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的記載有正史與野史之分，正史多為史學家所修，官方所撰，它是據實而載，秉公而論，事出有因，典出有故，正史代表真實、權威、正規、完整、準確。野史多為民間所撰，對歷史的記述依據的是民間的傳聞、說辭，被貫之以野聞趣事，不為史學研究依憑。對史實的記載有直筆與曲筆之分，直筆即秉筆直書，記錄公正客觀，不含糊其辭，不偏袒掩飾，不為強權左右，曲筆則或為尊者諱或為己見囿，歷史的原貌被隱藏甚至篡改，如孔子的《魯國春秋》，即為尊者諱。無論正史還是野史，其特點是鳥瞰式敘說，著眼于整個事件、時代、背景、狀貌的全面記錄，咸有紕漏，抑或簡明概要不失完整，高屋建瓴，視界寬闊，可謂宏大敘說。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歷史，官方有官方的歷史，民間有民間的歷史，參與的多與寡、直接與間接，使歷史的呈現差異很大。所謂民間性敘說就是老百姓有老百姓對歷史的認知和講述的方式，與史相比，老百姓的講述顯得破碎零散，依據的是道聽途說，捕風捉影，其中摻雜了揣測、想象、情感、意愿、傾向，雖不能作為信史采用，但卻留存了歷史的鴻泥雁蹤，不完全是杜撰，可以說它是歷史的創造性講述，既有獨特的講述方式、承載方式，也有特殊的生存土壤。

一、解釋性歷史敘說

老百姓對歷史的敘說在很大程度上說不是一種嚴謹的治史態度，思維方式多為形象化思維，由果及因地推測說明事物的來歷，為事物的存在尋找理由。宜川一帶的黃河有一壯麗的景觀叫壺口瀑布，壺口名緣何而來，《禹治水，壺口始》以傳說的形式解釋了它的來歷。

公元前２３世紀左右的堯舜時代，是原始社會末期，可怕的洪水年代，北部中國成汪洋澤國，人類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堯命居住黃河中游（今陜北延川）的部落長鯀治水患，鯀竊息壤障水，被天帝殛殺于羽山（山東臨沂）。舜繼位后，水患依舊，令鯀的兒子禹繼續根治水患，禹以疏導為主，以障為輔，其啟示從何如來？《禹治水，壺口始》解釋了由來。禹外出考察水情，涂山女子女嬌求他搭救，族人被洪水滅絕，唯她逃生，她給禹唱了首古老歌謠：誰見了白狐貍，誰就可以做國王；誰娶了涂山的女兒，誰的家道就興旺。于是禹與女嬌結婚。一天大禹勘察水情回來，女嬌端茶給禹，禹捉壺倒水，茶葉把壺嘴堵得嚴嚴實實，倒不出，反把壺蓋沖開，水灑一桌，女嬌用手指從溢水中一劃，積水順劃口流走，用筷子捅捅壺嘴，茶水從壺嘴流出。大禹受到啟發：疏通壺嘴，引水歸槽，讓水流走。大禹沿晉陜峽谷漂流，在宜川山谷見一條青石山梁橫亙，擋住黃水去路，大禹決定效仿女嬌捅壺嘴，劃水道，于是率眾鑿青石梁，青山梁鑿開后，洪水咆哮而出跌入幾十米深的河槽，猶如水簾，遠遠望去就像收在巨大的壺里，后人就叫這兒為壺口，為紀念禹治水的功勞，把禹居住過的村莊叫禹居住，鑿開的龍門山谷叫禹門口。大禹治水的功績，民間代為傳頌，“禹治洪水，身被其勞，澤行野宿，過門不入”，“墮簪不顧”，“疏河決江，十年不窺其家，足無爪，脛無毛，遍苦之病，步不能過，名曰禹步”。人民建祠修廟，舉若神明。古詩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豐水東流，維禹之績”，“庵有下土，纘禹之緒”。陜北的“禹廟”、“禹居”、“禹院”，這些“禹跡”顯示了大禹存在的歷史真實性，人民以故事的形式歌頌了以禹為代表的先民的智慧和改造自然、戰勝自然的非凡勇氣，另一方面也解釋了壺口地名的來歷和壺口瀑布的形成。

《扶蘇之死》說秦始皇帶李斯、趙高、二兒子胡亥東巡，在河南沙丘一帶巡察，一老人捕獲了一個頭像馬、身如羊、腿似鹿的東西，進獻始皇，胡亥問這四不像是啥寶貝，李斯說馬，胡亥說看著像鹿，問父王，父王正身染重病不耐煩讓問趙高，趙高迎合丞相李斯說是馬不是鹿，胡亥說既然大家都說是馬那就是馬了，始皇聽了暗嘆這小子沒主見，怎能靠他繼承皇位，便寫了遺書，表彰大兒子扶蘇寬厚仁篤，鎮邊有功，極負眾望，立即詔回探望病情，繼承皇位。始皇寫下遺詔就病死，趙高想扶蘇被貶自己有直接責任，扶蘇與蒙恬領三十萬大軍鎮守邊關，屢建奇功，在軍民中負有盛望，依遺詔，扶蘇繼位，于己不利，就與李斯、趙高、胡亥密謀：始皇故世暫保密，揚言帶病回朝，再按始皇手跡寫一假遺詔，斥責扶蘇、蒙恬私自議和，乃叛國大罪，令他們自殺，將首級送回咸陽。扶蘇、蒙恬在綏德觀陣練兵，趙高一行來頒布圣旨，扶蘇接旨后泣不成聲，告訴蒙恬父王怪罪我們與匈奴談判議和，有失大秦尊嚴賜我們一死，言畢便要拔劍自刎，蒙恬勸阻說鎮邊媾和年前已報君王，未曾聽說不是，還表彰我們鎮守邊疆有功，今派趙高使者前來傳詔令，恐中有假。蒙恬察看后雖認為是始皇手跡，但仍要求將他和公子解回咸陽，見皇上后再死不遲。趙高大怒將蒙恬和扶蘇打入死牢，囚在綏德城月宮寺內，夜晚趙高又逼扶蘇自殺，扶蘇只好從命，出了寺，向綏德城南走去，來到蘆家灣，見疏屬山谷內，清水突涌聚集成泉，他在泉邊嗚咽，跳泉而死，山泉慟哭成聲，人們聽到嗚咽的泉水聲，就像聽到公子扶蘇含冤的飲泣聲，把這泉叫嗚咽泉。后世把所在山谷叫“殺子谷”，疏屬山頂現在也有扶蘇墓，墓碑刻有“秦太子扶蘇墓”，山崖上刻有許多挽詞，如唐朝詩人胡曾的《殺子谷詩》：舉國賢良盡垂淚，扶蘇屈死戍邊時，至今谷口泉嗚咽，猶似當年哭太子。明朝少卿曾璉在泉邊刻下“嗚咽泉”，字跡至今清晰。

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是一個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封建大帝國，王朝實行郡縣行政制，陜北屬上郡，與西邊的北地郡、北端的五原郡、東北的云中郡共為拱衛京師咸陽的屏障，地位重要。在王朝北部，匈奴鐵騎構成威脅，秦對上郡為中心的北部邊防極為重視，始皇帝五次出巡，其中三次蒞臨北邊。公元前２１５年“至碣石”，“巡北邊，從上郡入”（《史記•秦本紀》），這次巡察中秦始皇決定“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略河南地”，又使扶蘇監軍，蒙恬橫掃塞漠，匈奴逃至陰山之北，游牧于漠北，蒙恬與扶蘇“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筑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史記•匈奴列傳》），從此太子監上郡，上郡成為秦帝國北部邊防指揮中心。公元前２１０年夏，秦始皇巡游天下，輾轉至河北沙丘平臺，一病不起，隨行趙高勾結李斯密不發喪，矯詔立幼子胡亥，陷害太子扶蘇與握有兵權的蒙恬兄弟，扶蘇接詔不愿遷延，即刻自刎而死。蒙恬被囚于上郡陽周縣獄（今陜北子長縣曹家洼高柏山）。胡亥嗣位，下令誅滅蒙恬、蒙毅兄弟，蒙恬浩嘆“我何罪有之，無過死矣”，尋思后說：“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余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說完飲藥自盡。其所思之罪就是指修筑長城。為阻匈奴騎兵南下，蒙恬和扶蘇調集軍隊征發徭役，經數十萬勞力一年多修筑完成萬里長城的浩大工程，陜北及四邊人民，所受徭役繁重可想而知。但相傳蒙恬死后戍邊將士以戰袍撩土堆墳冢于今綏德城外大理河畔，墓前立清乾隆年間綏德知州提名墓碑：“秦蒙恬大將軍”，所在山溝人稱之為“將軍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