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婷 單位：山東工商學院大學外語教學部

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后成為文壇領袖、并領導古文運動取得完全勝利的主要文人。他是唐宋古文運動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學理論為散文的發展開拓了更為廣闊的領域，他的散文創作，體現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他不僅有過人之才，更有為人之高風亮節。他生活在社會矛盾尖銳，黨爭激烈，朝政反復無常的北宋中、后期，卻心懷經世濟民之志，耿直正派，仍然堅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卓然自立，表里如一，致使他既不見容于新黨，又不得志于舊黨，屢遭兩黨摧殘，一生沉浮不定，歷盡艱辛，其仕途坎坷波折之多，實為我國古代文人中所少有。蘇軾一生的悲劇，確實是一種時代的悲劇。蘇軾政治上的不幸，帶來了他文學之大幸；政治上的失敗，帶來了他文學上的成功。蘇軾不但在詩、詞、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書法、繪畫也是一代名家。他不但在文學理論方面有卓越的建樹，而且文學實踐方面也有豐富的創作實績。

一、技道兩進，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

蘇軾十分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反對形式主義文風，堅持由歐陽修開創的北宋古文運動的正確方向。他景仰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他也非常推崇歐陽修，譽為“今之韓愈”。認為文章要有益于濟世之用，“詩須要有為而作”（《題柳子厚詩》），不能為文而文，強調文章針砭時弊的價值。他大力肯定歐陽修所說的文章“必與道具”的話，認為“道可致而不可求”，“學以致其道”（《日喻》），強調從日積月累的學習和實踐中得道，而不主張把文章的內容只局限于對儒家經典的闡發上。在《總策序》中，他明確表示對漢、唐以來某些儒者只因襲圣人之言而不務實際的不滿：“自漢唐以來，世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為射策決科（應科舉）之學，其言雖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濫于詞章，不適于用。”（《清波雜志》）由此可見，蘇軾對道的理解更為靈活、通脫，也更加實用，而他自己為文，就能做到“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在文道關系上，蘇軾強調“文章以華采為末，而以體用為本”（《答喬舍人啟》），反對多空文而少實用，猛烈抨擊五代余風。在詩文革新運動中，蘇軾與歐陽修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

在文道關系上，劉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龍》），韓愈、柳宗元都強調“文以明道，文、道統一”，柳宗元特別重視文要“羽翼夫道”（《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即強調形式、藝術技巧要為“明道”服務。蘇軾繼承和發展了韓柳的這一觀點，但他更重視“文”，重視文章的文學性。他把作文章看做是不朽的事業，并為之傾注了畢生的精力。他不止一次地說“文章如精金美玉”（《答謝民師書》）“；文章如金玉珠貝”（《答劉沔書》），認為文章既是反映現實的工具，又是表達感情的手段。這就把“文”和“道”的關系講得更加透徹了，文要明道，但文和道并非一物，不可混同。只有理論，只有文章的充實內容并不等于有了好文章，還必須講究創作規律和技巧，否則就會出現“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文可于畫谷偃竹記》）的情況。在《答虔俞括奉議書》中，他說“：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于口與手。所謂文章，能達是而已。”在《答謝民師書》中，他又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乎？是之謂辭達。”這兩段話都說明文章應準確地反映客觀事物本身固有之道理，要準確地刻繪事物之形象，亦即應達物之理，求物之妙，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高度重視文章技巧。蘇軾把“能道意所欲言”（《達王庠書》）作為寫文章的最高境界，足見他對“文”給予了他的前輩們未曾有過的重視。既重視文章的社會功能，更重視文章的藝術特征，突出散文的形象性、文學性，自覺追求散文的文學色彩，這是蘇軾對古文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具有積極重大意義。

基于他對文章藝術特征的重視，所以他對古文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蘇軾一生的文學實踐是始終朝著這一目標努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書吳道子畫后》）這是辯證地概括認識藝術規律和發揮獨創性之關系。創新，不是隨心所欲；自由揮灑，不是信口開河，既要創新，又不唯務新奇，文理出于自然，姿態千變萬化。他要求作者必須有高超的駕馭語言的能力，強調言能盡意。在《答謝民師書》中，強調作家對于客觀事物不但要了然于心，更要了然于口與手，他認為“是之謂辭達”。據何蘧《春渚紀聞》載，蘇軾曾對劉景文說：“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講的都是作家駕馭語言的問題，要求作家能夠意之所至，筆亦隨之，把客觀事物、人們的思想感情準確地、恰如其分地用文字表達出來。“姿態橫生”主要是指文章的形象性、生動性。質木無文平淺呆滯，雖平易但無味。蘇軾在要求文章“文理自然”的同時，又要求“姿態橫生”，充分表明他高度重視文學作品形象性、生動性的特征的。為使文章能“姿態橫生”，蘇軾特別強調要“求物之妙”，要“隨物賦形”，注重神形兼備。深厚的思想和生活積累是產生優秀作品的基礎，而社會實踐又是產生創作沖動的基礎，所謂“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與中，而發于詠嘆”（《江行唱和集序》），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但這些都只產生好作品的必備條件，并不等于有了好的作品，要寫出生動感人的作品，“求物之妙”是非常重要的。所謂“求物之妙”，就是要求作者能準確地抓住描寫對象的神妙之處，捕捉住描寫對象最富特征性而又稍縱即逝的形象，并用真切的文字表達出來。文可與畫竹，“得成竹于胸中”，然后“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寫文章也如此。“得成竹于胸”是觀察生活，孕育形象的過程，“追其所見”則是刻畫描繪形象的過程。蘇軾把“求物之妙”比作“系風捕影”，是強調不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