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哲學家尼采說：“肯定生命的最高藝術，即悲劇。”［1］他認為，悲劇源于現實生活，是對生命生存意義的一種揭示。個人生命及精神的價值往往由于現實條件的限制而無法實現，個人的抗爭只會釀成悲劇性的結局———現代悲劇就是以人的精神淪落來深刻地展示生存的悲劇性。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從魯迅的《狂人日記》開始，出現了一系列的“瘋子”形象，他們都用“非理性”的言行舉止與“理性”的現實世界對抗，通過肯定生命存在的價值，在逼仄的社會現實中為自我爭取生存空間，且都因為必然性的失敗而飽含豐富的悲劇美學價值。萊恩認為，瘋癲預示著分裂，“其經驗整體經由如下兩種主要的方式分裂為二：其一，他與周圍世界的關系出現了分裂；其二，他與自身的關系出現了分裂”［2］2。其實，這兩種因素并不能截然分開，瘋癲必然是其合力所導致。與周圍世界的分裂意味著自我與現有社會秩序規范及倫理道德的對立，個人被驅逐出群體之外，成為孤獨的禁閉者，主要由這一因素而致瘋的形象如《狂人日記》中的狂人、《長明燈》中的瘋子、《祝福》中的祥林嫂、《瘋婦》中的雙喜太娘和《林家鋪子》中的張寡婦等；與自身關系的分裂意味著作為“人”的自我的個性、價值、欲望、追求等無法得到肯定與滿足，個體生命與自我存在面臨威脅，主要由這一因素而瘋狂的形象如《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莎菲、《雷雨》中的繁漪、《原野》中的金子、《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白蒂和《財主的兒女們》中的蔣蔚祖等。“瘋子”或者因不合理的社會秩序和話語霸權而陷入真正病理學上的瘋狂，或者只是披著“瘋子”的外衣，實際上卻是有著超乎常人的智慧和認知能力的清醒者，他們用否定一切、破壞一切、反抗一切的“瘋言瘋語”喊出自我的聲音，爭奪話語權利———哪里有權威和話語權利的壓迫，哪里就會有反抗。“瘋子”們通過瘋狂舉動向既有社會規范宣戰，爭取和維護自我生存空間和個體生命價值，這種絕望與反抗、爭取與維護的行為體現出深刻的悲劇性美學內涵。

一、狂人：“吃人世界”的孤獨吶喊

魯迅的作品中塑造了較多的“瘋子”形象，如《狂人日記》中的狂人、《長明燈》中的瘋子、《祝福》中的祥林嫂和《孤獨者》中的魏連殳等。《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恐懼、多疑和有知覺障礙等癥候，屬于精神病學上的“被害妄想型”精神病。在狂人看來，迫害者想方設法要迫害他：趙貴翁、路人和小孩子睜著怪眼睛看他，議論他，嘲諷他，想“吃他的肉”；給他看病的何先生跨出門不遠就對大哥說：“趕緊吃吧”；他的大哥也成了合伙吃他的人中的一個———“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從滿本的歷史書上只看到“吃人”兩字。福柯認為“瘋癲”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抗，是“用一種至高無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動把自己的鄰人緊閉起來，用一種非瘋癲的冷酷語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認”的“共謀”［3］。可以看出，狂人處在一種被常人世界所孤立的禁閉處境，無法與周圍的人進行正常的溝通和交流。他與身邊的人有著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作為“正常人”的群眾總是表現出一致性的思想和行為，他們與作為“瘋子”的非正常人的“狂人”的思想、言論和行動格格不入，形成尖銳的對立。趙貴翁、古久先生、小孩子等對狂人的這種態度和行為，表現出冷漠、提防和嘲諷，并時刻準備著“吃他的肉”。這些人性中的陰暗面在小說中有多處表現，其內里正是幾千年來國民性中“麻木不仁”的精神特質，而其形成的社會歷史根源正是封建倫理和禮教中“吃人”的“仁義道德”。

魯迅塑造了狂人這一富有“意味”的典型形象，與《長明燈》中的“瘋子”一樣，表面瘋狂，實際上是一位封建專制文化的叛逆者，是在“庸眾”中保持清醒頭腦并與之進行斗爭的“獨異個人”。只是這一精神界的戰士“雖為民眾而戰斗，卻往往反而被他們所滅亡”［4］，其悲劇意蘊在狂人自身力量的弱小與世俗力量的強大的懸殊對比中得以顯現。對于狂人所置身的那個“無主名無意識殺人團”的生活環境和固有秩序，他是一種異質性存在，是現存秩序的破壞者、顛覆者和歷史文化的懷疑者、反叛者。然而世俗的力量在現實中形成一個話語的包圍圈，狂人處在這個包圍圈的漩渦之中———真正獨異的思想者的話語權被剝奪，喪失了話語的權利。狂人不得不以“瘋癲”的姿態從大眾的陣營中獨立出來，高聲吶喊以喚醒愚昧的民眾，只是人們對于他所做的努力和犧牲毫不在意，毫不理解。狂人在這種不被理解中體味著深深的孤獨———他終究是一個孤獨的戰士！狂人最后被治愈了，“赴某地候補矣”，身上已沒有了“瘋”的氣質。這意寓著先覺者最后被大眾同質化，狂人由一個清醒的“異端者”回歸到封建文化等級制度的“吃人”行列中。由“戰士”到“庸眾”，由“被吃”到“吃人”，狂人的這一結局不僅表現出常人世界吃人性無時無處不在的巨大力量，也表明狂人在與常人的對立沖突中必以失敗而告終的悲劇性。魯迅這一頗具反諷性和荒誕性的情節安排，加劇了小說的悲劇意蘊，同時也可以看作是他對20世紀即將展開的中國社會新的精神之旅面臨挫折與挑戰的悲劇性預言。

二、繁漪：“什么我都燒個干凈”的絕望與反抗

繁漪是曹禺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女性形象畫廊中一個富有獨創性的美學形象，她因不能讓周樸園滿意，而被周樸園稱為“瘋子”、“怪物”。但她憂郁、殘忍的外形下卻跳動一顆“交織著最殘酷的恨與最不忍的愛”的“暴風雨”一般的心［5］，有著摧毀一切的強大力量。這股力量的根源正是她要求沖破封建勢力對人性的壓抑和摧殘，追求自我與愛欲，爭取個性解放的強烈伸張。正因如此，她的反封建的舉動被周家這個處處滲透著封建氣息的專制家庭強行披上了“瘋狂”的外衣。孰不知，這瘋狂的外殼下卻有著繁漪最清醒的自我意識、最熱烈的愛欲伸張和最強大的原始生命沖動。在周家這個封建大家庭里，繁漪承受著雙重的打擊、失望、痛苦和悲劇。一方面是她從周樸園那里遭逢到的悲劇：一個要求擺脫封建壓迫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受到封建專制主義的精神折磨和壓迫。周樸園的封建家長的威嚴使她得不到一絲靈魂的喘息，即使生活在一個物質生活優越的家庭里，卻遭受著無處伸張的精神折磨，這對一個追求個人幸福自由的女性來說，其心靈上感受到的痛苦比一般人更為深楚。另一方面的悲劇來自周萍：追求個性自由愛欲的女性在愛情中被始亂終棄。繁漪是在封建專制主義的壓迫下才愛上周萍的，而周萍在封建專制的強大壓力下膽怯、退縮和逃避，最終選擇拋棄繁漪。周萍的愛情是繁漪在這個封建家庭里唯一生活下去的希望和精神寄托，然而周萍的始亂終棄將她的希望活生生剝除了。于是繁漪不顧一切“瘋狂”起來，發出“我希望我今天變成火山的口，熱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燒個干凈”的絕望嗷叫。“瘋癲用粗野不羈的言辭宣告了自身的意義；它通過自己的幻想說出自身的隱秘真理；它的呼喊表達了它的良心。”［3］繁漪正是在非人的處境下發出令人驚栗的野獸般的嚎叫，呼喊著個性解放和自我實現的“良心”。曹禺在《雷雨•序》中說：“她是一把犀利的刀，她愈愛的，她愈要劃著深深的創痕。”繁漪在經歷壓抑與反抗、希望與絕望、復仇與瘋狂的多重極端情感和悲劇性體驗下，如“火山”般爆發了，她以其巨大的生命強力和摧毀一切桎梏的勇氣充當了反封建的叛逆者和個性自由的守護者。曹禺指出：“她的可愛之處不在她的‘可愛’處，而在她的‘不可愛’處。”追求自我個性的要求和反叛封建道德的勇氣，就是她那“不可愛”的靈魂的核心。“悲劇給人產生悲哀的感覺，但同時給人產生力量的感覺。這種悲哀與力量的混成感覺,就是我們常常說的悲劇精神。它是人類特定情感、意志和行動的構成體。”［6］我們通過繁漪命運的悲劇和其在反抗悲劇命運所做出的努力中反觀女性的命運，看到的是要掙脫封建束縛的現代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不僅是繁漪叛逆精神的精髓，也是自五四以來回蕩在時代上空“個性解放”聲音的浩淼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