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紅英 單位：江蘇技術師范學院

成立于1934年5月6日的臺灣文藝聯盟(以下簡稱文聯)是臺灣現代文學史上一次最為廣泛的全島性文藝聯盟,其活動時間雖然不到兩年,卻造成臺灣現代知識分子空前團結情緒高漲的盛況,其機關刊物《臺灣文藝》更成為臺灣現代文學史上臺灣人主辦的刊物中發刊時間最長、登場作家最多的文學刊物。臺灣現代文學大家王詩瑯認為:“這時期的作品已漸擺脫初期的暴露式的政治色彩,站在文學的立場去觀察,描寫漸多,所以都有藝術氣味。”因此稱贊道:“全部出了十五期,不但壽命長,幾乎網羅全臺的作家,在臺灣新文學建立輝煌的一頁,即以對于整個文化的影響而言,也是深且巨的。”[1]P152-153文藝聯盟在臺灣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眾所周知、毫無爭議的。但筆者在這里所要探討的是,它的幾番社會活動對開拓臺灣上世紀30年代的知識分子活動領域、傳達殖民地心聲以實現知識分子使命的重要文化政治意義。在這里,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為政治革命的先導,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種至關重要的權力和斗爭的場域,它既可以鞏固社會的控制,也使人們可以抵制與抗爭這種政治。文化政治的文化是對一種特殊身份———國家的、性別的、種族的、地域的———的肯定;是對“命運”、“自然”、和“社會現實”這些似乎預先存在的東西進行重組;不是反映現實的鏡子或建基于經濟政治的“副現象”,而是在建構我們對現實的感受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2]。從某種意義上說文聯開創了臺灣30年代在三大民族運動相繼偃旗息鼓后知識分子參與文藝、社會活動的一個重要的公共舞臺。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加以探討:文聯的結成情況及其主要文藝活動;1935年臺中地震災后救援活動與組織延請崔承喜來臺公演。

一、以文藝代政治———文聯的結成

1.文聯結成的社會背景

臺灣自割讓日本后,開始其由殖民宗主國日本所主導的被迫的現代化進程,其間滲透著被殖民的屈辱與悲哀。作為現代化之一環,日本殖民當局所開辦的現代教育體制,盡管充滿歧視,它所培養出來的現代知識分子在上世紀20年代初逐漸成熟,并在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日本大正時期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潮和威爾遜民族自決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展開轟轟烈烈的民族運動。1921年創立的臺灣文化協會通過舉辦各類文化講演會和講習會、創辦報社、改良普及文化藝術活動等一系列的活動啟發民智,宣揚民族文化,促進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的覺醒,在臺灣全島掀起一場波瀾壯闊的民族運動高潮。但由于民族運動路線方針的原則性分歧,文化協會內部形成了連溫卿代表的無產階級派(主張無產青年應占民族運動的主導地位)、蔣渭水所率領的受中國革命影響較多的一派(以農工為基礎的全民運動的路線)和林獻堂、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穩健派(將文化運動局限于文化的范疇),三者之間的對立逐漸明顯起來。1927年林獻堂等的退出標志臺灣文化協會正式分裂。分裂后的新文化協會采行了激進的斗爭方式,殖民當局全力取締,因而在新竹講演會事件和臺南墓地事件的打擊后,文協在1931年宣告解散。1927年成立的臺灣民眾黨,以確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的經濟組織及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為其綱領。其主要活動有抨擊總督專制統治和警察的橫暴、向國際聯盟控訴臺灣“卑劣的”鴉片政策、揭露所謂總督府評議會花瓶擺設意義、要求廢除封建保甲制、取消限制臺灣與大陸間往來的渡華旅券制度、反對所謂始政紀念日、舉辦大規模的講演會等,其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很快取得了臺灣大眾的廣泛支持。但蔣渭水以農工勢力為中心、聯合各階級的全民政黨,即所謂“大眾政黨”的建黨思想,同蔡培火、林獻堂等以輿論的力量來逼迫總督府放松專制統治,著重于啟發民智,最終實現殖民地自治,斗爭的手段以合法性為原則之一派之間產生矛盾。

在蔣渭水一派實際掌握民眾黨主導地位,“左傾”色彩日漸濃厚的情況下,林獻堂等人醞釀脫離民眾黨,并于1930年8月17日組建臺灣地方自治聯盟。1931年2月18日,日本殖民者宣布取締民眾黨,理由是:第一,民眾黨隨著穩健分子的退出已為左派所把持,故不得不予嚴正處分;第二,民眾黨的目的,在于反對總督政治、宣傳階級斗爭,妨害日臺融合,違背本島統治大方針,斷難容許[3]P185。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綱領的核心內容是確立臺灣地方自治。在臺灣島內設立支部,進行巡回政談講演會,舉辦地方自治改革促進運動,推出臺灣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案,懇請太田總督實施諸如義務教育、改編教科書、重組公眾團體政策等等。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叩頭請愿的自治運動,在“九•一八”事變后,隨著島內政治環境的惡化,在法西斯分子日益猖獗,軍部勢力急劇膨脹的背景下,島內一切有礙日本殖民統治及同化方針的組織和政治活動均遭殖民者橫加鎮壓,就連溫和穩健派的代表人物林獻堂也因祖國事件遭法西斯浪人的毆打,以至于臺灣島內“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般知識分子惶惶不可終日”[4]P448。1934年9月臺灣總督向林獻堂等下令,停止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也逐漸無所作為,趨于瓦解。自此,臺灣在20年代所形成的社會運動的黃金時期成為過去。

此時,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在繼“九•一八”侵占我國東北后積極為全面侵華作準備,對內強力鎮壓左翼組織,臺灣社會運動因此幾陷窒息狀態,島內情緒一片低靡。民族運動所擔負的啟蒙大眾、喚醒民族意識、批判殖民統治等使命,使其成功開拓出一片政治公共領域來,遭到鎮壓瓦解后,公共領域自然開始萎縮。對這一危機,臺灣文藝聯盟的發起人如張深切和賴明弘都有深刻清醒的認識。前者在自己的自傳中這樣寫到:“民國二十三年,賴明弘和幾位朋友勸我組織一個文藝團體來代替政治活動。我看左翼組織已經被摧毀,自治聯盟也陷于生死浮沉的田地,生怕臺灣民眾意氣消沉,不得不決意承擔這個帶有政治性的文藝運動。”[5]P609后者也深有同感:“回憶當時臺灣的客觀情形,有著使臺灣文學運動發生的各種因素存在,蓋當時反對異民族統治的政治運動受了最嚴重的威脅和打擊,……趨入地下活動,表面上看來,進步的臺灣政治運動被摧殘,被壓迫得零落無聲,呈現著一片蕭條景象,這使臺灣知識分子必然的要找一出路,自由主義思潮的澎湃是控制不住的,由于這客觀情勢的要求,臺灣的知識分子自然而然的對建立新文學這一條路認真的做起來,大家并且認為有組織文學團體的必要,所以才很快的就能成立臺灣文藝聯盟。在那時的臺灣,看上去有如文學運動替代了政治運動之概,所以當時的臺灣文化與政治界受文學運動的影響,是非常深刻而重大的。”[6]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文聯的發起一開始就具有了強烈的政治色彩,其目的是為臺灣知識分子保住一塊公共領域,以文藝之名行政治活動之實。而在哈貝馬斯那里,文學自能成為一種公共領域,政治公共領域就是從文學公共領域中發展而來的。“通過閱讀小說,也培養了公眾;而公眾在早期咖啡館、沙龍、宴會等機制中已經出現了很長時間,報刊雜志及其職業批評等中介機制使公眾緊緊團結在一起。他們組成了以文學討論為主的公共領域,通過文學討論,源自私人領域的主體性對自身有了清楚的認識。”[7]P32因此文聯是對20年代臺灣民族運動涵養啟蒙大眾、實現文化抵抗的光榮傳統的延續與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