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倪斌 吳言林 單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以往公共治理模式的研究，大都以國家、社會以及民間三者之間的權力的劃分與平衡為主要研究對象。即使考慮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的因素，依然是在這個研究的基本范疇中展開的。在最近的文獻中，如婁成武、張建偉［1］認為，當代地方政府角色與職能已發生了很大轉變，正逐漸由地方政府概念轉向地方治理概念。地方治理模式也正經歷由傳統官僚體制向新興的市場模式與政策網絡治理機制的轉變。李文星、鄭海明［2］從目前我國行政溝通存在的問題及現實需求出發，在治理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地方政府與公眾互動式溝通的概念，并從轉變觀念、變革體制、拓寬渠道、完善法制等四個緯度探討了我國地方政府與公眾之間互動式溝通機制的構建，以及地方治理在現代社會多中心治理結構中的關系。這種研究，從學術的角度觀察，也沒有作出更加明確或者是更加有新意的理論思路。中國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要用一種新的思維，在更加寬廣的學術視野下展開。基于此，本文將用歷史與經濟研究的基本方法，從歷史上中國基本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演化關系來考察中國公共治理模式。

一、基本的理論分析

通常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認為，國家、社會以及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三個要素，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運行大致成為了公共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范疇。但是，向更深的層次觀察，是什么決定了這三個變量之間的關系與運行框架?就如經濟學的研究中，企業的運行以及資源配置構成了微觀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內容，而什么要素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也許更為重要。近代人類歷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經歷過一次大的轉變。13世紀以來，發端于威尼斯的資本主義運動，使西方國家以及日本等紛紛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背景下，這些國家的基本經濟運行制度、社會制度，國家、社會以及公民個人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基本的公共治理模式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中國的發展特別是公共治理模式的轉變卻呈現出與西方社會迥異的情況。中國公共治理模式轉變的特征何在?是什么導致了這種現象的出現?回歸歷史的研究，重新考察中國歷史上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農業制度的變化與國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演化就能管窺一二。

中國歷史上農業制度變革影響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在中國，傳統經濟沒有演化成現發表達的工商業經濟，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這是由于農業經濟發展沒有突破以下三個因素:1．資金的廣泛流通，剩余資本透過私人貸款方式，彼此往來。2．經理人才不顧人生關系的雇用，因而企業的擴大超過本人耳目所能監視之程度。3．技術上支持因素通盤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師事務以及保險義務等，因此各企業活動范圍超過本身之能及。［3］(P31)這三個條件背后的實質因素是政府職能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轉變。如果政府沒有推動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三個條件的突破，政府本身的公共治理模式就不會在合適的條件下實現轉型。中國歷史上基本的經濟制度源于農業的發展，農業制度的發展又決定了相當時期中國基本經濟結構與社會制度。農業經濟的發展受制于自然地理條件。在中國北方，黃河中游由北至南將黃土地區割成兩半，其縱長500英里。由于黃河的流水中夾帶著大量的泥沙，河床淤塞，引起堤防潰決泛濫，造成中國北方區域財產與生命的損失，因此，治理黃河成為了歷史上中國農業經濟發展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制約條件。但是，受到科學技術發展條件的限制，黃河的治理只能通過中央政府動員全國之力進行，這為歷史上中央權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同時，北方農業文明的發展一直受到來自長城外少數游牧民族的侵擾。為了保護農業文明的發展成果，也要求國家政權集中權力，動用全國之力來抵御北方威脅。特定的地理、水利條件與地緣關系的交匯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土地制度與公共管理模式的變化，即在強大的中央集權下，國家權力的擴大，民間社會的相對不發育;土地制度的分散格局，國家直接對大量分散農民的直接征稅。由于沒有形成社會的中間土地與中介組織，民間的產權界定以及其他相關條件難以形成，因此就不可能造成黃仁宇所說的進入資本主義與現代公共治理制度所需要的三個條件。中國歷史上土地制度與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是相互交融的，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直接影響到中國土地制度的變革與傳統社會的發展。

中國土地制度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井田制。根據錢穆《國史新論》［4］所言，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劃出部分可耕地，平均分配給農民，按年齡受田還田，按照井田制度的標準理論，每家受田百畝，此所謂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畝;每戶享受百畝私田收益，公田百畝收益歸“公家”所有，大概相當于向農民征收收獲的九分之一。這對中國后代的土地以及政治制度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帶有一定平均主義色彩的土地分配思想。戰國后，中央集權制度形成，政府直接向農民征稅，又強化了這種土地制度以及社會經濟制度，直接影響了中國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之形成。

二、基本經濟制度、農業制度安排對公共治理模式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制度大致到明朝洪武年間基本定型。中間經過漢、唐、宋、明①，雖有很大變化，但是中國春秋時代的井田制度的平均主義思想一定程度上依然在延續，并且深刻影響到土地制度的變遷。漢以后，土地私有化以及中央集權制度基本確立，中央政府直接對分散的農民征稅，分散的農民土地基本可以保證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因此，政治、經濟管制并不需要太多的技術支持，中央政府也有能力去維持這種分散的土地制度結構。隨著歷史的演化，行政力量對于這種特殊土地制度的安排得到不斷加強，但是，私有產權下土地的自由流轉內在地推動著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出現與擴大，削弱了政府的稅收基礎，危及政府的財政能力與運營能力。①

這種行政力量與經濟動力的相互制約構成了中國土地制度變遷的主要脈絡，也導致了傳統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與強化。在漢代，全國土地按照比較平均數劃分給農民，這樣，就形成了無數的自然納稅主體，中央政府對農民直接征稅，由于稅基廣泛，政府對農民征收較輕的賦稅。根據荀悅《前漢記》的記載，漢代前期中央政府的法定稅率是十五稅一。但是，土地的自由買賣、流轉使得土地持續集中于若干大的地產者手中，國家的稅收持續減少。中央政府為了維持稅收的基礎，必然會抑制土地的兼并，以繼續維護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農制度。持續的歷史累計形成了傳統的治理模式，即中央集權下，官僚集團對無數分散的小自耕農的公共的治理。唐代實行租、庸、調與兩稅制。租庸調是指唐代田賦制度，“租”是指農民在其授田期間對國家負擔的租額;“庸”是指人民對國家的義務勞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調”是各地人民給中央的土產貢獻。這是一種經濟平均主義理想的賦稅制度。由于會計、賬簿以及中間服務制度的缺失，隨著人口變動，戶口登記制度逐漸錯亂，此種制度的維持需要高昂的成本，兩稅制的產生就是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變化導致的結果。兩稅制下，一年分夏秋兩次收稅，收稅以現居住地與現有土地為標準，同時改以實物征稅為貨幣征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