在中國是作為一個學科存在的觀念，其實是對中國語言文學之下的二級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誤解，人們對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的合理性的追問，是假定在這種誤解成立的基礎上的。“一個學科能不能存在，關鍵是看它有沒有一個不同于同類其他學科的特殊品格，換言之，它必須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否則，它便沒有存在的理由。”[4]（P56）這可以說是我們對學科理解的共識。比較文學是否具有特定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呢？一般認為，它作為學科存在的學理依據，不是“比較”而是“跨越”，即它的特定研究對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學現象。這可以作為學科存在的理由嗎？在此，我們得分析一下我國的學科劃分。根據1997年國務院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文學分有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等四個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之下分有“文藝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等八個二級學科。而外國語言文學之下分有“英語語言文學”、“法語語言文學”等11個二級學科。我們可以看到，“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與“文藝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等并列的二級學科。如果我們將“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理解成為比較文學學科的話，比較文學就是與其他學科并列的二級學科。因為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學因素，所以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如果涉及到了跨越性的文學因素的話，其實就是僭越了學科界限，在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做的事情。但正如蘇源熙的報告所說：“‘文學研究中那些指向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跨學科課程的進步傾向本質上已經是比較性的了’，那些被認定為搞比較文學的人要加入上述潮流是很方便的。”[2]（P21）比如研究韓愈，怎么可能不研究他與佛教的關系呢？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必然要涉及到外來影響。研究英國文學，也不可能不涉及到與基督教的關系。如此一來，其他學科的相關人員、研究課題、研究成果等都應該歸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之中。這可能就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隊伍龐大、學術成果“令人矚目”的原因。

如果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是合法的，那就意味著，他們不歸順到“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之中，其研究就是不合法的。但到底是誰僭越誰呢？事實上是比較文學僭越了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在全球化時代和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的今天，研究一旦走向深入，任何學科都有可能“跨界”。比如研究中國的文體學，如果只是專注于中國文學中的文體演變與發展，而不關注它的外來因素以及它在其他國家的流傳與演變，更不在世界文學的文體中觀照的話，很難說這一研究是深入的。再比如研究《西游記》，如果不研究它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很難說這一研究是完整的。所以，跨越性本身就是各個學科隨著研究的深入而自然延伸，而不應該是什么獨立的學科。將比較文學視為學科存在，不僅限制了其他學科的發展與研究的深入，自身的合法性也會受到曠日持久的質疑，也會因其自身的悖論而尷尬。比如，既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是比較文學學科，而比較文學是研究跨越性文學因素的，為什么要與各“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等二級學科并列呢？這種具有跨越性的文學研究與它跨越的任何一邊都是并列的，這顯然不符合邏輯。還有，既然比較文學是個學科，為什么不叫比較文學，而要與“世界文學”連在一起？它們到底是一個學科還是兩個學科呢？兩者的關系是怎樣的呢？還有，為什么不放在外國語言文學之下呢？假如認可它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將其放在外國語言文學之下，與“英語語言文學”、“法語語言文學”等并列成為獨立的二級學科，是否合理呢？這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與同樣的質疑。由此可見，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從其研究對象看，既不合理，也沒有必要，因為它并沒有屬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對象，它的研究內容完全可以分解在其他學科之中，由其他學科來承擔。就像有論者說的：“如果這個題目非比較文學專業的學生也能寫出來的話，那何必要我們讀比較文學專業的學生來寫呢？既然我們來寫，那么，要么是這個題目明顯屬于比較文學范疇，要么這個題目的寫法為比較文學所獨有。”[5]（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