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學,顧名思義,是歷史與文學兩個不同學科的互相接緣與相互滲透,即運用文學藝術手段形象地表現(xiàn)歷史生活,讓讀者或觀眾在感受豐富的歷史知識的同時得到充分的藝術享受。歷史文學與現(xiàn)實題材的文學不同,它取材于一定的歷史故實,與歷史具有“異質(zhì)同構(gòu)”的聯(lián)系,是一種有限度的文學——必須體現(xiàn)一定的歷史質(zhì)感和實感。因此,對于歷史文學作品,在強調(diào)它的思想性的前提下強調(diào)真實性是十分必要的。從歷來論者在評論時較為一致的觀點看,關于歷史文學的真實性標準,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歷史的真實與歷史文學的真實。所謂歷史的真實,就是歷史的本來面目,如屬于歷史文學中的雜文、隨筆一類樣式。在這里,征引史料要精確,涉及的歷史人物、事件要經(jīng)得起歷史的檢驗。而屬于歷史文學中的小說、戲劇一類樣式,要遵守的是歷史文學的真實。所謂遵守歷史文學的真實,就是在不違反歷史的本質(zhì)真實(即不超越歷史的經(jīng)濟、政治、思想諸條件)的前提下根據(jù)文學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進行虛構(gòu),塑造出典型性格來。

誠然,歷史文學應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內(nèi)核,將歷史真實、歷史文學真實與藝術虛構(gòu)科學地結(jié)合起來,即在表現(xiàn)歷史本來面貌的基礎上進行合理地虛構(gòu),但不管怎樣虛構(gòu),歷史文學所寫的內(nèi)容不能違背歷史常理和歷史常識,更不能憑借主觀臆測寫一些在當時不可能有或張冠李戴的事。然而,我們不能不遺憾地看到,注重藝術而疏忽歷史、為了藝術而忘了歷史的現(xiàn)象在當今的歷史文學中不僅客觀存在,而且還屢見不鮮。這類情況比較復雜,表現(xiàn)形式也頗為多樣。有的是時代環(huán)境錯亂顛倒;有的是在古人身上賦予了現(xiàn)代人的思想、行為、語言;有的是對歷史上有定評的、盡人皆知的重大事件進行隨心所欲的改寫;有的“高明”的作者自知對歷史鉆研不夠、把握不準,就對應該描寫的時代風貌和生活環(huán)境一概回避,結(jié)果寫成的作品時代難辨,環(huán)境不明;也有的是細節(jié)描寫失真,忽視了對歷史面貌的真實描繪。凡此種種,在各種題材、各類作家中均有存在,甚至諸如唐敏那樣的成熟的中年女作家和功力高深的已故老作家田漢,也出現(xiàn)過失真的敗筆或創(chuàng)作的疵點。其中,關于吸煙的細節(jié)描寫就是一例。

據(jù)有關史料記載,煙草在明朝萬歷(公元1573-1620年)年間才陸續(xù)由國外傳入我國。其傳入的途徑大約有三種:一種是由葡萄牙人在明朝萬歷年間經(jīng)海路帶來,所以它得以首先在中國的福建等沿海地區(qū)種植。大約與此同時,煙草也由中國的商人和華僑從呂宋國(今菲律賓)販運入廣東一帶,這是第二種途徑。對此,明末名醫(yī)張介賓在《景岳全書•卷四十八》中記載道:“此物自古未聞也,近自我明萬歷時始出于閩、廣之間。自后,吳、楚間皆種植之矣。”[1]那時煙草的傳播可能要晚于李時珍撰寫的《本草綱目》,不然他不會在這部收錄了多種藥用植物的巨著里只字不提。明末的著名科學家方以智在所著《物理小識》卷九中,對煙草的來源和在我國傳播情況,亦作了較為翔實的考證。他在該書中也說煙草是明萬歷年間,由國外傳入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的,后又向北傳到長城一帶。與方以智同時代的姚旅在所著的《露書》中,則把煙草叫作“淡芭菰”。“淡芭菰”即“tobac-co”的音譯。該詞原系美洲阿瓦克族印第安人用以稱呼鼻吸卷煙的,以后為各種歐洲語言所借用。我國關于“煙”這一名稱是從日本傳來的,黎士宏《仁恕堂筆記》:“煙之名始于日本。”由于人們享用煙草的主要方式是將其點燃后吸其煙霧,故煙草之名迅速代替了“淡芭菰”之類的譯名。至于今天最普遍的機制紙卷煙,即所謂香煙,則是在清末光緒年間才從國外傳入的(據(jù)有的學者研究,首次傳入我國的時間是1890年)。第三種途徑是北路,即先由日本傳入朝鮮,又由朝鮮傳入我國的遼東,時間也是在明萬歷年間。朝鮮稱煙草為“南靈草”或“南草”。《李朝仁宗實錄》中說,“南靈草”雖號稱能治痰消食,但實際上損害健康,“久服者知其有害無利,欲罷而終不能焉,世稱妖草”。明朝末年,煙草在中國東北部的滿族、蒙古族等已經(jīng)比較流行。清人劉廷璣于《在園雜志》中寫道,煙草“關外人相傳本出高麗國(朝鮮)”。其實日本、菲律賓的煙草也并非土產(chǎn),而是由歐洲人的遠東海上貿(mào)易引進的。

由以上史實,我們可以斷言,宋朝根本就不可能有煙草,更遑論那時吸煙幾成風氣。但在唐敏同志創(chuàng)作的有關李清照的長篇歷史小說《紅瘦》一書中,卻數(shù)次寫到與煙草有關的事。如“老張蹲在李格非面前,抽著旱煙,悶了半天,說:‘李先生,我聽衙門的書記說,大學士蘇東坡大人真的犯了事,要殺頭啦,牘文都下來了,是這樣的吧?”再如“……清益(李清照的妹妹——引者注)從小筐子里拿出一個煙袋來,給父親看……李格非不禁喝彩道:‘好個繡工,你是從哪兒弄來的?’‘是清照姐姐繡的。她說要送給父親您的,是我借來做樣子的。我怎么也繡不好,就擱在這兒了”。

請看,當時不僅有了煙草,而且還有“旱煙”。既有“旱煙”,那當然也就有了“水煙”了?因為“旱煙”是相對于“水煙”而言的。另外,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在當時想必也會吸煙了?不然李清照何以要花那么多功夫莫名其妙地為父親繡上這樣一個腳踏火球的的煙袋呢?歷史小說是一定的歷史社會生活的反映,《紅瘦》當然也概莫能外。既然如此,那么通過這部小說,你就不僅可以看到在宋朝已有了煙草,而且好像朝野上下已有不少人學會了吸煙,似乎當時吸煙已形成了風氣。這能符合歷史事實嗎?長篇歷史小說《紅瘦》是如此,而被譽為“百年百種優(yōu)秀中國文學”之一的歷史話劇《關漢卿》也有類似問題。歷史話劇《關漢卿》是我國著名現(xiàn)代劇作家田漢先生“為紀念大戲劇家關漢卿而作,可稱為田漢戲劇壓卷之作,也是新中國劇壇上最優(yōu)秀的劇目之一”[2]。該劇中也有關于吸煙習尚的細節(jié),如:劉大爺:咳,去年大旱,今年水又太多了,回頭再淹一下,怎么過日子啊?周老漢:你總算城里還有爿小店,親家母又能干。劉大爺:她們在城里我總是提心吊膽的怕出事,還不是果然就出事了?周老漢:這年頭鄉(xiāng)下就不出事了?崔村胡老漢的大姑娘不是照樣給禿魯渾搶去了?劉大爺:可也是。城鄉(xiāng)都一樣,不知哪一年能過太平日子啊。

周老漢:(卸下鋤)真有點累不起了。在這里抽一袋煙再走吧,親家。劉大爺:(放下犁)好。歇一會兒吧。(他們用燧石擊火抽煙。)倘說宋朝沒有吸煙的習尚,那么元朝是不是就會有呢?若認為上述史料可靠的話,則元朝也是不可能有的。因為關漢卿大約生活在13世紀,離煙草陸續(xù)由域外傳入國內(nèi)的明萬歷年間,要相差三、四百年。然則田漢先生為什么要這樣寫呢?這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也許是田漢先生認為上述史料有誤,而他依據(jù)的則是其他史料?另一種情況,則可能恰如田漢先生1958年5月8日致郭沫若的信中所言,創(chuàng)作這一劇本時“為了趕六月下旬紀念關漢卿的任務”,“不能不寫得快”。大概由于時間緊迫,為了以此來排遣下層人物受壓迫受剝削的苦悶情懷就這樣寫上了,屬于誤筆。不過,這一誤筆與整個劇本創(chuàng)作的成功比起來,確實算不了什么大問題,是枝節(jié)問題。但即令是枝節(jié)問題,我們認為也不應該忽視。若被忽視了,就會多少也要影響到歷史文學的真實性,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