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德 孫越 單位：南京大學

丹尼爾•A•科爾曼是美國綠黨運動北卡羅來納分部的創立者、全美綠黨綱領的制定者之一，《多棱鏡》報紙創辦人。科爾曼在其所著《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中，以犀利的眼光、嚴謹的邏輯和翔實的材料批判了“淺綠色”環境觀，并主張以“深綠色”環境觀取而代之。

一、“淺綠色”環境觀：西方社會的遁詞

淺綠色環境觀往往只看到表面的和直接的原因，把環境問題歸因于第三世界的人口膨脹、對技術發明和運用的失控以及消費者對商品的消費無度等等。科爾曼對此持保留態度，并逐一給予了批判。

1.“人口爆炸”：西方社會規避責任的“逃遁之路”。把環境問題歸罪于不發達國家的人口膨脹，持這種主張的在環境思想界大有人在。如羅馬俱樂部總裁奧里雷奧•佩切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費德里科•馬約爾、以“共用地的悲劇”和“救生艇倫理”而聞名的美國生物學家哈丁，等等。科爾曼揭示了“人口膨脹說”的虛偽性、表象性和歷史虛無主義，指出了發達國家人口的高消費及其對不發達國家的經濟侵略，才是誘發生態危機的深層原因。他以一系列科學的和歷史的事實為例說明了這一點。例如，破壞臭氧的氯氟?N正是從工業化國家的空調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生產和各種噴霧劑中釋放出來的，國際金融機構向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尼西亞）提供化學依賴性農業的鼓勵性貸款嚴重污染了當地的水土，歐美國家的工業垃圾和夕陽工業大規模地向第三世界國家輸出與轉移，等等。“快速增長的人口經常被列為環境破壞的頭號原因，這一看法無視一個事實，即大量的環境破壞，尤其是大氣污染和與有毒廢料的產生，實際上是由人口穩定的工業國造成的”[1]。科爾曼進一步指出，“人口膨脹說”的實質不過是為工業化國家的文化沙文主義尋求辯護：《人口爆炸》的作者保羅•埃里希為什么只描述新德里擁擠的街道，而不描寫人種混雜的曼哈頓呢？美國《經濟學家》雜志為什么將環境污染的配發照片聚焦在面帶菜色、臉色饑荒的第三世界兒童，而不是倫敦大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呢？其實，這兩個不同問題的答案都是共同的，即意在為西方社會規避國內及全球環境責任找尋“逃遁之路”。因此，如果說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長加劇了環境惡化，那么，解決的辦法是，且只能是，“提高世界底層階級的經濟自足水平并增強其政治自主能力”[2]。

2.技術的背后：對“短期利潤最大化”的貪婪。針對環境問題的緣起，不少人把目光鎖定在技術本身而不是對技術進行運用的主體上。例如，美國女作家卡遜就把“寂靜的春天”歸因于農民運用的化肥和農藥DDT，卡普拉的《轉折點》認為科學技術嚴重地打亂了甚至正在毀滅著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體系，巴里•康芒納的《封閉的循環》把核污染、化肥、殺蟲劑、洗滌劑、塑料、合成纖維、啤酒等技術載體看成是“吞噬著美國環境危機的主要原因”，等等。針對這種對技術本身的無端指控，科爾曼考察了工業化以前古希臘人的“多元工藝”（深深地扎根于社群文化和倫理感受中的技術），以及聲名狼藉的美國汽車和石油業的發跡史，從中得出結論：技術只是一把“雙刃劍”，其本身無所謂“好”或“壞”；在技術破壞環境的背后，隱藏著的是資本對利潤的片面追求。“資本主義的天生法則就是使經濟活動突破社群的既有藩籬，不斷求得增長，它的興起自然解放了科技力量，使科技服務于日益擴張的經濟。原先被視為罪惡的唯利是圖成了頭號的追逐目標，技術創新再不是置于護生的倫理框架之中審慎操作，而是一切唯提高生產工具的效率是從，自己變成了一個目的”[3]。科爾曼進一步指出，“技術失控說”忽視了駕馭技術發展的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尤其是經濟結構，割裂了技術與社會意識形態的有機聯系。“技術的選擇不是在孤立狀態中進行的，它們受制于形成主導世界觀的文化與社會制度”[4]。因此，如果我們僅僅依靠技術本身的倫理或價值轉向來拯救這個流血不止的地球，就無異于“僅僅貼貼止血膠布”，充其量不過是“以簡單的辦法去解決無邊的問題”的烏托邦主義。要使異化了的技術發生再異化，就必須對其背后的牽引之手———唯利是圖的價值觀———來一次徹底的“手術”，因為“對技術進行綜合改造并不能求助于技術本身，相反，它需要重新構建一套視野寬廣、重視生命的社會價值觀。只有在這樣的價值觀念之上，生態可續的技術發展才會有堅實的支撐”[5]。

3.消費者的“選擇”：身不由己的“虛假消費”。把環境破壞視為消費者對自身消費行為“選擇”的結果，這種觀點在西方環境思潮中屢見不鮮。例如，在《改造社會》中，默里•布克欽就把消費者的橫流物欲視為對制造污染的大公司的支撐；在《綠色生活方式手冊》和《治愈地球病患的1001種方法》中，杰里米•里夫金則是把消費者看作環境破壞的主體，并以此為預設而展開其“節約”理論的。科爾曼認為，將生態惡化歸咎于消費者的行為“選擇”，本質上不過是“經驗主義的感覺直觀”。事實上，消費者的消費本身并不是自由或自主的。例如，消費者只能購買到統一以塑料而非玻璃容器包裝的牛奶、化學合成的而非生物降解的洗滌產品、服用激素和抗菌素長成的而非自然喂養的豬肉、依靠化學肥料而非有機肥生長的農作物產品，等等。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消費者的選擇說到底不過是公司的選擇。因為工業產品的均一化、模式化、齊一化和標準化使得消費者毫無任何選擇性的自由。與其說消費者在選擇商品，還不如說公司在選擇利潤。事實上，消費者也和環境一樣，都只是工業資本一味追求利潤的受害者。“要對環境危機做出有效的回應，就必須問清，是哪個環節的決策釀成了污染。答案很清楚，此類決策多由產業界和政府做出。在許多情況下，留給消費者的選擇空間不過是在同樣危害環境的諸種方案中做出選擇而已”[6]。因此，將環境污染的罪名強扣在消費者的頭上，其用心同樣是在為工業資本家的破壞環境開脫罪責，其邏輯進路是：我們每個人都是與生俱來的消費者，因此，我們每個人作為消費者都同等程度地參與了生態破壞，也就都同等程度地負有相應的責任；由于“法不責眾”在全球社會的普遍有效性，人人有錯就等于沒有任何具體的機構或個人來承擔責任，因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就溜之大吉了。